唐代是一个国力强盛、经济繁荣、艺术向多元化、多层次化发展创新的封建帝国，在文化艺术方面是古今中外的空前大交流、大融合。
其中，书法里狂草的成就，是唐代书法高峰的一个重要的表现，作为唐代的草书代表，在继承“二王”的基础上融合贯通，“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写出了“唐代之音”的雄浑放纵之态。
书法这门艺术，在当时既是最普及的，也是那个时代最鼎盛的艺术，由于大胆革新创造草书艺术，因而出现了无可再现的高峰，今人只是依样画葫芦而已，形在而神不再有。
作为草书的代表人物就是张旭。
他非常喜欢喝酒，据《旧唐书》的记载，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时称张颠。这也充分说明了他对艺术爱好狂热度。他以草书著名，历史上对他的名头甚多。在书法上，与怀素齐名，唐文宗曾下诏，以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饮酒上，与李白、贺知章等人共列饮中八仙之一；在艺术上，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号称“吴中四士”。
张旭的书法，始化于张芝、二王一路，以草书成就最高。史称“草圣”。他自己以继承“二王”传统为自豪，字字有法，另一方面又效法张芝草书之艺，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来，其状惊世骇俗。连楷书大家颜真卿也曾数度辞官向他请教笔法。
张旭写字如同喝酒，达到如痴如醉的地步。
相传在河南邺县时爱看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并因此而得草书之神。
唐代公孙大娘的剑舞在当时是相当出名的。他正在赶路，突然看见路边有一群人在围观，很是热闹，于是走上前一看，原来是公孙大娘在表演剑舞。公孙大娘身法轻盈敏捷，舞姿矫健，双剑上下飞舞，忽隐忽现。优美的姿态，飘逸的衣摆，让张旭有一种完全融入剑中的感觉，他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公孙大娘的剑上，一进一退，一招一式都看得极其仔细，
舞剑结束，张旭仍沉浸其中，久久才回过神来。突然他像是悟到了什么，兴奋不已。回到家后，张旭马上练习书法。他仿佛将自己手中的笔幻化成公孙大娘的剑，时旋时转，时而如猛虎下山，时而如蛟龙出水，变化莫测，纸上随着笔墨出现龙飞凤舞，神采飞扬的一个个字。从此，张旭的书法大有进步。
后来他在一次宴席上就说：“在邺县，本人有幸见过公孙大娘的优美绝妙的舞姿，每次观看，常常为之动容且浮想联翩：她将左手挥舞过去，立即触到了这个姿势像什么字；她间或的跳跃旋转，觉得像草书中笔锋的‘使转’；而整个的姿态音容，又给了草书结构的启发”。
张旭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他把满腔情感倾注在点画之间，旁若无人，如醉如痴，如癫如狂。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赞之：“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这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对艺术的执着的真实写照。难怪后人论及唐人书法，对欧、虞、褚、颜、柳、素等均有褒贬，唯对张旭无不赞叹不已，这是艺术史上绝无仅有的。张旭的草书看起来很颠狂，但章法却是相当规范的，细观察其书体绝无不规则的涂抹，很多细微的笔画、字间过渡，都交代得清清楚楚，绝无矫揉造作之感。
所以他的用心观察和细心揣摩才让他有这么高的艺术成就！
张旭的草书是在激越情感牵动下促使节奏加快，似金蛇狂舞，又如虎踞龙盘，表现一泻千里之势。由于在线条的动荡和质感上加入了盛唐的艺术气息，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狂放的草书风格。张旭的《草书心经》最早见于《碑刻跋萃》，其《唐草心经》碑目下写明张旭，此前碑林中有明成化年间知府孙仁从百塔寺移来的《草书心经》，《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对这两种草书“心经”都录，其“心经、肚痛帖、千文断碑”条下注“均张旭草书，无年月”，并称“右三石均在西安碑林”。
张旭的《草书心经》《古诗四帖》虽属狂草作品，但它严格遵守了传统成法，从笔法到字法都与魏晋正统的草书一脉相承。而且从风格上它狂而不野、狂而不怪，坚持正中求变，从而创造出了自身艺术上以正大气象为特征的崇高品质。
对于书法有着深入实践经验的人都知道，坚持风格上的正大气象，同时还能写出作品的味道来是最难的，写歪一点、写怪一点，写出些趣味则要浓易得多。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走正路、走大路，坚持正大气他的作品才更加被人们所看重。在历代草书碑帖中，《古诗四帖》是高难的，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其技法的高超，另一方面也源于其坚持的正大气象。
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说：“张旭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极重要的人物。他创造的狂草向自由表现方向发展的一个极限，若更自由，文字将不可辨读，书法也就成了抽象点泼的绘画了。”
杜甫入蜀后，见张旭的遗墨，万分伤感，在杜甫草堂，他写了一首《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诗中曰：
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
及兹烦见示，满目一凄恻。
如今，有谁可得他的笔意？都鬼画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