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唐代楷书,会发现在他的楷书作品中已然没有唐楷的顿挫用笔,转折处也多以折笔为主,简化了唐代楷书严谨复杂的用笔。这个时期赵孟頫的两篇大字楷书,同样也可以看出他的审美追求的改变和笔法运用的改变带来的结字和面貌的一新。《湖州妙严寺记》与《昆山淮云院记》为前后年所作,书风相近,更能反映这个时期赵孟頫书风的变化,以及所反映出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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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曾补唐人临王羲之《汉时讲堂帖》《瞻近帖》,虽尽力敛其华美而效古劲,但与唐人笔意的质朴沉重相较, 其雍容精致与纯熟仍不可掩饰。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时代压制,不能高古吧。张雨跋称赵书“然风气自可相较”;翁方纲亦云“自有追想右军神致者”。他们都认识到“古质而今妍”造成的唐人书与赵书的区别。所以,赵孟頫尽管号召师法晋唐并身体力行,写出来的却仍是有自己的鲜明艺术风格和时代特征的“赵体”。与他自己及所追求的晋人和唐人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虞集的评价是最符合事实的:“自吴兴赵公子昂出,学书者始知以晋名书。然吾父执姚先生曰:此吴兴也,而谓之晋可乎!此言盖深得之。”

元末明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晚年则稍入李北海耳”。这是赵孟頫书出李邕最早的解释,在赵孟頫以后的历代书家对赵孟頫和李北海的关系均以此为准,达成共识。但是赵氏此生从未有谈到自己对李邕的研究的记载。“最可靠的一处在于周密在《烟云过眼录》中提到赵孟頫藏有李邕《多热要葛粉帖》,此条目或可作为赵孟頫受李邕影响的最直接证据。”。后从明代开始被大量提及,这十分令人疑惑,疑惑赵孟頫对李邕真正的观点和看法。论及赵书出北海,王世贞的观点较为妥当:“若赵承旨则各体俱有师承,不必己撰,评者有奴书之消,则太过。然直接右军,吾未之敢信也。小楷法《黄庭》、《洛神》,于精工之内,时有俗笔。碑刻出李北海,北海虽挑而劲,承旨稍厚而软,惟于行书极得二王笔意,然中间逗漏处不少,不堪并观。承旨可谓宋人上,比之唐人尚隔一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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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碑版师法李邕的表现,我们前文已经将他的《玄妙观重修三门记》和李北海的《麓山寺碑》进行了清晰的比较和详细的说明。赵孟頫希望重整晋唐余韵,他清楚的看到南宋书坛学时风,流行尚“意”之风,而忽略了北宋书家所说的“意”是以魏晋法度为根基的,不是随意而来,从而针对南宋末年书坛以本朝书家为法的风气和委靡之气,提出并完善书宗晋唐的书学道路。他将笔法置于书法最核心的位置,也就是他所理解的“古法”,它既不是唐法,也并非宋意。

赵孟頫纯粹的专心技法笔法,刻意着力于笔法,伴随着技法的纯熟,但作品却缺少其抒情性,我想以赵孟頫学贯古今,涉猎甚广他必然会清楚自身存在的问题,虽然形成了中和平正的典雅风格,但过之就会平淡无奇,毫无情感,这个问题于碑版之上暴露的尤为明显。碑版书法本就有很严格的限制,故而赵孟頫在书写碑版时必然要考虑其功能性,碑版书法的基调是中正典雅的,他就不得不做出调整,不能如写“兰亭”般小巧灵动,就需要与北海结合。

如明杨士奇《东里续集》评价的那样:“北海书矩度森严,筋骨雄健,沉着飞动,引笔有千钧之力,故可宝也。”可知李邕用笔的特色,赵孟頫所书碑版弱化了中唐以后楷书过度顿挫提按的特点,形成了有别于唐碑特征的个人面貌,而赵孟頫基本上是依照唐法度而行,用笔过于纯熟,同时加快了书写速度,容易有流滑之病,缺乏碑版生涩之感。李邕之行书字的结体是以欹求正,肆意奇崛之势突出。而赵孟頫的行楷书基本上是以平正示人,体势安稳、祥和,其书结体略取横式,已不如北海灵动多变,略显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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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们在第二章对于赵孟頫书《玄妙观重修三门记》和李邕《麓山寺碑》的比较,“未”字,李的写法将竖画向右侧倾斜,使得字势随之改变,后将右点加重,又将字势调整回来,且竖画加长,使字的整体是呈一个上下的字势,而赵的处理将字规矩在一个扁扁的方形之内,相比之下就显得平淡了;“所”字李邕的写法左边部分,左重右轻呈向右上之势,右边部分向左倾斜以平衡右势;“厥”字赵字的写法就具有他一贯的风格,字的最底端几乎都在一条直上,“深”、“功”、“吴”、“经”等等都是如此,反观《麓山寺碑》“厥”字“广”部内部,左重右轻,收笔时捺画故意写的较短,与左边部分形成与“广”字横画一样的势,上下呼应,整体和谐统一却又灵活多变,在整体上又与其他字相呼应,呈现险中有隐,峭中有平之感。

在唐代行草书领域来说一个别开新境人物——颜真卿,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最能代表唐代书风的大家而被后世认知,不仅在于他继承魏晋笔法,在古法与新意之间找到了平衡。从技法来看,例如他的《祭侄文稿》与《争座位稿》。《争座位帖》为刻帖,它本来是最易被平面化的一种就像《淳化阁帖》的刻帖与墨拓,必然导致线条线质平推平拖,但奇怪的是,从它的墨拓中空的线条外形中,我们仍然看到相当程度的古法,如同我们在《平复帖》、《楼兰残纸》中看到的绞转、之法,而《祭侄文稿》就更不用说了。

这是颜真卿对“晋帖古法”有深刻的认识与一流的把握的基础上,故意强化为之。而刻帖墨拓者于此也心领神会,故刻意保留这一“古法”的任何蛛丝马迹,使它在众多刻帖墨拓的平面化氛围中鹤立鸡群。但无论如何颜真卿所继承下来的才是魏晋笔法的本来面貌。而在精神层面,颜真卿的书法不仅是其艺术才华的体现,更是其人格与思想的高度契合。反观赵孟頫,其虽对鲁公关注颇多,但仅仅在楷书的结构上有所形似,未把握其精神内在,也未对颜真卿于魏晋气度的继承有所启发。

总而言之,赵孟頫书宗晋唐的缺失问题由来已久,从观念与做法两个方面来看其疏漏,一是由于他家学思维和个人审美的影响,和顺应时代思潮对他观念影响上带来的偏失,二是他在取法晋唐时有意与无意的选择,既有自主性也包含着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