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与肉的光明之书

对于绘画的思考,有一个禅宗式的觉悟,最近突然来临到我:就形式而言,架上绘画的秘密,其实就是面对空白的画框,就是征服这个画框本身,画框本身并非形式(form),而是一个先在地构架(),有待克服,或者,就是画这个画框本身,在其边缘处抹去边界(out-line);就颜料等等而言,就是面对并非颜色的黑白,如同传统中国水墨绘画并非去画黑白,而是画出空白无形与有形边缘之间的张力(tension),在西方则是画出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张力,就是感觉的张力而已,绘画的指向(in-tension-ality)仅仅是展现这个张力空间(spacing)。这是对架上绘画两个最为基本要素的还原简化。

就画框而言,画家其实并不是要画任何的对象(object),任何的形象(image)都会落入佛教所言的名相遮蔽之中,因此就有了现代绘画的基本气质:抽象(ab-stract),但是,中国式的抽象并不一定是西方那般来自于几何形的抽离,可以就是书写性,中国的草书难道不抽象?因此带入草书式的书写,而且以此书写方式打开画面,草写的样式仅仅是事物的轮廓(outline),或者就是任画框或者画布本身展现,并不刻意去修饰这个画面,然后就在这个暴露出画笔粗糙肌理的画布上涂写出一个框,这个框并不一定就是完整的,画布上的画框旁边还可以书写出一些文字,书写仅仅是借用画框的外在形式而已,画框上的形象没有完整的,仅仅是对空白画框的某种回应:或者是空白对应空白,或者是局部打破局部,局部打破整体,或者是形体的不完整打破四方边框规整的框架。或者就是:这个画框其实并不存在了,就是一块打开的布,还在延伸,可以挂起来,可以铺开,如同瀑布一般可以流淌,如同传统 的手卷可以展开,可以折叠,就是也更褶子。

就绘画颜料而言,画布上继续涂写的形象等等并不走向具象,也不仅仅是表现,而是炭笔或者墨笔式的即兴书写,这是怀素《自叙帖》上所言的写机的“机格”,是偶发性的到来,那个形象其实一直是保持缺席(absent或ab-sens:感觉的缺席,对缺席之物的触感,不可感之感)。绘画,仅仅是等待那个缺席之物的来临,不是去刻意描绘某一个已有的形象,使之变形夸张,这个等待的姿态,被不多的颜料所覆盖,涂抹,画家要描绘要表现的其实仅仅是这个等待的姿态,被那个到来但缺席的世界所触感,不是某一个事物,而是一个来临的世界。绘画平面的打开,仅仅是接纳,画家是把要描绘的对象或人物转变为一个个的等候者,是对被动性的经验,画面不是要接近我们,而是画面事物被拉向绘画的内在性,但是那个内在性是缺席的。

因此,画框,不是来固定绘画行为的,画框与画布,其实仅仅是用来折叠的,就是一个有待于展开的褶子,一旦带入绘画空白空间的敞开,以及水墨的书写和渗透性,就转变为一个新的“气化的褶子”:具有虚化的渗透与通透性,具有简约与空白的意境,就打破了西方二维平面的限制。

这个双重的觉悟与觉感,使我在观看吴震寰最近的作品时,变得异常明确起来。

当画家最近以十几米上的布面条幅来作画,并且一端在高处悬挂起来,这是对绘画平面一次最为大胆地敞开,这一次吴震寰以此条幅方式作画,打开了一个新的绘画场域,不仅仅是平面,而是一个气场,带来一种新的观看方式,势必影响展示空间本身:

不再是传统架上绘画或西方二维平面的观念,而是创造性转换了中国传统手卷或者长卷柔软气化的褶子的手感,这是手感与气感的还原,书写性不仅仅是写形与写意(因此不应该是表意与意派,而应该是写气,写出气感来临的契机!),而是写气,不仅仅是书写出来的笔触有着气感,而是整个画框材质本身也都要带入气感,这个材质也不是宣纸的,而是油画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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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长条画布在一端高高挂起来,任其它部分下滑而在地上展开,如同一道瀑布滑落下来,充满了自然的流动感,甚至就是“上善若水”的某种精神性的还原,而且,如此的展示,也打开了一个布面本身的凸凹或者折叠空间。吴震寰创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褶子,一个诗性的,自由的,欢愉的褶子。

画上所画的一些带有暗示的意象,名为《拈花图》与《踏雪独行图》的长条作品,画出了似有似无的花朵,竹子,雪景这些心像,但依然是涂写出来的,因为这些事物还在开放,还在生长,一种新的自然性借助于新的展现方式得到了复活,似乎竹子直立起来了。似乎白色的雪花正在飘落下来,一种气势悄然来临。

而画面大片的留白打开了一个期待读着来参与的画面空间,而且激活了传统留白的方式。

尤其是在地面落款部分,也不再是传统的落款样式,但是又以笔墨书写出来一些随感文字,看起来是书法落款,或者是装裱之后的题款,其实是把传统绘画的诗性题画形式,以并不明确可读的样式,转换出来了,把画框之外装裱的方式带入画布之内,再次打破了画框本身的束缚!

这就尤为具有中国味,确实在油画布上带来了一种妙趣横生的中国味,这种余味,让久违的墨香飘逸在画布上。

而且,如此的作品也打开了一个新的展览方式,这不仅仅是传统的壁画以及巨幅画作的方式,而是对一个展览空间的新的布展(disposition),绘画已经打开了一个新的展示空间(exposition space),不是形式语言,传统绘画一直在这种形式性语言中展开与讨论,而是形势,这个悬挂起来的展开的褶子,乃是打开的气化的形势(dispositif)——如同法国后现代哲学家福柯,利奥塔,德勒兹等人对这个词所做的思考,在借用了中国文化关于“无常势无常形”的形势观之后,推崇更加流动的形势观照方式,如果我们再加上中国传统玄远的观看方式,可以让我们更加体会到超越的意趣:不受这个时代过于切身的消费与加速的影响,而走向对远方事物的喜爱,这是一种诗意的遥想了。

也许酷爱罗斯科的画家从罗斯科晚年教堂画上受到启发,打开一个有着空间回转与回旋、有着等待与静默、要求凝视者参与的空间,把观众置于一个鲜活的艺术空间之中,一个生命的气场就敞开了。

我们知道,西方架上绘画也一直处于对画框本身的突破之中,从文艺复兴窗户式的绘画与焦点透视打开二维深度平面,到印象派以及立体派的涂抹与拼贴画面带来另一种表浅的错觉深度,一直到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对平面深度的再次壁画式超越,比如纽曼的拉链绘画与罗斯科教堂画的黑色所打开的深渊空间,都超越了画框本身与平面本身的接纳能力:颜料成为深渊的暗示。如果是表现力的绘画,从佛洛依德对生命疲惫的表现,以及苏丁与奥尔巴赫等人对颜料本身表现力的强化,到德国新表现主义对荒诞的反讽,打开了绘画的新理解。

但是,如何在这些如此强烈的语言中带入东方气质的书写性与诗性呢?这需要我们的当代画家,既有着对西方绘画基本语言以及相关发展的理解与接受能力,也有着问题意识,回到绘画最为基本的问题:画框与颜料如何打开的问题,这一直是一个原初的问题。

同样,面对文人水墨画,也是宣纸的平面与水墨材质如何相溶起来的?这种彼此的渗透就是诗性与书写性最为相切时的原初问题。而且,传统文人画传统,诗画一体是其本质,具体体现为诗意地书写,尤其是元代以书法用笔带入笔墨之中,既要书写性,也要有着诗意。

因此,当代油画,在不断学习吸收西方油画语言之后,如何带入中国绘画的审美,这需要从书写性与诗性二者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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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四种性的结合:

1,西方主要是造型语言,对造型的理解,从写实的严格比例,到轮廓本身情绪性的音调表现。一直伴随着绘画二维平面本身的展开,或者对画框本身的突破。

2,西方式的色彩语言:对过渡色与对比色的细微处理,到色彩的单纯化以及颜料本身的表现力,是颜料本身在表达自身的轻重软硬的张力,这是对二维平面承受力的考验。

3,文人画水墨语言中的书写性:这是传统书法从写形写线,到写意写气的运笔,以及到放弃书法用笔,却走向“书写”之为“写”的突破,如何把“写本身”带入当下不需要书法,却还余留书写性的手感身体的气息之中,还需要当代画家来突破。

4,文人画水墨语言中的诗性:这是一种诗性气质,从自然的生机到题画诗的姿态流露,也融合在笔气墨气所渗透的宣纸材质之中,诗性来自于渗化的晕染,是晕染之气韵,以及画面形势的姿态带来了诗意,最后走向纯然姿态地诗性。这种姿态的诗性,即形势的展现,还并没有得到充分表现。

当代画家如果要面对上述基本问题,在修养上也是一个考验,他必须对传统文人画的笔墨有着训练与理解,并不一定要成为专家,但要有对文人画笔墨情趣,尤其是机趣的领悟,对宣纸笔墨材质吸纳性的手感经验。

吴震寰,就写过很多年书法,有着很多年纸本水墨的创作体会,他的水墨作品充满了禅宗的妙趣,尤其是金农的拙稚,而且还有着当代诗人的灵性。

随着传统诗性与生活世界关联的丧失,传统的诗性无法继承,如何转换?一方面要有着当代的诗性经验,吴震寰写过很多年诗歌,但是诗歌是关于文字的文学经验,还不是绘画语言的材质经验,这个转换,对于吴震寰是一个持久的过程,从早期的空房间中孤独与寂冷的经验,到玫瑰的迸发诗性,到最近更加彻底地委身于深渊的经验,对世界晦暗、隐秘与孤独自我之间的关系,打开了一种独行的姿态。

这个孤独的姿态,是独自闯入深渊的激情,画面上一个个孤独的人物,都身影模糊,面目不清,仅仅是剩余生命(The Life of Rest or Remains),因为他们仅仅露出生命的一些端倪,一些残缺的肢体,没有完整的身体,仅仅是剩余下来的一些带着尖锐喊叫或者闷哑质地的声音,也带有深渊的遥远回声,或者已经承受了深渊的黑暗,但是他们或者她们,并没有被深渊所淹没,而是在深渊中发出喃喃低语.吴震寰最近的准-肖像作品,就是对当前中国文化生命最为诗性地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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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深渊,剩余生命成为这个时代最为独特的时代肖像,是普遍性的众生相,是我们灵魂的肖像!这是需要以表现的手法来展开的,不可能以传统文人画的线条,因此在技术上以浓郁的颜料堆积,刮擦,这些擦痕既可以是笔踪的书写记录,也可以是生命创伤的暗示。

这些灵魂的肖像,只能在黑暗中,感受到微光,他们置身在绝对的黑暗与稀薄的光明之间,他们在之间徘徊与犹豫,吴震寰的作品彻底地揭露了当代文化生命的身姿。

比如在《亲爱的狐狸》中,打上底色的画框是一个框架,然后是一个白色的内框,似乎是画中画,白色框架的右边写上“亲爱的狐狸”的标题,在白色画框之中以涂写方式画出一个女性倾斜的身体,当然已经面目模糊,刀或者笔刮擦出来的划痕带来书写性的凸凹感,整个画面似乎是对一个遥远的梦境的速记,似乎是承受一个失重的世界突然降临的预感,画面接纳了这个无根的形体。

因而,画面是对局部的表现,不是表现全体,而仅仅是生命的剩余,就是局部,这些残剩的局部却有着比整体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因为局部聚集了生命所有的能量,在这里爆发,喷射,画家的画面是对这些剩余生命急切涌动的接纳,是给这些生命一个机会,让他们得以显露自身。

因此,这不是传统优雅闲适的诗性,而是孤独个体内心抒发的姿态,他们或者裸露自身,无所庇护,这是时代孤独个体无助的精神肖像,或者在玫瑰的幻觉中自我淹没与陶醉。

吴震寰的绘画,是一种呐喊的声音,他要画出的是来自于时代深渊的涌动的生命情势,是个体面对压力而试图自我确立的紧张。

就书写性而言,吴震寰曾经在画面上直接写汉字,可以读的汉字,这可能既是受到汤伯利(Cy Twombly)在画布上直接涂写字母等等的影响,也是因为汉字本身作为象形文字在要求当代画家的接纳,但这种日记式的个体记录,却无法普遍化,如同汉语文化在现代性中面对着同样的困境;进一步,吴震寰开始书写玫瑰,玫瑰已经不是西方表现性的玫瑰花,而是带入了中国传统水墨的干湿浓淡的细腻变化,玫瑰融入了渗化与流淌,每一朵都有着自身的身姿,这是姿态在说话,这是自然在绽放自身,这种自然的诗性言说,打开了普遍性,并不需要过多文化解释,而是一种诗性的天然流露,是唤醒我们心中沉睡的诗意。

而到了最近,吴震寰的书写性体现在各个画面要素之间的融合上:不再是明确可读的文字,而是在涂抹中带来的是记忆的痕迹,是对不可写与无法写的经验,是对时代速度的艰难捕获,遗忘的速度远远超出了记忆的力量。因此,只能是一些擦肩而过的擦痕而已。一种局部的残余。

因此书写性,不是写形与写意,而是写出生命的气息,以及生命的时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