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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朝文社
明代学者黄宗羲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昔日之都燕，则身守夫门庭也。”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定都北京，就像是皇帝亲自看守门庭一样。”
由于北京城迫近边境，时刻都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与东北方渔猎民族的威胁。天子不得不亲自坐镇，统御明朝北方的防御，真可谓天子守国门。
截至明朝灭亡，蛮族骑兵曾三次兵临北京，其中蒙古两次，后金一次。每一次兵临北京，都给大明王朝带来了巨大震撼。然而我们要问了，明朝“天子守国门”的窘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一、洪武遗患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推翻了腐朽的大元王朝。随后，朱元璋与帐下诸将追亡逐北，横扫元朝的残余势力，基本恢复了汉唐旧土，蒙古势力全面退回了草原。虽然蒙元势力已然式微，但朱元璋对其从来没有掉以轻心，仍时刻防备着他们的反攻倒算。
1371年，洪武五年，朱元璋发兵清除草原内的蒙元势力但败北，结束了明军对蒙元的常胜历史。由此，朱元璋停止了针对蒙古的战略进攻，并转而实行积极防御战略。
为了应对敌人的骚扰，朱元璋制订了“搜剿、清野”政策。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对延边诸郡实行了“迁民”政策。也就是将边民迁往内地，以此来摆脱蒙古人的骚扰，同时也让蒙古人寇掠的经济目的无法实现。
然而“迁民”政策也不是没有副作用，这使得边境失去了百姓的支撑，为明朝后来的“弃地”埋下了伏笔。
1387年，明军发动捕鱼儿海之战，此战中，明朝彻底摧毁了北元势力。朱元璋认为天下已定，应着手于内政，遂开始着手营建他心目中的北方防线，他先后加封秦、晋、燕、谷、宁等十位国王于边境，史称“塞下十王”，形成了藩王防线。
这些藩王都拥有自己的领地和军队，朱元璋期望他们能够成为皇室的屏障。从地理分布上来看，明朝的藩国主要以辽东、大宁、开平、大同一线为准，将后来的九边，乃至于北方重镇北平荫庇于其后。
明军以塞下诸王与长城以北的军镇为基础，时常派兵数万，对蒙古人进行“清沙漠”和“搜剿”，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中。以燕王朱棣的表现最为突出。从此蒙古势力远遁，近边再无敌骑。
二、靖难之役
封国制度是有效的，但是其副作用也是极大的。与皇帝同姓，并拥有军队和领地的藩王，永远是中央政权的大敌。在历史上，西汉和西晋都曾爆发过大规模藩王造反的事件。
但朱元璋认为，只要皇帝知“敦睦九族隆亲亲之恩”，诸王知“夹辅王室以尽君臣之义”，封国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然而历史的发展证明，朱元璋实在太高估血统和亲情的作用。
在至尊的权力面前，无论多么亲近的血缘，到最后都只是儿戏。用伦理道德而不是制度，去制约人类自私而贪婪的本能，最终总是要碰壁的。
朱元璋去世，皇太孙朱允炆即位，他在一些文臣的撺掇下，开始对国内诸王进行“削藩”政策。在形势的逼迫下，更在自身野心的驱使下，燕王朱棣悍然造反，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
为了加强自身力量，朱棣尽量将延边备胡的边兵搜罗入麾下。由于边兵大多参与内战，明朝北方的国防实力受到了极大削弱。其中，以大宁镇的极度衰弱最为典型。
1399年，朱棣将宁王朱权连同他属下军民，一并迁入内地，而由朱权镇守的大宁也因此成了空城。大宁的存在，对蒙古封建主们具有极大的震慑作用。然而在靖难之役后，大宁因为缺乏兵民而被迁入内地。而大宁故地，也为兀良哈三卫所占据。
在靖难之战中，河套的重镇东胜卫也被放弃。河套地区依山傍河，便于防守。控制河套还能有效控制高阙，能够随时对北方游牧民族进行反击。占据河套，就像往游牧民族的心窝里插了一把尖刀。
明初，朱元璋在唐朝受降城附近建立了东胜卫，成为明朝西北地区边防体系中的重点。然而东胜卫偏远，经济相对落后，需要后方的大力供应。
随着靖难之役的爆发，东胜卫失去了后方的支援，遂变得逐渐衰落。1403年，也就是永乐元年，东胜卫被迫内迁。河套的丢失，最终给大明朝带来了严重后果。
朱棣登基后，明朝北方诸王逐步被迁入内地。与此同时，失去藩国依托的卫所也大量迁入境内。在朱棣的时代，明朝的国境线已经开始南移，其原本的大本营北平也因此失去了屏障。
北平，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在明代前曾是辽金元等游牧王朝的首都。该地处于华北平原、蒙古高原以及辽东半岛的交界处，是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东北渔猎民族重点争夺地区。
北平对于诸蛮族来说，是其夺取中原的重点地区。依托北平的资源和地利，蛮族骑兵可以横行于华北平原，而中原政权只能选择退入水网密布的江淮进行防守。所以从国防的角度看，北平的得失关系到明朝的生死存亡，必须重点防守。
此时摆在朱棣面前有两个选择：一、将北平交由最得力的将领进行防守；二、迁都北平，天子守国门。
第一种方案之所以不可行，是因为很难保证北平守将就一定不会造反，毕竟有安史之乱殷鉴在前。所以，明朝别无选择，只能选择迁都北平，亲自保卫国家的安全。
明朝虽然迁都北京，但是朱棣知道这并不保险。为了一劳永逸地清除蒙古势力，朱棣亲自发动了五次大规模讨伐，史称“五出三犁”。
这几次征伐虽声势浩大，但是战果并不算太明显。明军将蒙古势力驱逐出漠南地区，但是并没有大量消灭蒙古人的有生力量。
此外，蒙古的鞑靼势力被打击过重，导致其竞争者——瓦剌势力坐大。瓦剌借着永乐的东风，逐步统一了蒙古帝国，为二十多年后的土木堡之变埋下了伏笔。
三、嘉靖之变
永乐之后，明朝因实力削弱，而进一步实行退缩政策。其中在宣德年间，明朝疆土缩水变得尤为严重。在东北方向，明朝放弃了奴儿干都司；在南方，明朝放弃了安南；在北方，开平卫内迁至独石堡。同时，明朝还大体上放弃了对蒙古势力的进攻政策，开始实行消极防御的政策。
1449年，瓦剌大举入侵明朝，明英宗不顾群臣反对，尽起京师精锐御驾亲征。由于指挥失误，明军几乎全军覆没，明英宗被敌军擒获，史称土木之变。
此战后，瓦剌军队趁势进攻北京城。明军在于谦的领导下，才艰难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虽然大明王朝保住了，但是明军精锐尽失，很长时间得不到恢复。更可怕的是，明军彻底失去了主动“扫平沙漠”的锐气。
明军的消极防御政策，被蒙古人认为是软弱可欺。于是蒙古诸封建主，由漠北渐渐迁徙入漠南地区，并对明朝边境掠夺不止。
而在此时，明朝丢失河套地区的危害，也终于开始显现。天顺六年（1462年），鞑靼毛里孩、阿罗出等封建主开始出没于河套地区，但是出没无常，然而即便如此，鞑靼蒙古人仍让宣大、延绥、宁夏等地烽烟不息。
为了解决河套蒙古问题，王越向明宪宗建议，应该启用“搜套”战略。1473年，王越率领轻骑入套，杀死了三百名蒙古人，河套寇患才稍稍得到平息。但是明朝并没有因此而收复河套，恢复明初的旧疆。
仅仅十数年后，小王子达延汗在草原中崛起，并且率兵重新进入河套地区。他们在秋高马肥之际进入河套，在春季以入贡为名在明朝边郡大肆抢掠，抢到心满意足后才返回沙漠。对于蒙古人的入寇，明朝毫无办法。
到了嘉靖年间，鞑靼的俺答汗长期进驻河套，变为历史上著名的套寇。俺答汗以河套为基地，向南骚扰明朝边境，向西强行越过宁夏、甘肃，攻略青海和西藏，包抄明朝的侧翼。
为了应对俺答汗的威胁，明朝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已经到了应该收复河套的时候了。于是熟悉边事的曾铣制定了一份详细的“复套”计划，并且向嘉靖帝上书。
在计划中，曾铣历数蒙古人占据河套给明朝边境带来的危害，以及河套对于明朝有多么重要。曾铣认为，他只需指挥六万锐卒加上两千火枪手，便可完成计划。
对于曾铣的计划，平生最恨胡人的嘉靖帝表示十分欣赏，并且把这个计划交给其他阁臣商议。对此，内阁首辅夏言表示十分赞同。
然而，以严嵩为首的其他阁臣却对这个计划表示反对。虽然在史书中，严嵩是个大奸大恶的佞臣。但是他反对“复套”的理由也未尝不充分，那就是计划虽好，但是却没有有能力实施的将领和军人。
在嘉靖的时代，明朝边军早已失去了进攻能力。即使计划再好，没能力执行也是白搭。
因为群臣的反对，嘉靖帝的心愿得不到实现，使这位喜欢玩弄帝王心术的皇帝大失颜面，在盛怒之下，嘉靖帝竟找个理由将主张“复套”的曾铣给处死了。
明朝迟迟不收复河套，而蒙古人却在此地茁壮地生长了起来。由此，蒙古人对明朝边境的进攻也变得越来越猛烈。
1550年，也就是嘉靖二十七年，此时距离曾铣被处死已经有两年。俺答汗以河套为基地，率军长驱直入，竟一路打到北京城下，而明军根本无法与之对敌。
在此情况下，奸臣严嵩竟毫不在乎地说，“寇饱自飏去”，主张不对俺答汗进行抵抗。于是俺答汗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在北京郊区大肆烧杀，抢掠人畜达两百万，酿成了震惊海内的“庚戌之变”。
其后，明朝为了解决俺答汗问题，不得不同意他的互市要求，实际上这就如同签下了城下之盟。由此，蔓延近两百年的明蒙战争，在战败的耻辱中，才得到最终平息。
明蒙战争结束，但是明朝的退缩政策还没有结束。万历初年，明朝在辽东开拓宽甸等六堡，扩张了近800里。然而明朝以此地孤悬难守为理由，将此地放弃，早已安家立业的六万名百姓，被明军以武力强行迁入内地。而开拓的土地呢？最终被努尔哈赤消纳，最终增强了后金的实力。
黄仁宇曾说：“明朝是一个内向，非竞争性的王朝”。在其建政之初，就表现出极大的保守性。只要遇到困难，就会将前人用血汗打下的土地轻易放弃。而这些土地，最终都被敌人利用起来，成为进攻明朝的基地。
明朝的教训告诉我们，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绝不能放弃寸土。因为每一块丢弃的土地，都有可能成为敌人进攻我们的桥头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