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苍穹之昴》
晚清是一个大变局时期。从政局变动，西学进入时的选择，人心的挣扎，经历着激荡。清末新政，似乎给人一番新气象，可挽末代王朝颓势，与此同时，社会思想风起云涌。
回顾晚清历史，有引用托克维尔在论述法国革命时，提及的“悖论”：“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在这里，有一个前提，如何判定“坏政府”？这是不是变成拒绝改革的依托？……
民国乃敌国也，这是清遗民的一种心声，但实际状况是，从清末到民国，许多清朝官员不仅是“贰臣”，而且当了“三臣”甚至“四臣”，“他们在做政治选择时，并没有太多的思想痛苦，这样的情景与明末清初是大不相同的”。
今天内容，来自史学家茅海建的随笔集《历史的叙述方式》，原文章篇幅长，分多节从具体历史案例和细节切入，呈现在这的是节选。
划重点
1.晚清官员弃旧朝而投新朝，自然有着生计的原因，但他们在做政治选择时，并没有太多的思想痛苦。这样的情景与明末清初是大不相同的。
2.晚清的思想革命是由清朝政府主导的，其主体是包括翰林院众多官员在内的清朝最高精英层。
3.在“中体”与“西用”之间，张之洞、孙家鼐强调的是“西用”， 即容纳西学，以使西学能正式进入清朝官方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中。
4.西学的内容进来了，其中的政治学说也是清朝最为警惕的部分，清朝学部对教科书亦有审查，但这类审查只能去掉一些敏感的词语。
01. 清朝的灭亡与明朝不一样
清朝的灭亡与明朝不一样。
明朝的灭亡是征战的失败。清军的铁骑一路扫荡，虽有投降的官员与士人，但许多读书人是不合作的，是抵抗的。忠明与殉明，是当时官员与士人所认定的最高境界，许多人出于多种原因没有做到，被认为是怯懦的、自私的和不道德的，尽管也是可以原谅的。清初的统治由此也遇到了许多麻烦。
清朝的灭亡完全是内部的崩溃。在中央，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绝对不忠于清朝；在地方，广西巡抚沈秉堃、安徽巡抚朱家宝、江苏巡抚程德全等人是主动革命。各省咨议局作为清朝统治机器的一部分，普遍地同情或参加革命，其中许多人就是地方反清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作为清朝统治机器中最重要的部分——军队，多有反叛，尤其是新军，在镇（师）、协（旅）两级的高级军官中，忠清和殉清的几乎没有，叛清的却大有人在。在上海进行南北议和的南方人士，如伍廷芳、赵凤昌，都曾是清朝的官员。张謇作为清代的状元，主动倒清，据称是退位诏书的起草者，这在明朝是不能想象的。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主体的儒家思想，此时起到了什么作用？此时发生什么变化？
儒家思想自然有多重面相，但其最核心的面相是政治思想，讲的是“忠”。“忠”的核心自然是“忠君”。清亡五十年前，咸同之际，儒家思想还催生出曾国藩、江忠源、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骆秉章、沈葆桢、丁日昌、郭嵩焘、刘铭传等一大批忠义之士。但到了此时，儒家思想表面上还占据着主导地位，实际已经抽出了忠义的精神，清末政治思想的基本面相已变。
油画《敕治两江》，左起：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刘坤一
清末许多官员与士人之所以不再忠清，是受到了种族革命思想的影响，不愿意为异族效忠；但大多数人并不主张种族革命，他们的思想又是如何发生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02.张之洞的思想革命
张之洞（1837—1909）一生都在阻止政治革命，但他实际上已经发动了思想革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是他的设计——持续长达数百年的基督教传教事业，已为这个国家铺垫了最为基础的西学知识；持续长达数十年的洋务企业，也显示了西学知识的实际运用效果。但是，旧的科举制度改变，新的教育制度建立之后，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说从日本如潮水般涌入，中学渐渐地不能为体了。
张之洞与英军高官
在这里，我似乎还需帮“中体西用”说几句话。今天的人们对“中体西用”有误读之处，甚至指责其不能彻底地改为“西体西用”。最早明确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法的是孙家鼐，他是光绪帝的老师，也是京师大学堂的首任管学大臣。在“中体”与“西用”之间，张之洞、孙家鼐强调的是“西用”（“中体”在当时根本不存在任何疑问）， 即容纳西学，以使西学能正式进入清朝官方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中。这从《劝学篇·外篇》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们的这一提法在当时还有一定的政治风险：戊戌政变后，守旧派势力上台，就连“西用”都被打了下去；而到了庚子（光绪 二十六年，1900 年）之变，与“西”与“洋”有点关系的五大臣（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内务 府大臣立山），被守旧派杀了。
03.晚清思想革命的主体
晚清的思想革命是从甲午战败开始的。过去的人们过多地关注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自我宣扬，认为他们甚至革命党人是思想革命的发动者。从广大的人群来看，从宽阔的地域来看，康、梁和革命党人的宣扬效果有限。以上谈到的士人，张謇、严修、蔡元培、叶昌炽、张之洞、徐世昌，以及后面还将提到的张百熙，都是两榜进士、翰林出身，都是康、梁影响不了的人物，甚至是反对康、梁的人物。他们代表着那个时代学术的主流，代表着知识的最高阶层，也是思想影响力最大的团体。
我以为，晚清的思想革命起于近代教育：从废八股到废科举，从办学堂到派留学，西学进来了，一点点扩大，成为知识的主体部分。然而，所有这一切的发生和发展，都来自朝命，都是清朝政府中张之洞、孙家鼐、严修、徐世昌等一大批官员推动的，叶昌炽等一大批官员裹挟其中。即便是蔡元培，也于1906年在清朝的京师译学馆教了一个学期的国文与西洋史。由此，我以为，晚清的思想革命是由清朝政府主导的，其主体是包括翰林院众多官员在内的清朝最高精英层。
我以为，似不能低估政府倡导在那个时代的决定性作用。在科举制的时代，大多数苦心读书的人，绝非为个人知识的增加，个人修行的提升，而是为稻粱谋，为了能进入政府谋得官位与名利。到了此时，清朝政府主办或倡导的各类新式学堂，需要大量的教员，需要大量的教科书，引出更多的士人与近代读书人投身于此。新式学堂的毕业生除了继续从事近代教育，也进入社会，进入政府，进入军队，进入各行各业。他们所凭借的，不再是对圣贤经典的理解，不再是八股文章和诗赋、小楷，而是数算格致、声光化电、各国语言文字，乃至各行各业的专业技能。为了弥补中国知识（中学）的不足，外国知识（西学）被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为了弥补中国知识人（新学人才）的不足，留学又成为清朝的国策。外洋的博士，最初还只是比附中国的进士，后来又凌驾之。
科举与教育的变化，促进了近代传媒的发展，促进了各类社会团体的产生。我在前面提到了叶昌炽的课题，兰州求古书院的学子、甘肃各地的生童，只能通过这类新书刊来获取新知识。以各种知识名义成立的社会团体，吸引着许多知识饥渴的青年。比起以往千年不变的四书五经，比起那些科举参考的高头讲章，这类新书报更具吸引力。在旧的知识体系之中，从读者到作者需要花费几十年的功力，且成功者很少，而在新的知识体系之中，由于需求的旺盛，从读者到作者所需的时间迅速加快，许多读者仅需几年或几月甚至几天就很快成为作者，甚至是名作者。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租界，由此成了翻译、出版、书报等文化产业的中心，进而成为舆论和社会团体活动的中心，成为新式文明与文化的中心。
《申报》刊登徐汇公学招生启事
作为晚清思想革命的重要成果，清末新式学堂的师生普遍地反清或同情政治革命，与清末新式教育相联系的海军与陆军（新军），也有相当大比例的军官反清或同情政治革命，清末出现的新式媒体即报馆、出版机构的从业人员亦多有倾向或同情政治革命者。更为明显的现象是，清朝的官员，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官员，后来大多成了民国的官员。北京政府似乎只是换了一个招牌，内部人员没有太多的变化， 外交部和海军部尤其如此。我曾经帮忙审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写的人物传记，主要是光绪朝后半段，发现其中许多人按照传统史学应列入“贰臣传”。从清末到民国以至到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清朝官员不仅是“贰臣”，而且当了“三臣”甚至“四臣”。徐世昌就做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晚清官员弃旧朝而投新朝，自然有着生计的原因，但他们在做政治选择时，并没有太多的思想痛苦。这样的情景与明末清初是大不相同的。当然，还有一些官员不是不想投新朝，而是被新朝所弃。
作为晚清思想革命的重要成果，相当大数量的留学生被清朝政府派了出去，或者在清朝政府的支持下自费留学。为此，清朝建立了留美预备学校。其中一位，名为胡适之，是清朝政府选派的“庚款”学生。清朝留下来的京师大学堂，在民国年间成思想革命的中心；清朝派出的留学生，成了民国思想革命的中坚。晚清开始的思想革命，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了结局。我们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之间的连续性。1898年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时，意在中学容纳西学；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提出“兼容并包”时，已是对旧式学人和儒学的宽容。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中学与西学已是主客易势。
由此，我以为，从晚清开始的思想革命，通过近代教育和传媒工具，通过张之洞、叶昌炽、严修、蔡元培、胡适之等人，一步步到达彼岸。西学的内容进来了，其中的政治学说也是清朝最为警惕的部分，清朝学部对教科书亦有审查，但这类审查只能去掉一些敏感的词语。西学作为一个整体，不是一些名词的变换即可以拦截，而传统的“四书五经”崇高至上的地位无可挽回地一天天坠落。我们再来看恽毓鼎日记中的两段话：
……近来新学盛行，四书五经几至束之高阁。此次各卷，往往前二场精力弥满，至末场则草草了事，多不过三百余字，且多为随手掇拾，绝无紧靠义理发挥者，大有如不欲战，不屑用心之势。阅卷者以头、二场既荐，于末场亦不能不稍予宽容。久而久之，圣贤义理不难弃若弁髦矣。学术人心，可忧方大。张、袁二制军立意欲废科举，其弊害至于是，更有不可胜言者。袁世凯（慰庭）不足道，张香老举动乃亦如此，岂不可痛哉！书至此愤懑万分。
三年新政，举中国二千年之旧制，列圣二百年之成法，痛与铲除。无事不纷更，无人不徇私，国脉不顾也， 民力不恤也……日朘月削，日异月新，酿成土崩瓦解、众叛亲离之大局，而吾属横被其忧，念及此，不禁放声大哭，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张百熙之力主令学生留学东洋。
恽毓鼎也是进士出身，亦曾任翰林院编修。前一段话写于1903年，他任“癸卯会试”同考官，阅卷有感，矛头指向张之洞。后一段话写于武昌起义之后，清朝大势已经不稳。张之洞、张百熙皆是清朝的管学大臣，是近代教育体制的设计者，也是留学日本的推动者。在恽看来，清朝之所以灭亡，在于思想的变动，尤其是儒家思想受到“日朘月削”而造成的地位变化。
电影《末代皇帝》
清朝灭亡了，这是不变的事实。然而清朝该不该亡，又是另一回事。从历史的过程来看，辛亥革命有其偶然性，四川的保路运动和武昌的新军起义，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政治革命即便不发生，思想革命也已经在进行。
清朝即便不灭亡，其主导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须得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其政治结构与学术制度须得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才能适应新知识之下已开始变化的士人和近代读书人。
真相与事实，从哪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