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电影，注重精神内容；
有些电影，注重感官体验。
有个叫诺兰的，内容和体验两者兼得。
不过这里要讲的不是诺兰，而是一部注重体验的电影。
夺得2020年美国金球奖最佳剧情片，英国学院奖最佳影片，错失奥斯卡最佳影片的《1917》。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最后阶段。
经过前一年的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以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协约国一方，逐渐掌握了优势。
以德国为代表的同盟国一方节节败退，阵线后缩。
由于前线战事不利，德国决定从2月开始，把主力部队后撤至兴登堡防线。为了不让追击的英法军队捞到好处，德军一路上制造交通障碍，屠杀牲畜，破坏村庄，尽量不留任何物资，甚至在军事要地布下绊雷等陷阱，只留下一片又一片暗藏杀机的废墟。
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曾执导奥斯卡最佳影片《美国丽人》的导演萨姆·门德斯结合他祖父参与一战的真实经历，主导创作出一个关于通讯兵的故事。
由于一战的时候无线电通讯还没广泛运用，或者说没有形成一套系统，主要的通讯还是依靠有线通讯。但有线通讯经常被敌人切断，所以就需要冷兵器时代必备的通讯兵来负责信息的传递。
两个年仅16岁的英国士兵临危受命，他们要穿过不知道还有多少德军留守的前线，把撤退命令传达到前线部队。
时间只有八个小时。
如果命令不能及时传达，前线大约1600人的部队就会进入到德国的圈套，有可能会全军覆没。
承载着1600人的性命，Schofield和Blake进入到暗藏杀机的废墟，没有人支援他们，他们只能孤军作战。
没有过人的意志和足够的动力，这个任务是难以办到的。
奥斯卡影帝科林·费尔斯饰演的Erinmore将军考虑到这一点，所以他找到的是Blake。
因为Blake的哥哥，就在那命悬一线的1600人之中。
如此一来，Blake就没有退缩的理由了。
《1917》就是讲述了Schofield和Blake传达紧急命令的这段亡命之旅。
与其说讲述，不如说是呈现。
萨姆·门德斯和终于凭借《银翼杀手2049》夺得奥斯卡最佳摄影的摄影师罗杰·狄金斯商议出了一套方案，那就是用“一镜到底”的方式，来呈现出这个故事。
早在1948年，悬疑电影宗师，艺高人胆大的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就开创性地用“一镜到底”的方式，炮制出了技惊四座的《夺魂索》。
电影拒绝传统的剪辑方式，转而用10个左右的长镜头，组成了80分钟的一部长片。
乍看起来，就像是摄影机没有停止过，一次性完成拍摄一样。
不过由于当时的技术局限，仔细一看，还是能找到较为明显的剪辑痕迹。
54年后，俄罗斯导演亚历山大·索科洛夫才真正意义上地完成了一部一镜到底的故事长片《俄罗斯方舟》。
全片只有一个镜头，全剧组经过几个月的排练，才最终完成了拍摄任务。
但无论是《夺魂索》的伪一镜到底，还是《俄罗斯方舟》的真一镜到底，都具有着相当大的难度，没有一定的人力物力，最终只会得不偿失。
所以一镜到底的电影并不多见，所谓物以稀为贵，一旦有人敢这样玩，就很容易能引起关注。
2014年，亚历杭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的《鸟人》把长镜头推到了电影世界的舆论中心。
影片夺得奥斯卡最佳影片，令人心生疑问，到底是高难度拍摄重要，还是拍摄的内容重要呢？
也许是受到《鸟人》的影响，2019年，再次大玩一镜到底的《1917》，还未上映便引起了广泛的期待和关注。
全片一镜到底的玩法，首次运用在战争片之中，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
出来的效果是令人满意的。
电影还未正式上映，便成为了颁奖季热门。上映后口碑票房双丰收，并进入IMDb Top250榜单前100名。
一镜到底的噱头，为《1917》赢来了更多关注度和赞誉的同时，也带来了争议和缺憾。
争议的是，一镜到底是否必要，是否有意义，导演这么做是否是主要为了炫技？
对于忠于或习惯了传统表达方式的观众，一镜到底显得有点多余，甚至根本没这个必要，也没有实质性意义。
电影的内容比技术重要，炫耀了高超的拍摄技术，却削弱了戏剧原有的张力，是得不偿失的。
很可能就是因为《1917》更为技术向，所以在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决选中败给了更符合传统电影表达的《寄生虫》。
缺憾的是，一镜到底确实牺牲了一些值得探究的内容。
配角的塑造是被完全牺牲掉的一块。
发布命令的Erinmore将军是什么心态？
给Schofield提供帮助的Smith上尉为何会认为MacKenzie上校有可能会不听命令，从而给出让其他人旁听的建议？
MacKenzie上校的言辞令人感叹，他是否真的是一个好战之人？
由于萨姆·门德斯选择了要一镜到底，镜头到一直跟着主角，以至于配角无法得到一部剧情长片中应有塑造。
还有派遣两个少年士兵执行高风险任务这件事是否合理，特别是Erinmore将军利用了Blake的亲情，以及更多关于主角的前史，都没能得到进一步的延伸。
种种缺憾加起来，就显得剧本十分单薄无力，电影只能依靠演员表演和拍摄技术补回分数。
好在，一镜到底确实玩得很成功，演员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尤其是饰演Blake哥哥的《权游》“少狼主”理查德·麦登，他最后的哭戏令人动容。
既然如此，萨姆·门德斯为何非要玩一镜到底不可？
站在创作者的角度，创作就不应该是千篇一律，依样画葫芦的。
萨姆·门德斯和罗杰·狄金斯都已经拿到了该有的荣誉，对于他们来说，与其迎合某一部分人的口味，再去拿奖或者赚票房，不如进行具有挑战性的尝试。
一镜到底就是极具挑战性的尝试。
当故事适合用一镜到底来表现的时候，他们自然是更加有理由这么做。
《1917》的故事说好听点，是极简的，就是讲两个士兵送信的事，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说难听点，那就是俗套的，过时的。
就算再怎么深挖人性，战争与道德的思辨，对于战争电影来说，也只是在做一件别人做过的事情。
说白了，就是战争这个题材拍到2010年代，早已经被拍烂了。
等到诺兰想拍的时候，也只能针对叙事这一点来做创新，以避免自己的作品与前人重叠。
那么对于这个没有太多惊喜可言的故事，就像诺兰的《敦刻尔克》一样，一个观众可以想象到结局的故事，叙事模式的选择就是重中之重。
一镜到底的选择，绝不仅仅是给电影增添了点噱头而已，更绝的是，这个选择给予了故事别样的灵气。
情况就像是一个长相普通的女孩，经过一番打扮之后，变身了一位被围观的女神，这才使得更多人发现了她身上的优点。
只要有人愿意花心思去帮助更多“女孩”打扮，哪一种“打扮技术”，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更多值得被欣赏的“女孩”，能够被让更多人注意到。
一个又一个故事，就是等待被创作者发现的“女孩”。
如果有的故事本身值得被传颂，却因为不适合传统电影的表达方式而被遗弃，那对于故事和电影艺术来说，都是遗憾的。
《1917》一个很重要的价值是，它告诉了世人，一个故事再怎么简单，再怎么过时，也存在着被拍成电影的可能性。
电影人挖掘故事的时候，不应该只考虑到故事“是否适合被改编成电影”。
如果一个故事值得被讲述，又不适合传统电影的表达方式，那电影人完全可以在叙事和技术等层面上做文章。如此，电影这个讲故事的工具，就能变得更加强大，而非备受局限。
有点替《1917》感到可惜的是，围绕电影的话题始终绕不开一镜到底。
在内容和体验的两个方向上，萨姆·门德斯选择了体验，用一镜到底的方式营造沉浸感，试图让观众和角色的体验同步。
但观众太关注一镜到底，以至于观影的时候，要去思考是怎么拍的，剪辑点在哪里。
对于一部注重体验的电影来说，当观众的思绪停留在戏外，这是很致命的。
观众不能入戏，这样作者的创作意图就没能达到了。
男一号Schofield在短短八小时的旅途中经历了心灵震荡，片头和片尾同样靠在树上，所蕴含的思绪却截然不同。
这是需要观众和角色一起去体验，沉浸其中，才能体会到的。
一镜到底的方式可以让观众最大程度地感受角色的感受，观众感受到了什么，就是电影所传递出的思想和情感。
譬如一路上触目惊心的景象，与零星的美景形成对比，会让人反感战争，起到“反战”的作用。
只有将视线离开一镜到底的华丽外衣，《1917》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戏内让观众体验战争，与角色一起经历一段亡命之旅，获得超出现实生活的感受；
戏外引发电影创作方面的思考，激发电影去用不同的方式，去讲述更多值得搬上大银幕的故事。
总而言之，《1917》绝非华而不实，只是其中金光闪闪的玄机，仍然被一镜到底这个外衣所掩盖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