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制生产关系下的古代农业经济常见的心态就是地主剥削佃户，特别是没有地的农民都选择了接受这个地主的盘剥。但是古代的穷人们为什么不自己去开块荒地自给自足呢？
在古代社会，人少地多开荒似乎是减少负担的最佳方式，只要把荒地耕作好，做个田园般有粮喂马劈柴照顾家园的生活，不是比给地主家当佃农更自在？
这样如此美好的人人都向往的生活，在漫长的古代史上并不现实。
最大的难题就是古代农民开荒种地生产成本太高。不论是耕地还是农具最必要的耕牛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中国人使用耕牛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古代中国先进的铁农具装备一两头使用中的耕牛，就能减少农民种地的负担。但即使这样，对于古代中国来说，养牛的负担农民绝对承担不起。
在商品经济无比繁荣，集约养殖技术空前发达的宋朝来说，虽然由于养殖业的进步，宋代耕牛产量是大大提高，但每天单是喂牛就是不小的费用。据南宋学者方万里估算，南宋的乡镇官府养八头牛，每头牛每月吃掉一贯钱。官府最后实在负担不起养牛费用，以至于耕牛仅存一头。
北宋初年一头耕牛的平均价格大约是三贯钱，北宋中后期暴涨到四贯钱，南宋年间更涨得没边儿，长期保持在40贯钱一头牛的高水平。北宋初期的普通文官儿的月薪也就十贯钱。还经常被克扣买牛。这对于官宦家庭来说绝对不是轻松的事。
官员买牛都不利，普通农民买牛更不容易。牛对于农民来说真是一辈子的奢求。
在宋代，租牛就是农村生产里常见的现象，普通的佃农都是靠租用主人家的耕牛来耕种。宋代五口之家的佃农，全年口粮要40万，加上交税要80万。粮食产量上不去，一家老小就要饿肚子，这牛再贵也得租。
所以中国历代鼓励垦荒，为鼓励农民垦荒的积极性，统治者们都是在耕牛方面做文章。比如三国时代的曹操就下令：官府用食盐贸易的利润来收购耕牛，再借贷给北方的居民，甚至战死的士兵家属也可以享受耕牛的待遇。
就这一条就叫多少北方居民是眼睛放光。为什么曹操能有这么多人拥护呢？送牛的政策诱惑力是太大了。
到了明初全力恢复经济的年代，耕牛大派送也成了常事儿。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就曾拨出专款购买耕牛分发给北方的垦荒农民，每次都是数万头的耕牛。明成祖朱棣登基以后，命官府打造相关农具配套赠送。
由于不惜血本的投入才有了明朝的“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但是这类送耕牛的年月也并非什么时候都有。更多的时候是哪怕农民家里穷的掉渣，哪怕遭遇了天灾，欠了一屁股的债，新一年也要向明朝租约耕牛。一头牛都有这么重的负担，再算上天灾种子肥料等各种成本，古代一户垦荒的农民的负担也不是想开荒就开荒的。
就算靠着强大的生产能力开荒成功，建立了自己幸福的家园，可这家园能维持期待多久，同样是个大问题。哪怕是年年风调雨顺，哪怕农业生产成本稳定，比起封建王朝的土地兼并，也足以让一户普通的农户扛不住。
宋朝农民的负担除了日常的粮税外，农车牛皮盐铁等实际的民用都要交税。到了北宋中后期，这些附加税往往是粮税的数倍。北宋徭役沉重，稍有点儿钱的自耕农就被赋税折腾得破产。就像名臣韩琦的叹息说“许多自耕农种地，不敢养牛家用，守寡老母都得逼着改嫁，就怕被人误会有钱。
发展到后来很多自耕农为了逃逸赋税，几乎是举家逃亡，再好的田园生活也是过不下去。这样的景象，大概也就明白为什么仁慈的北宋三个世纪里闹了400多次农民起义。但凡能让农民安心种地，就绝不会闹。
发展到明朝，情况就更让人深思，明初号称轻薄赋，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农民们的赋税不知不觉就涨了。明朝弘治年间，东南地区的农村赋税就加了50多种附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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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亲政后，就等着张居正蹬腿儿咽气后，东南农业赋税的折银竟然增加了300多。农民交不起税，只能舍弃土地，所以土地兼并的狂潮，是一波儿见一波。享受特权的皇室和官僚，大量兼并土地，有钱人不交税，穷人交不起税。
明末就是这恶性循环者的一幕，折射了2000多年中国封建史无数兴衰背后的真相，垦荒难的背后就是多少发人深思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