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秦国,是中国古代少有的以才取人的平台。要想成为这里的宰辅,出处无所谓、心胸是否宽阔不重要,关键是要有能力,当然了,还得找对人、干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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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鞅(商鞅)、张仪、范雎,是三位对秦国产生战略级影响的外来人才。这三人在来源、性格方面都有共同点:

三人都来自魏国,其中张、范二人还是魏国人。在战国很长一段期间内,魏国都是秦国家门口直接的敌人,那句著名的“夫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最早就是用来描绘魏国的状态。

也就是说,几任秦王的最得力干将,都是来自最直接的敌人,这样的景象,在历史上并不常见。

其次,这仨人心胸都不怎么宽广。

商鞅变法成功的秘诀就是赏与罚,担任秦相期间杀人无数,曾经“临渭沦囚,渭水尽赤”,以至于“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积仇比于山丘”,这样一位以杀戮为管理工具的酷相,压根没什么宽容心可言。

而张仪的特点则是毫无节操下限。在为秦国服务后,他曾经像“卧底”一样担任魏国相,以坑蒙拐骗、威逼利诱等手段打击、要挟自己的母国;当然,他最经典的“杰作”,就是以6里地诈称600里,把楚国骗得团团转。而在秦国内部,为了夺权争宠,他跟司马错、公孙衍之间的博弈也从未停止过。

范雎则是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典型,对于当初打自己小报告的须贾,他可以让其当众吃马饲料,也可以看在赠袍之情上放其一条生路;而对于迫害自己的直接仇人魏齐,则直接逼得其走投无路自杀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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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是这三位来自敌国、压根不符合后世“宰相肚里能撑船”标准的“小人”,却无一例外地得到了时任秦王的信赖。

商鞅“为相十年”,直接对秦孝公负责,全权推进秦国的变法事宜,掌握上至王公、下到百姓的生杀大权。在公元前340年因功劳被封商君,以商於15邑作为封地;

张仪则两次担任秦相,在公元前311年被秦惠文王封为武信君,不过封地比商鞅少一些,只有6邑;

范雎于公元前270年逃往秦国,四年后,即前266年,在帮助秦昭襄王除掉外戚宣太后一党后,被任命为丞相、封为应候。几年后,秦昭襄王为了替范雎出当年的恶气,不惜绑架赵国平原君,将当初羞辱范雎的魏齐逼死。

能坐在秦王位置上的人,都是很有水平的。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秦王要的是能解决当务之急、可以雪中送炭的实干家,而非道德模范。

当初,秦孝公接手的秦国积贫积弱,对内保守势力顽固不化,对外处处受中原诸侯国排挤,无奈之下他只得开出重赏发布求贤令。于是,在魏国不得志的公孙鞅带着的《法经》闻讯而来,他结合战国初期头号强国——魏国的变法经验,为秦国的崛起指明了方向,在当时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条件下,这也许是秦国得以翻身的唯一机会。因此,秦孝公当机立断,任命公孙鞅全权负责变法,对其赋予了极高的权力,以至于自己的亲哥哥公子虔犯法时,也毫不留情地施以割鼻之刑。

而秦惠文王继位时,经过商鞅变法的秦国已经具备了进军中原的实力,自然也因此引起了山东各国的警惕。面对在苏秦合纵战略鼓动下建立的反秦联盟,口才惊人、思维活跃而又毫无道德下限的张仪出现了,作为连横战略的主要操盘手,他首先拿魏国开刀,软硬兼施,使这一曾经战国首强沦为了秦国的鱼肉;其次以一张嘴破坏了齐、楚联盟,消除了秦国外部的最大隐患;然后只身出使各国,彻底破解合纵,使大小诸侯纷纷对秦国投怀送抱。

范雎则是秦昭襄王本人的贵人。对内清除了宣太后、魏冉代表的外戚集团,协助秦昭襄王全面收回了权力;对外明确了“远交近攻”的策略,既强化了秦王的威信,又为秦国未来的兼并之路规划了完美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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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届秦王而言,这仨人除了确实有才、能干之外,他们的特殊身份,还在客观上提供了另一方面的便利:

第二,在秦国毫无根基的“过江龙”,既是完美的棋子,更便于“兔死狗烹”。

公孙鞅、张仪、范雎都来自魏国,这个看似弱点的尴尬身份,对秦王而言反而是极实用的便利。

首先,在本地没有势力以及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意味着他们只有秦王这么一位依靠。相对于传统权贵而言,他们对秦王势必会更加忠诚,压根不存在权臣篡位之忧。

其次,外来人员掌握大权,将会激起本地势力的抗拒;双方为了争夺话语权,免不了明里暗里的博弈。而秦王本人对此则喜闻乐见:便于自己从中制衡,从而强化王权。

其三,便于兔死狗烹。商鞅、范雎二人从事的工作,实际上是对秦国权贵的洗牌,本质上是得罪人的改革。客观情况需要时,他们是秦王手上的利刃,用来快刀斩乱麻、解决遇到的实际问题;而在问题得以解决、或者新君接班后,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发泄传统贵族的愤懑、巩固统治基础,过河拆桥、转移仇恨,无疑是划算的买卖。

这三点都在历史上得到了证明。公孙鞅、张仪、范雎为秦国服务时,正是时任秦王权位无比稳固、秦国事业最为高歌猛进之际;

但几人欢喜几人忧,三人的得意,也伴随着其他人的失意。公孙鞅树敌众多,以至于每次出门都要“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配上大量全副武装的甲士才敢出门;张仪在秦惠文王面前呼风唤雨、春风得意,但却得罪了太子,群臣对他也极为不满:“群臣多毁短之”。范雎的处境貌似也不怎么妙,这一点从他跟白起势同水火的关系就可见一斑,毕竟后者的伯乐,正是被范雎赶走的魏冉。

但实际上,各位秦王才是让大家不满的“罪魁祸首”,公孙鞅、张仪、范雎只是办事的马仔而已。但秦王一般人不敢惹,这三个“外国人”,大家还是惹得起的。我办不了秦王,还办不了你?因此,而这三名为秦国做出了极大贡献的外来人才,最终结局都不怎么和谐。在秦孝公、秦惠文王死后,公孙鞅、张仪立即面临着性命之忧;范雎也由于自己亲信郑安平在邯郸之战的糟糕表现,在秦昭襄王面前失宠(有些史料称其被杀)。

一句话总结商鞅、张仪、范雎在秦国起伏的人生:在前期,由于客观的需求,他们是秦王最贴心的打手;到了后期,同样出于现实的需要,他们又成了最合适的背锅侠。我们时常对这三人的呼风唤雨心驰神往,殊不知,他们对应的秦王,才是真正的高手。后人常说伴君如伴虎,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