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灾最严重的是基辅州和哈尔基夫州的稀树草原地区。这两个地区在此前的春天已经遭遇了饥荒，农民们身体过于虚弱，无法正常播种，又几乎没有任何物资，因此成为第一批饿死的人。截至1933年年底，基辅州和哈尔基夫州的人口已经分别减少了近100万人。而乌克兰草原上的主要产粮州敖德萨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则各自损失了超过30万人。
受影响较小的顿巴斯工业地区在1933年也有17.5万人饿死。干草原地区由于没有在前一年遭遇饥荒，损失较稀树草原地区为小。即使情况真的变得过于糟糕，这些地区的农民也可以前往扎波罗热、克里维伊里赫和顿巴斯地区的建筑工地避难。此外，在1933年春，莫斯科当局向乌克兰南部提供救援粮的意愿也比对中部地区大得多：莫斯科需要更多的粮食，而让主要产粮区的居民能够活下来收割作物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办法。
至于其他人，则可以任由他们自生自灭——这一点也变成了现实。最终，在乌克兰总计有近400万人死于这场饥荒，死亡人数超过了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从1932年到1934年，每8个人中就有1个饿死。饥荒让苏维埃乌克兰变得面目全非。苏联政府从乌克兰的党和政府机关中清洗了那些不愿站到自己同胞对立面的干部，从而成功地把乌克兰保留在自己的控制之中。在总计500多个地方党委书记中，有超过一半人在1933年上半年被撤职，其中许多人遭到逮捕和流放。剩下的人则会无条件服从。这些人才是苏联政府希望——至少是暂时希望——留下的干部。有幸在饥荒中活下来的农民都得到了教训：只有加入集体农庄才有活路，因为集体农庄缴纳的税赋更低，也是仅有的在1933年春天得到政府救助的农庄。
对绝大部分家庭和土地的集体化如今都已完成，并极大地改变了乌克兰乡村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乌克兰大饥荒（乌克兰语称之为“霍洛多摩尔”）是不是一场早有预谋的、针对乌克兰及其人民的种族灭绝？2006年11月，乌克兰议会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肯定的答案。部分其他国家的议会和政府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然而俄罗斯政府却发起了一场国际行动，抨击乌克兰的主张。围绕乌克兰大饥荒性质产生的政治斗争和学术争论延续至今，其焦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变为对“种族灭绝”的定义。
然而在对1932—1933年饥荒部分关键事实及其解读方面，一种广泛的共识正在形成。大部分学者都同意这场饥荒的确是由官方政策导致的人为现象。尽管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下游和哈萨克斯坦也发生了饥荒，但只有乌克兰的饥荒是由明显具有民族色彩的政策所导致。饥荒发生于斯大林决定终止乌克兰化政策之后，并与乌克兰共产党干部遭到的打击同步发生。这场饥荒给乌克兰社会留下了深重的创伤，让它在未来数代人的时间里都失去了公开抵抗苏联当局的能力。斯大林将乌克兰变成了一个“模范苏维埃共和国”。1934年，乌克兰首都从哈尔基夫迁回基辅，此时基辅的知识分子阶层受到清洗的沉重打击，已经不再对乌克兰的苏维埃政权构成威胁。这次迁都标志着乌克兰从一个自治的、经常有自己想法的共和国向一个单纯苏联省份的转型最终得以完成。正如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所期待的那样，乌克兰成了苏维埃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范本。
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乌克兰的工业产量较之1913年已经增长了8倍。这一成就仅比苏联最大的共和国俄罗斯略微逊色。农业部门的集体化已经完成。98%的农村家庭和99.9%的可耕地成了集体财产。问题在于，完美无瑕的集体化数据掩盖了农业部门令人失望的成绩。1940年，乌克兰的粮食产量为2640万吨，仅比1913年多出330万吨，也就是说农业生产的增长幅度还不到13%。受到大饥荒和集体化摧残的乡村地区无法跟上工业城市高速成长的步伐。尽管乌克兰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却为这一“跃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1926年到1937年，苏维埃乌克兰的人口从2900万下降到2650万，在1939年才回升到2800万多一点。来自不同族群背景的许多乌克兰人都死于“大清洗”。“大清洗”指1936年至1940年间席卷了整个苏联的多次逮捕、处决和流放浪潮，其中尤以1937年为甚。从1937年到1938年，乌克兰有27万人遭到逮捕，其中近半数被处决。“大清洗”与斯大林在30年代的其他许多政策有着相同的目标——确保苏维埃政权的延续、确保斯大林的最高领袖地位。斯大林那些仍然在世的前盟友和前敌人都遭到处决，其中包括列夫·加米涅夫]、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和尼古拉·布哈林。
在大饥荒期间向斯大林展示了忠诚的乌克兰党、政府和秘密警察等机关领导人同样难逃厄运。当局需要的是温顺且对之前的失误一无所知，从而能效忠领袖的新干部。除乌共干部群体之外，遭受打击最重的是非布尔什维克党派的前成员们和少数民族群体。乌克兰是一个位于边境地区的共和国，拥有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当局无法信任这些族群对苏维埃政权的忠诚。因此乌克兰再一次成为严苛审查的对象。波兰裔和德裔族群排在敌人名单的前两位。在遭到逮捕的人中，近20%是波兰裔，而德裔则占约10%。这两个族群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足1.5%，却被苏联当局当作为其当时主要敌人（波兰和德国）服务的潜在间谍和“第五纵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