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最能让美国人感到“系统崩盘”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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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南风窗资深主笔 雷墨

当地时间8月2日,美国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将于11月3日举行总统选举。

时间越近,围绕选举所衍生的新闻越来越多。自美国政治进入现代以来,特朗普或许是最能让美国人感受到“系统崩盘”的总统。他执政的三年多里,美国总不缺危机。有的是他人为制造的,有的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但不管怎样,危机叠加的风险系数,都在接近史无前例。现实的压力,将迫使美国人不得不思考,政治机器如何才能有效运转。

目前特朗普选情堪忧,各路预测机构与分析人士,开始把脉“后特朗普时代”。即使美国的“2020后时代”里没有特朗普,也会留下深深的特朗普烙印。如果拜登赢得大选,他所面临的不只是“重振朝纲”,还要回应美国的政治之变。

即便特朗普成功连任,美国政治也不会系统崩盘,但可以肯定的是执政会更困难。美国政治的变化,并不等同于“特朗普化”。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共和党,都无法回避政治的系统重组。而今年11月的大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美国政治如何“系统重组”。

01

喧嚣之外

7月15日,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公布的全国民调数据显示,拜登对特朗普的领先优势扩大到15个百分点。这个差距是什么概念?根据学者的相关研究,这是二战后在任总统连任竞选中,距大选投票4个月时落后于竞选对手的最大差距。

(2020年7月15日公布的昆尼皮亚克民调显示:拜登在总统竞选中将领先特朗普的优势扩大到15个百分点,登记选民支持拜登的支持率上升至52%。相比之6月18日的民调,拜登当时以49%比41%领先特朗普)

但这并不意味着拜登已胜券在握,或特朗普败局已定。如果那样,这届大选就风平浪静了。相反,民调差距的拉大,更可能预示着今后的选战将更激烈。特朗普逆势翻盘的冲动,可能搅起大选的轩然大波。

2016年特朗普的“意外”当选,凸显了美国的政治之变。从预判选情角度看,这种分析虽有“马后炮”之嫌,但近年来的确已成美国政治研究的共识。政治的变化非一朝一夕,大选喧嚣之外的因素更值得关注。

表面上看,特朗普似乎能我行我素,甚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拜登好像也可以见招拆招,或许还能坐收特朗普执政糟糕的渔翁之利。但事实上,两人在选举策略上都有左右为难之处,都没有“一招鲜”的制胜筹码。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美国选民结构的变化。

进入8月,民主、共和两党都将召开全国大会。这些会议的既定功能,是正式确认两党的总统候选人身份,但真正的看点在于特朗普和拜登将选择谁做搭档(副总统候选人)。

如何选搭档,是个选举策略问题。而选举策略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吸引更多选票。所以,选搭档也是一种对潜在支持者的“广告投放”。目前美国舆论热议的,是拜登的搭档将是白人女性还是黑人女性。两种选择各有利弊,这也是拜登的纠结之处。

(拜登与非裔民主党人卡玛拉·哈里斯)

无论拜登怎么选,都会被特朗普和共和党贴上玩“身份政治”的标签。如果他选黑人女性做搭档,那么这个标签会更大。“弗洛伊德事件”之后,族裔问题已经与新冠疫情、经济衰退一起,成为这次大选美国选民关注的主要议题之一。

在处理族裔问题上,拜登支持率大幅领先于特朗普。所以,“白人男性+黑人女性”的组合,对拜登不可能没有诱惑。但他也不得不有所忌惮,过度凸显身份政治,可能引发特朗普白人支持者的反弹。

2008年以来的历次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都获得了超过八成五的黑人选票、超过六成五的拉丁裔选票。从这个角度看,身份政治对民主党候选人来说,催票的空间已经不大。

但在族裔问题凸显的背景下,谁也不能保证,拜登阵营选择“双白人”组合(2016年希拉里的搭档是白人男性),是否会导致有色人种选票流失?虽然临阵换将是选举大忌,但在选情不利的情况下,特朗普不会放过任何“收编”民主党流失选民的机会。

比如,特朗普是否会以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印度裔共和党人妮基·黑利取代彭斯?特朗普“白人至上主义者”形象已深入人心,但以他的秉性,弄出一个同样关心少数族裔的奇怪组合,不是没有可能。但与拜登一样,特朗普也是左右为难。

(特朗普与印度裔共和党人妮基·黑利)

他今年3月访问印度,没人会怀疑其拉拢印度裔选民的动机。而他最近在工作签证问题上的限制政策,讨好了自己的基本盘,但伤害了印度裔选民的利益。2019年,美国高技术签证72%发给了印度人,2016年80%的印度裔把选票投给了希拉里。

与族裔相关的身份问题成为政治,背后的深层原因是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根据美国官方的数据,1980年美国白人在总人口中占比80%,黑人、拉丁裔和亚裔等少数族裔占比20%。2019年这两个比例分别是60%和40%。与人口结构变化同时出现的,是共和党“白人代表”与民主党“族裔多元”形象的固化。2016年大选,希拉里与特朗普获得的白人选票比例分别是37%和58%。

在“弗洛伊德事件”之前,特朗普竞选阵营就制定了吸引少数族裔选民的计划。原因不难理解,靠固守白人基本盘求险胜,风险在增大。但对于拜登来说,在身份政治上走得太远也存在风险,因为毕竟白人选民依然占多数。美国以白人为主的社会结构,正在逼近但又未跨越“质变”的临界点,客观上造成了特朗普和拜登在选举策略上的两难。

人口结构的变迁与选举政治相关联,是美国政治未来的趋势。2020年大选的过程与结果,将是美国政治如何回应多元化趋势的风向标。

02

系统之内

如果把选举政治、政党政治以及立法、行政、司法等制度系统看作一部机器,那么目前美国的政治机器运作出现的问题,可以说是系统性的。

美国人文与科学院今年年初发布了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目标:再造21世纪的美国民主》的报告。这份创作历时两年、带有调查性质的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之一是,无论与其他西方国家横向对比,还是与美国自身民主政治历史作比,美国的政治体系都呈现出明显的“反应迟钝”“无法适应”甚至“过时陈旧”的特点。

投票率是检验选举政治的重要指标之一,但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率,长期以来在主要西方国家中几乎垫底。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5月的一份报告,美国2016年大选投票率是55.7%,在当年或其前后举行了选举的35个经合组织国家中,美国投票率排名第26位。

根据这份调查,70%的美国人认为高投票率对总统选举至关重要。如果以此为参照,美国最近一次总统选举投票率达到这个比例,还是1900年(73.2%)。从二战结束到2016年的18次总统选举,投票率超过60%的只有4次。1972年以后,投票率就再也没有超过60%。

2020年大选的投票率或许会超过2016年,但绝无可能达到曾经的历史高位。低投票率还不是问题的关键。今年大选对美国政治的更大考验将是,美国人投票选总统这种“游戏”是否还玩得下去。

有美国媒体嘲讽道:特朗普与拜登这两位对手已经达成共识:对方正试图窃取自己的选举成果。特朗普近日接受媒体采访,被问到如果败选是否会拒绝接受选举结果时,他的回答是“我到时候会考虑的”“我会对你保持悬念”。

这或许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如果败选,特朗普几乎不可能不提“选举舞弊”。而且,从目前政治极化的情况看,他不需要提供证据,就能煽动街头抗议。在美国保守派政治分析师里奇·洛瑞看来,目前可以确定的是,特朗普不会体面地接受败选。

“如果败选,他甚至连给竞选对手的祝贺电话都不会打。”他分析称,2000年小布什与戈尔得票率接近,后来双方都接受了最高法“裁决”的选举结果,背后的原因是那两位都珍视美国政治中的理性与体面。

根据美国的选举规则,总统选举的胜者是获得更多选举人票,而不是更多普选票的候选人。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普选得票率与选举人票数是匹配的。从1788年(首次举行总统选举)到2012年,美国总共举行了57次总统选举,普选得票率低但选举人票数多的情况只出现了3次(1876年、1888年和2000年)。也就是说,“偏差率”是5.3%。

2016年大选,特朗普的普选得票率少希拉里2%,但以更多选举人票(304票对227票)取胜。如果算上那一次,“偏差率”升高到了6.9%。对比历史来看,2016年的大选结果,是一次无关紧要的“误差”,还是需要“系统重组”的信号?

在西方民主国家中,选举人制度属美国独有。这种不能算完全意义上直接选举的制度,与美国政治现实之间的张力,可能会越来越多。如果2020年的大选再次出现“偏差”,那么无论谁当选,这种制度设计都会面临更多的质疑。

系统问题的另一个表现是,国会的“多元化”与政党政治的“两极化”同时存在,两者似乎代表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极化成视彼此为国家威胁,国会却演化得更能“代表”美国。

2018年中期选举后,美国参众两院里,少数族裔议员所占比例创下历史新高(22%),而1945年这个比例仅为1%。女性议员在参众两院的占比分别是25%和24%,1997年这两个比例分别是2%和6%。

毫无疑问,选民直接投票产生的国会,更契合美国多元化的现实。国会是美国的建国先贤们,根据美国宪法建立的第一个政治实体(1787年),当时美国还没有正式的政党或政党制度,其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但目前国会的尴尬之处在于,它在代表性上的优势,被极化政治几乎化于无形,更别提对美国政治的塑造能力。

根据盖勒普2019年5月的民调,国会角色的受认可度仅为20%,不认可度高达75%。国会的“高代表性”与“低认可度”,对美国政治意味着什么?

03

重组节点

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列出了成功民主的三大要素,即国家、法治与负责制政府。

历史罕见的病毒大流行,让美国人见证了国家能力的式微;特朗普早前把危机的责任推给他人,让美国人感受到了“不负责政府”;执政三年多,特朗普对某些法官的公开抨击,以及频繁游走于宪政危机边缘的做法,总能让人联想到行政权扩张、权力制衡缺位。美国政治走到系统重组的关口,特朗普可谓“功不可没”。

美国资深政治分析师、政治新闻网的联合创始人约翰·哈里斯,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把特朗普比作“催吐药”。他的逻辑是这样的:特朗普的支持者在2016年把他送进白宫,是因为那些人认为美国的政治肌体里“有毒”——过度低效和虚伪,所以需要来一次大排毒。

服下那副“催吐药”后,美国的政治肌体立刻痉挛抽搐、虚脱无力。所以哈里斯认为,特朗普到了“功成身退”的时候,他应该站在“任务完成”的标语下离开白宫。

哈里斯虽然是讽刺调侃,但分析得却不无道理。政治趋于极化、贫富差距拉大,说明目前的美国政治、经济体制都缺乏包容性。特朗普不是这些问题的制造者,某种程度上说,是这些问题让他成为了总统。但对于某些美国人来说,选特朗普上台让他们认识到,总统不应该怎么做。

在哈佛大学政治学者丹妮尔·艾伦看来,特朗普的执政对美国人有“教育功能”。“正是由于他在危机中执政治理的失败,很多美国人首次学习到,联邦政府应该如何运作。”艾伦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了对美国宪政框架的信心,她就特朗普执政带来的警示作用打了个比方:“这就像坐在你叔叔的法拉利里,你却不知道如何开这部跑车。”

美国政治体系是否还能称得上是“法拉利”暂且不论,但特朗普的确让其处于近似“无人驾驶”的状态。2021年无论谁是白宫的主人,这种状态都不太可能持续。如果成功连任,特朗普可能更加在乎青史留名,而不是破坏性的“革命”;如果拜登获胜,他将更有系统重组的紧迫感。

深重的危机必然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我们共同的目标:再造21世纪的美国民主》这份报告,以历史的维度总结了美国政治系统重组的几个节点,每一个节点发生在重大危机之后。

该报道认为,南北战争后废除奴隶制,是美国独立后的第二次“建国”,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平权运动是第三次,如今正在经历的是第四次。没人会否认目前美国遭遇的危机是历史性的,所以无论哪种政治派别,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让美国政治体系走出运转失灵?

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写道:“政治机构的发展,通常是缓慢和痛苦的,必须经历漫长岁月。人类社会一直在努力组织自己,以征服他们所处的环境。”美国的“第四次建国”,难度系数或许是历史性的。

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威廉·弗雷曾说,界定了20世纪下半叶美国政治的“白人婴儿潮”政治文化,正在让位给种族和文化更加多元的国家。如果说以前的政治文化可以“自由奔放”,那么未来必须学会妥协共存。对于美国来说,这种转变会尤其痛苦。

编辑 | 谢奕秋

排版 | 刘克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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