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时代的民间活跃度，社会空气的开放自由，言论空间的宽松，物质文明的繁荣，人民生活的丰富多彩，女性的地位和受教育程度，确实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高峰期。当然，仁宗时代也是弊病多多，虽然成功渡过中叶危机，但正是因为后来英宗、神宗、哲宗三个朝代的更加不济，才使得仁宗时代也成为值得追忆向往的好时候了。
所谓“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这就是宋太宗时代的事，土地兼并问题开国以来便有之。 不过，仁宗时代的民众，受到的约束限制最小。即使是佃农，每年也可以各家各户凑钱，一起组团到大老远的外地，比如说去广西一起团购耕牛，以改善生活或转手赚钱。这种底层购买力、跨境流动的自由自在，在其他朝代中是很难想像的。
仁宗还给佃农们炒地主家鱿鱼的权力，过去佃农想搬走，还得从地主那里取得“凭由”，这等于让佃农沦为地主家的农奴。仁宗取消这一劣规，还警告地主不许“抑勒”佃农，敢有拦阻，就得尝尝官府的法绳。
这一措施，切实改善了底层佃农们的处境。从此之后，宋代许多富家、豪门，不得不竞相用优厚条件招揽贫民种田。“借贷赒给，无所不至”，生怕佃农们“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所以无地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性大大减轻，底层农民越来越接近于自由民。
仁宗时期，宋夏战争以及灾荒问题，使税收、物价涨了不少，加上地主豪门用高利贷陷民，不时导致破产流民的产生。但物价后来又降下来了，流民在一定程度上被仁宗管吃管住管就业。“流民所过，官为舍止之”，居有官舍，食有赈粮，另外还发放生活费，按人派钱。若死于灾害，官家会另外给父母、家属一笔钱。
明清两朝加起来五百多年，可否见过有几次给流浪灾民发钱的？明朝嘉靖、万历那些长期不上朝，只顾敛财不管百姓死活的，所谓的“能干皇帝”会做这种事情吗？总体而言，仁宗朝的百姓工资比起历代算高的，物价还算偏低，至少隔一段日子吃点肉和鱼，改善生活并不难。因为经济高涨、商业繁荣，生活服务业空前发达，社会对用工的需求量也随之更大，流民就业门路也相对宽广，所以宋代人口在仁宗朝依然有大幅增长。
将领士兵暴动隐患是唐末五代以来长达二百余年的积累，因为宋朝太平日久，内地州县普遍连城墙都没有，又不设武备，所以士兵们一旦作乱，可以如履平地，到处抢钱抢女人。因而士兵暴动在仁宗朝一度死灰复燃，但范围、时间、规模都很小。
仁宗亲政三十年，国家确实称得上人才济济、贤臣井喷、文风改革注重实用，说句政治修明也大差不差。朝堂之上并无大奸专权之人，对外是进取无胆，守则有余。 仁宗一朝，经历了宋真宗、刘太后两代苟且积弊，承平日久，军失训练，但仁宗却能承受住新兴外族的强大冲击。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是一代枭雄，西夏亦是一个富于朝气的强国，骑兵十几万，且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但李元昊愣是没能从仁宗手里攻下一州一军，甚至哪怕一座有份量的县城也没有掠去。最终李元昊虽靠荒原野战胜了几次，但破不了战事大局，空耗本国国力，无奈只得又向宋朝称臣。可以说，历世的异族枭雄之君，以这样的方式收场，实在尴尬。这与仁宗有识人之能，任人之明是分不开的。
面对辽邦的胁迫，仁宗固然有萎靡苟且的一面，从而增币求和，但他选派的使节在辽主面前还算保住了宋朝的体面。成功的用岁币为条件，挑动辽夏之间的争斗，让二敌大伤元气，辽国为了那点岁币而兵败君辱，得不偿失，宋廷的外交手腕也称得上可圈可点。
北宋的积贫积弱，三冗问题在仁宗朝达到高峰，但也不能否认前代留坑是原因之一（皇太后刘娥已快把府库搞空了）。最关键的是西夏边患大起，兵额剧增，开支剧增，使过去积沉已久的各种危机集中爆发出来。仁宗有因循，缺乏改革魄力的一面，但也有调控之后，朝野的日子大体过得下去的一面。
最后，会有人拿刘娥来否定仁宗，我以为与史不符。刘娥在政治上因循了真宗的弊政，所谓澶渊之盟后，大宋“武备皆废”、“天下不识战三十余年”、“州县不复阅习”、禁军“失于训练”，她刘娥可是“功”不可没的！
所谓刘娥弄出了宋朝“最好的十年”，这是无视宋真宗已经留下了“家给人足”、“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的良好基础，北宋大词人柳永就有许多描述宋真宗时代人们生活殷实，社会繁荣的佳作，比如著名的《望海潮》。当然，宋真宗晚年的荒唐固然使国库空虚，但刘娥就更好吗？
刘娥十年搞下来，更加国无余财，范仲淹的评价是：“国家太平垂三十年，暴敛未除，滥赏未革，近年赦宥既频，赏给复厚，聚于艰难，散于容易，国无远备”。真宗朝虽浪费，但宫中需要财用，好歹有一定之规，需相关部门“合同凭由”才能去库房支领，而到刘娥手里，内侍只凭“白帖子”就可随便取钱。
刘娥
可以说，北宋之积贫积弱是在刘娥手里形成定局，反倒是宋仁宗亲政后承受了各种弊政爆发的危机，最终靠着他的知人善任，容人之器来设法来填坑。所以方方面面比较下来，宋仁宗还算得上一位差强人意之君，治绩和水平在中叶皇帝里边算是靠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