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2年10月。
在人生最华美绽放的时候，宋教仁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
当初离家的时候，秋雨正在老屋的檐前滴落。从长沙至汉口，从上海到日本，故乡天涯，一别就是整整八年。
满头白发的母亲，神情憔悴的妻子，陌生不敢相认的孩子。他们，都站在院子里凝望他的归来。
在这里，他不是什么光耀人物，而是一个离家多年的儿子，一个充满愧疚的丈夫，一个未能尽责的父亲。
哥哥宋教信被清廷当作人质投入狱中，后病死。兄弟再也无缘再见。
宋教仁，默默地在窗前，眼前这秋后的田野，黄昏的炊烟，让他忧伤，沉静，而又感慨万千。
当初走的时候，儿子宋振吕还是一个四岁的小不点。而现在，他站在旁边，个头都平到了父亲的肩。
去国已三载，思家又一秋。亲忧知白发，闺怨定蓬头。禹域腥膻满，天涯道路悠。有家归未得，期待灭匈奴。
在东京的多少孤灯寒夜里，这一处可念而不可归的家园,多少次,让他泪湿衣衫啊。异国他乡，他一个二十多年的小伙子，两三年间，甚至连性事都没有，形单影只，读书写字。他曾忍受着怎样一种刻骨铭心的孤独啊。
而今回来了。那是1912年的岁末，空气里充满着过年的气息。
灯下火旁，老母看着他，说，能活着回来就很好了。以后不要再回去。宋教仁默然坐在那样的天伦之爱里。
离开故乡太久了，而今又是炙手可热的国民党领袖，在桃源的日子，不断有四方好友、贤达来请他喝酒。正是他在桃源的那些日子，宋教仁建议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选址桃源。开学之日，他应邀出席，并致辞。这所学校，成为桃源师范的前身。此前，由宋教仁倡议，他的同乡李世燮从日本回到家乡，创办了桃源县立中学，即今桃源一中。一百多年之后，宋教仁的雕像还在桃源一中的广场上。
桃源一中宋教仁雕像
此刻安享天伦的宋教仁，终归不再属于他的母亲、妻儿与故乡。这个见过了桃源美丽的渔父也不再只是这个老屋。
全国各地的电报却雪片一样飞到这个宁静的山村。其时，流亡海外十五年的梁启超正从日本归来，其受到的欢迎程度甚至数倍于孙、黄。为参加国会大选，梁氏将组织“第三党”，成立民主党。梁启超这个旧式改良主义者，年长于宋，二人所持政见亦不尽同。但，梁宋二党同时参与国会竞选的这一幕，并没有成为现实。
宋教仁，不得不再一次离别故乡。这个桃源之子，要去寻中他心中的另一种桃源。
依然是一路演讲，依然是一路阳光。
“徐寻曲屈径，竟上最高峰。”在杭州，宋教仁写下的诗句里充满志得意满的豪迈。同行的同盟骨干陈英士提醒他：“钝初，你不要快活，小心他们用暗杀的手段对付你。”
他哈哈一笑，回答道：“光天化日之政党竞争，岂容此种卑劣残忍的手段？”
他太阳光了，太自信了，以至于忽略了“光天化日”之外的种种阴鸷。
一个多月后，他的故乡，这个小山村，桃花还没开，就收到了宋教仁的死讯。在上海沪宁车站，他被卑劣者无情刺杀。
宋教仁遗容
那是公元1913年3月20日晚十时许，宋教仁准备从上海去北京，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为其送行。就在车站检票口，宋教仁右边腰部连中三弹，子弹均带毒。
开枪凶手，一个穿黑衣的矮小者，迅速消失于人海。
宋教仁迅速被送往铁路医院。终因伤势过重，两天后，憾恨离世。时年三十一岁。
临终前，宋教仁含泪将老母奉养托付给挚友，又对自己的书籍遗物稍作交代。并托人给袁世凯发了一个电报：“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拨之宪法，则虽死之时，亦有生之年。”
宋教仁,没有死于边地起义,没有死于满城通缉,也没有死于亡命天涯。他并不怕死，相反，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他总是怀着一种“杀身成仁”的信念。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当满清倾覆、民国复建的时候，他被一颗罪恶的小小子弹击中了躯体。
宋教仁被刺，显然有其背后的密谋。一般舆论指向的是袁世凯。然而，并没有找到确切证据。
这个幕后的千古罪人究竟是谁，百多年来，它成了一个“迷案”。
宋教仁墓
他的死，着着实实给民国带来了无可估量的损失。那一颗带毒的子弹，射中的是一个人的身体，也是一轮升起于古老国度的政治理想。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于右任先生的悲情里似乎隐着玄机。
正如宋教仁流亡日本所说的那样，破坏容易，建设难。
他试图以现代政治文明之光去洞开数千年的专制与幽暗，以现代政治去建设一个青春喷薄的中国。
然而，他失败了。那一束光，只如昙花开过。
当历史尘封，当桃花开放，一百多年后，我站在宋教仁这寂寞而苍凉的故居门前，感到一种穿过历史的心痛。
*本文作者黄耀红系湖南教育报刊集团编审，教育学博士，原标题为“那一束光——百年余痛宋教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