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李鸿章这对师徒，都为大清的振兴做了众多努力，也凭借着各自杰出的功绩，成为了晚清中兴名臣，为清朝续命数十年，他们身上有着很多的相同之处，但是从根本上来讲，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曾国藩出身于湖南娄底的普通富农家庭，父亲曾麟书从小就参加乡试，直到43岁参加第17次乡试时，才考中秀才，可见天赋很一般，而曾国藩从小就是由父亲教导读书，背一篇《岳阳楼记》花了大半个晚上都没有背下来，以至于因此还遭到了小偷的嘲笑。
李鸿章出身于安徽省合肥的官宦家庭，父亲李文安读书比较晚，因此在科举上的成就也比较晚，但到37岁时也已经考中进士了，并且是与27岁的曾国藩同榜登科，因此两人有了同年之谊，在仕途上也比较顺利，家境相当优渥。
曾国藩与李鸿章的这种出身不同，导致了两人对待人生的态度有非常大的差异，曾国藩从小生活条件普通，同时学习在父亲的教导下进步也比较缓慢，因此他对待包括学业在内的所有世间难为之事，主要就是下笨功夫。
在读懂一本书之前，绝不翻开另一本，而倘若这本书比较晦涩，那么就将书中的文章给背下来，一遍背不下来就背二遍，就这样反反复复地打磨，虽然每天的进步有限，但是却能够积点滴之功，最终成就学问上的渊博。
在对待包括科举之内的问题上，曾国藩所奉行的也是如此，屡败屡战，只要笨功夫下得足够深，那么自然能够守得云开见月明，最终他在考了七次秀才后成功考中，此后会试时失败一次，于27岁时考中进士。
李鸿章出生时家境已经渐趋优渥，同时他在学业上的进步也非常快，尽管没有表现出过目不忘的超能力，但是也不至于像曾国藩，背一篇不到400字的文章花掉大半个晚上都背不下来，17岁就已经考中秀才的李鸿章对自己的学习能力非常自傲，自视甚高。
由于李文安与曾国藩有着同年之谊，因此李鸿章得以拜在曾国藩门下学习，得到了曾国藩的耳提面命，认为他是可以支撑时局的栋梁之材。李鸿章的表现也确实没有让曾国藩失望，他很快就考中了进士，并且于咸丰九年（1859年）进入曾国藩的幕府，为其出谋划策并起草文书。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曾国藩发现了李鸿章与自己的本质性区别，自己本性厚重，虽然未免有失灵动，但也因此不犯大错，遇到危机时也能够苦苦撑住，最为注重的是人的修养，也就是“道”；李鸿章则仗着自己聪明，自幼没受过什么苦，而有着很深的轻浮之气，尽管遇事时可以凭借一时的聪明度过难关，但在根本上却无有补益，眼里能够看到的只有“术”。
曾国藩认为这样下去并不利于李鸿章的发展，因此想了很多方法磨练他的性子，意图要让他的个性变得厚重，比如说在李鸿章来见自己的时候，故意在那里洗脚让他等着，比如说让一群人跟他辩论思想，让李鸿章不至于每每提出一个独到见解便洋洋自得。
这样长时间下来，李鸿章的个性也确实是有了很大改善，后来功成名就的李鸿章，想起曾国藩的教诲时，饱含深情地说道：“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
很显然，在曾国藩幕府的那段时间，李鸿章的进步是肉眼可见的，他不再是如青年般轻浮冒进，渐渐有了踏实之气，但是“重术轻道”的这个根本问题，却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这一点体现在他对子孙的遗留之物上就非常明了。
曾国藩“重道轻术”，做事情讲究的是从根本出发，不去关注那些表面上的细枝末节，在对待子女的教育方面也是如此。
曾国藩认为子女能否开心幸福，能否让曾家长保富贵，最为重要的是子孙的品性，而子孙的品性则基本由长辈们所表现出来的家风所决定，至于给孩子们留下金银财宝反而没有什么用，若是子孙有能力那么自己就能够挣到钱，若是子孙没能力，有钱也守不住，反而还容易带来灾祸。
因此曾国藩在世的时候，非常留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致力于给子孙留下勤俭家风，自己过着很勤俭的生活，带动并督促着弟弟们也不能贪图安逸奢侈，哪怕是人在外地打仗，也不忘写信回去，让弟弟们督导子侄们读书练字、下地干活，让曾家真正形成了勤俭家风。
李鸿章在对待子女教育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措施则与曾国藩截然不同，他并没有花费太多苦心去教导子女，同时自己的生活也过得很是奢侈，让子女们从小就过惯了奢华的生活。
李鸿章为官期间，有“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说法，他利用职务之便，大手笔往自己家里捞钱。在他去世以后，深得曾国藩器重的教育家容闳，在《容闳回忆录》中通过自己对李鸿章的日常交往，以及其表现出来的一些财务活动，认为其给子孙留下了至少四千万两的白银。
当然这个说法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而梁启超则认为李鸿章所留下来的遗产，应该是数百万两。在这两人之外，还有很多的学者也对李鸿章遗产进行了推算，基本上都是在数百万两到数千万两之间，反正没有低于百万两的。
而且李鸿章去世以后，他的子女们进行分家时所遗留下来的《分家合同》也佐证了这一点，李鸿章去世时在安徽一共有着价值300万两的6万亩田地，此外还有着数之不尽的住宅、商铺、当铺等等，尽管具体数目不确定，但其留下了巨额财产却是肯定的。
曾国藩给子孙们虽然也留有一定财富，但肯定没有李鸿章那么夸张，他最为看重的还是勤俭家风，而李鸿章最为看重的显然是财富，这两者之间区别很大，那么在曾国藩与李鸿章去世以后，这不同的两种遗产所产生的效果如何呢？
如今距离曾国藩与李鸿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曾国藩家族中涌现出了无数的人才，如外交家曾纪泽、数学家曾纪鸿等等，每一代都有杰出人才出现，如今已是百年望族。
李鸿章的后人中最出名的则是曾外孙女张爱玲，张爱玲笔下有过很多家庭长辈如何败家的文章，李鸿章的后人中也确实是有很多败家子，最典型的如其孙子李子嘉，每天按月领零用钱，沉迷黄赌毒不可自拔，在零花钱不够用以后，就开始败家产，最终败光家产在穷困潦倒中去世。
曾国藩与李鸿章在对待子女教育的经验教训上，还是值得后人借鉴学习的，凡事都要像曾国藩那样从根本的“道”去思考问题。
家长最希望子女能够成为怎样的人，过上怎样的人生，当然是希望孩子能够拥有平安、健康、快乐的人生，所谓希望孩子能够有很多钱，那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本质上还是希望孩子能够不因钱而受苦，可以拥有很快乐的生活。
而孩子之所以能够拥有快乐的生活，那其实不是由钱来决定的，而是由他的内心决定的，所以曾国藩为子孙留下勤俭的家风，让孩子们能够踏踏实实创造价值、享受快乐，家族反而人才辈出；而李鸿章为子孙留下巨额财产，结果却只是养出了大批的蛀虫。
现在也有很多父母，在教导子女时不会从本质上去思考问题，不思考如何培养出孩子勤奋、节制、好学、善良的品格，而是一味地追求学区房、名校、补习班，让孩子在一个又一个补习班中奔波，这其实也是脱离了“道”而去追求“术”的表现。
参考资料：《曾国藩家书》、《曾国藩传》、《李鸿章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