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评委席上的崔健破碎了无数人的回忆
摇滚教父崔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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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然间，走不动的崔健已经成了老崔。二十年，一无所有的日子已经远去，安居已经代替了那一份执着的流浪。二十年间的变化，物质与精神近乎是在走着一条逆行的道路，膨胀最终物极必反，贫乏的文化纵使抹上再艳丽的口红，也唤不回当初的那份纯净。
摇滚的反叛性，以及对自由的追求是它与生俱来的独特魅力。摇滚强大的震撼性往往使其歌词成为时代最具分量的诗歌。毫无疑问，崔健算作是那个年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在诗坛的地位应该不输于北岛。王朔也曾称崔健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云游诗人。同样，北大的谢冕教授在主编当代诗歌集时，就曾将崔健的《一无所有》选入。在这里，我们或许还可以发现，精英文化对崔健的认可。我们都知道，摇滚通常是站在主流文化的对立面的，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间多少又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更多的时候，二者是相通的。
当精英文化也对摇滚报以认同的态度时，我们会发现这张开的怀抱里，与其说是相互的认同，不如说是感同身受般的互相安慰。这所有的根源，可能正是主流文化的僵死所致。主流文化中的主流不是其文化的主流，而是其背后所站着的主导者的身份所决定。摇滚的背后是对主流意识心态的反驳，是去政治化的声音，甚至可以说，摇滚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言。摇滚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甚至追求革命。但实质上，摇滚仍然是诗意的，只不过它采用的是执拗的浪漫与真诚的诉说。摇滚需要"敌人"，只有更强大的"敌人"，才能激发摇滚最火热的激情与力量。
时代的变迁，总是让下一个时代转过头对上一个时代执行死刑，到最后，一切的喧嚣殆尽之后，人们都成了倒挂着的布偶，分不清枪口对准的是谁？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手持着枪？摇滚也如此，最终，摇滚成了它自己的敌人。
崔健参加《中国之星》节目，将担任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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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改革开放，让人们学会了用两只眼睛去看西方，再用半只脑子去审视自我，留下的半个脑袋成了静物。"先富带动后富"近乎毁了人们原有的价值思维。富了的人成了权与钱的主人，后富则成了一连串省略号。物质的急速发展，最终在先富的人面前堆成了山，他们与国家平分了这一切，富不起来的人则在贫穷中挣扎与流浪。先富的人不再需要摇滚，富不起来的人无心留意摇滚，最终，摇滚败给了物质，以廉价而又尴尬的身份把自己卖给了市场与商业。后崔健时代的汪峰、郑钧虽然都被称作是摇滚乐"殿堂级人物"，甚至是"教父"。但实际上，他们都早已与商业、流行所融合。当汪峰身穿运动服，唱着《勇敢的心》时，商业才是这则广告的最终目的，摇滚只是身份与符号。
老了的崔健不再行走，调侃与自嘲成了他歌词中的主要内容，但透过那些沙粒般的词语，我们依然还能寻到一种"拔剑四顾"的姿态，只是，内心已茫然，摇滚终究败了，就像何勇所言："我摇了很多年，后来我滚了。"
摇滚，喧嚣了很多年，终究还是沉默了。
时至今日，摇滚仿佛突然又"复活"了。在新颖的娱乐节目里，个性十足、语言犀利的主唱们将评委一次次怼的哑口无言，赚足了话题，也让人们恍然大悟：这原来是一场秀，这终究只能是一场秀。那些从地下来到节目中的摇滚乐队更像是低配版的汪峰，没有汪峰的才华，也没有汪峰那样的运气，摇滚成了娱乐节目里的一个元素，代表着傲娇、自负、个性，然而这终究还是一场秀，逃不过表演的痕迹。很多人说，看着崔健出现在《中国之星》的评委席，自己心里很难受，曾经的回忆留在记忆里多美好，崔健代表着那个时代精神层面的"荷花"，是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更不能被真人秀亵玩。这样一个偶像，现在突然出现在眼前，头发须白，说着一些生硬的概念，很多观众在感到尴尬的同时，不得不换个台，以此来躲避眼前这个现实。
可该如何定义摇滚呢？也许无法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有些人听摇滚建立了自己的信仰，有些人听摇滚却只是成了大音量的音乐。约翰·列侬有一首歌叫《革命》，歌词大意是：你说你要革命，我表示赞同，你说你要毁灭什么？我说对不起，我不参与。我想这或许就是摇滚的信仰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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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青年许巍
许巍有一首歌曲叫《两天》，歌词里写道：我只有两天，我从没有把握，一天用来出生，一天用来死亡。我只有两天，我从没有把握，一天用来希望，一天用来绝望。我想这或许就是摇滚歌词的含义。一天用来路过，另一天还是路过。
摇滚的颓废是颓而不废，透着倔强和坚强。
我想，摇滚应该是孤独的，或者是贫穷的，崔健的时代给了摇滚最舒服的土壤，那一朵朵自在生长的花朵，盛开，也凋谢，虽然不再光鲜，但已被时代的相机所记录，成为我们共同的相册、影集，供我们一次次，一点点回味，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