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志》记载:“〈尚书禹贡‘雍州之域,舜置十二牧,雍其一也。又古丰镐之地,周文武之所都。’”从《尚书禹贡》的记载来看,远古时期舜在统治疆域中置十二牧,而雍州为其中之一,可见早在远古时期长安地区就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被舜帝所重视。在此之后,其优越性越发明显,早期居于今山西中南部一带的周人,于公刘时迁居于豳(今陕西,“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洋。”公元前年周文王命众人由岐迁都于洋,准备进取殷商,武王即沿洋河东岸建镐京。长安作为都城的最早纪录为西周的国都沣京、镐京,史称“沣镐二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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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今渭河流域中部关中盆地,坐落着一座满载历史和古韵的城市,陕西省西安市,历史上有沣京、镐京、长安、大兴等称谓,而长安无疑是它最为响亮的名字。《长安志》记载:“自周秦历汉晋西魏后周隋唐并为帝都。”它是中国古代城市中最为惊艳的一督,从西周到唐先后有个王朝及政权在此建都,可以说唐朝成就了长安,长安也因唐朝而更加魅力无穷。

谭其骧先生认为在中国七大古都中,长安当居首位。长安地区在较早时间内就证实了人类活动的存在,万年前,蓝田人就在这里留下足迹;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这里出现了城垣的雏形,高陵杨官寨遗址的发现,将东亚城市历史推进到了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奥古斯都曾说过:“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长安亦是如此,跟随先民的足迹找寻长安的历史,也不断丰富着中华民族的渊源故事。

前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有功,被封为诸侯,秦始建国于咸阳。“雍州为王幾,平王东迁以岐丰之地赐秦襄公,至孝公始都咸阳,秦并天下置内史以领关中。”秦孝公都咸阳,北征匈奴、降服百越、车同轨、书同文,在渭水南岸修建了著名的阿房宫,促进了关中地区的繁荣。

秦末汉初,长安时为秦始皇兄弟长安君的封地,始以“长安”之名称之。汉初,高祖刘邦命萧何主持营造都城长安,幵始建筑汉帝国的恢宏基业。高祖五年(公元前年)置长安县,高祖七年,定都于此。《旧唐书卷三十八志第十八地理志一》中记载:“京师,秦之咸阳,汉之长安也。”西汉余年历史中,长安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自汉武帝命张骞出使西域,长安城便成为连接欧亚的桥梁、“丝绸之路”的起点,繁盛一时。全盛时期,即汉平帝元始二年时,城中有万户,共万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庞大、居民众多的城市。西汉末年王莽执政时期,长安城一度毁于战火。至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长安改为西京。直至汉末,汉献帝曾迁都回长安。两汉时期,长安一直作为都城存在。

魏晋时期长安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依然不容忽视。隋文帝杨坚篡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初选都于汉长安城。当时的长安历经长期战乱,年久失修,隋文帝决定舍长安另建新城。开皇二年公元年),文帝以龙首山“川原秀丽,丼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为由建都于此,名曰“大兴城”。公元年,唐高祖李渊以“唐”为国号,承隋旧制,在隋朝大兴城的基础上兴建宫殿,定都长安,统一繁盛的唐帝国由此建立。可以说,唐代长安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其城市建设不无关系。直至公元年,朱温逼昭宗迁都洛阳,尽毁长安城,唐代长安城的辉煌结束于此。

长安都城历史长达余年,成为中国古代作为都城时间最长的城市。从上述唐代之前历代长安城市发展的轨迹来看,长安之所以能成为集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国都时间甚久,与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和优越的地理位置等因素密不可分。

首先,《史记》中赞誉西安地区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城市之一,据《广博物志》、《述异志》、《山海经》等古籍记载,传说中的盘古幵天辟地、女娘补天等故事都发生在这一带。“秦州自古帝王都”,公元前世纪,周文王在这此建立沣、镐两京,幵启了西安的都城时代,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代,如周、秦、汉、隋、唐均建都长安。汉唐时期,长安是中国对外交流的中心,是世界上人口超过百万的大都市,占据着世界中心的地位,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各地游人、外国使节与朝拜者的到来,马可波罗的:“西罗马,东长安”是长安在世界古代历史长河中的真实写照。长安一直向世界展现着自信、幵放、大度、包容的民族精神,传播着炎黄子孙为之自豪的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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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长安地处渭河流域中部的关中盆地,北临渭河、黄土高原,南邻秦岭,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天下始定,汉高祖刘邦在定都长安还是洛阳的问题上难以抉择,“汉初三杰”之一的谋臣张良在分析长安地理位置时十分赞同刘敬的建议:“关中左崤、函,右陳、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张良的分析说明西安处于交通便利、资源丰富、极具军事优势的优良地理方位,易借四方之势而于己所用,与古代帝王势必建都于地势险要、物产富饶之地的心理不谋而合。

长安的优越地势早在汉代就被分析的如此透彻,唐朝在此建都也就不无道理了。复杂多变的地理环境、物产充裕的经济条件、深厚的历史根基和良好的民众基础,不但利于政权迅速稳固,在前代的基础上因势利便,也造就了无数优秀的旅游文化资源,从根本上促进了长安旅游活动的发展。

在以诗歌为盛的唐代,出现了许多以长安和长安旅游活动为对象的“长安诗”,作者不乏赫赫有名的古代帝王和文人墨客。李世民在《帝京篇十首》中描写长安宫城的绮丽壮观:“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②称颂帝京长安地势雄伟、离宫众多。袁郎在《和洗掾登城南坂望京邑》中描写道:“金凤凌绮观,镟题敞兰宫。复道东西合,交衢南北通。”可知长安交通便利、建筑绮丽。

长安不仅是一座富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城市,也是一座开放豁达的中外文化交融的城市,这种双重性格赋予长安特殊的魅力,唐帝国成就了长安,长安代表着唐文化特质。这里充斥着高官显禄,遍布文人墨客,络绎不绝的外国游人也带来商业的不断发展,预示着中国古代城市经济的出现和文化的转型,以此造就了不同凡响的唐代旅游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