衲读
出处：《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4期
作者：黄金生
梁启超曾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甲午战争作为近代中国的转折点，影响既深且远。中国有句古话：知耻而后勇，但我们首先要清楚中国到底败于何处。多年来，人们都习惯性地把战争失利的责任归于慈禧太后和北洋海军的腐败上，不仅如此，许多专家学者也推波助澜，不加考证而想当然地相信这个结论，在各种媒体上告诉人们，北洋水师生活如何腐化、指挥如何失误，慈禧太后如何误国、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等等。有这样的领导、这样的军队，焉能不败。但问题是，这些结论经得起考证吗？好在，历史的真相不会永远沉没，陈悦等一批学者通过认真查阅史料、实地考证，为我们逐渐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甲午，揭穿了以往流传的一个个谬误。真相逐渐浮出水面，也在引起我们进一步思考，甲午，我们为什么战败？
谬误1：刘公岛妓院、赌馆林立
威海位于山东半岛东端，和辽东半岛的旅顺成掎角之势，共同扼守渤海门户。从明代起，威海即因地势重要开始设卫驻兵，成为海防重镇。在威海湾的碧波中，有一座刘公岛犹如天然盾牌，正挡海湾入口，海岛周围水深足够，是天然的停船之处。1875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奉旨筹建海军后，因威海、刘公岛战略地位之重要，遂圈选成为海军基地，此后刘公岛长期作为北洋舰队的驻泊之所。1888年12月17日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后，北洋沿线的几个军港基地的地位进一步明确，刘公岛作为北洋海军的驻泊基地，重要性超过了作为维修基地的旅顺。
在北洋海军甲午海战失败的几十年后，曾有人撰文称，在北洋海军时代，作为重要基地兼海军指挥部所在地的刘公岛，烟馆、赌馆林立，妓院多达70余家，与营房为邻，军中一时间抽大烟、逛妓院成风云云。由此证明北洋海军军纪溃散，生活腐败。
但从甲午战后日军摄影师拍摄的照片来看，刘公岛上当时的建筑分布清晰可辨。在小岛的西侧，是黄岛炮台、操场、护军公所、机器局、屯煤所等违筑，并没有居住性空间。小岛荒僻的东部，则是东泓炮台、护军营地和两个小村落。唯一建筑密集的是在刘公岛中部，以海军的集中办公地点海军公所为界，西侧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公馆，以及龙王庙等祭祀场所，只有东侧存在一片类似民居、集镇的地方，但其房屋总数规模，远达不到70家的规模。而且根据北洋海军一些军官的回忆，其中的房屋多为中、高级军官的住宅。因而仅从建筑空间而言，刘公岛上根本不具备存在大片妓院、赌馆、烟馆的硬件设施证据，倘若真如此，那么这个小岛上除非家家是妓院、户户皆烟馆，荒唐情况可见。
此外，北洋海军根据其章程规定，每年要进行严格的出巡话动。正常的情况是，从秋冬开始离开北洋地区，前往南方避冻，第二年春季再从南方返回，在夏季则出巡朝鲜、俄罗斯等北洋口岸。再加上不定期地前往烟台、天津、旅顺巡防、补给、维修保养，实则一年中仅有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威海。面对这样的情况，倘若真的存在70余家妓院，其是否能够在刘公岛上经营存活都是问题。
另一项重要证据是，日军占领威海和刘公岛后，曾对岛上、岸上的居民情况进行造册登记，其中仅仅发现有两三名暗娼。至于烟馆、赌馆，在刘公岛上根本没有任何发现。
谬误2：军官普遍吸食鸦片
历史上刘公岛并没有妓院、烟馆、赌馆林立的情景，但很多现代人还是根据北洋海军灭亡前夕，包括丁汝昌、刘步蟾、林泰曾等几位重要将领无一例外都选择了服毒自尽的殉国方法，推论这些军官平时肯定都吸食鸦片，进而得出北洋水师军律废弛，道德败坏的结论。
实际上，在19世纪末，鸦片除了是毒品外，还是军队中广泛运用的麻醉剂。海战之中，对于伤手、伤足的官兵，往往要采取截肢手术，此时就需要用到大量的鸦片。根据北洋海军洋员戴乐尔回忆，刘公岛保卫战期间他在军医院中帮忙，就遇到了来医院要一些鸦片，以备自杀之用的军官。倘若刘公岛上处处是烟馆，倘若存在大量人吸食鸦片的情况何至于还要到医院去求取鸦片。
此外，这些将领之所以用鸦片作为自杀的手段，其实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经验。在那个时代，能够想到的自杀办法，其实无外乎服毒、自股、悬梁等方式。刘公岛保卫战时较易得到的致死毒品是军医院的麻醉剂鸦片，且选择用鸦片自尽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人传统的身体观，即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自杀时也会选择能够保全尸体的方法。
倘若服鸦片自杀的人生前必定是烟瘾患者，那么按照这个逻辑，选择吞金、剖腹、悬梁、开枪自击等方式自尽者，生前又都是怎样的瘾君子？
谬误3：军官不能上岸居住
据《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船居，不建衙署”，于是有人便将其理解为不允许军官长时间上岸居住。而据时人回忆，除邓世昌等个别军官外，大多数军官并没有遵守这条规定，甚至于提督丁汝昌还在刘公岛上盖屋出租，由此可以看出北洋海军军律废弛、丁汝昌治军不严。事实果真如此吗？
清代实行官邸制，官员有专门的衙署，即俗称的衙门。这种衙门既是该官员处理公务的办公场所，同时前衙后署，还是这名官员及其家庭居住的官邸。北洋海军把总以上各级军官岗位272个，若按此前的官场传统，就得新设多达272个大小衙门，这无论对于刘公岛的面积而言，还是考虑到投资成本，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而《北洋海军章程》中所谓“总兵以下各官船居，不建衙署”的条款，其完整的意思是只允许提督在威海刘公岛上建设一处提督衙门或者公馆，其他大小军官均不得单独建衙署。“各官船居”实则意指以舰船为办公场所，并非不能上岸居住之意。
谬误4：军舰载客赚钱，参与走私
一些影视和文学作品中曾有这样的描画，北洋海军借着军舰南来北往的机会，擅自招揽载客，以此牟利挣钱，可见腐化贪利之风在军中盛行，也足以看到丁汝昌等军官疏于管理，军纪败坏。
然而如果仔细去思考，这个说法里就有一个极大的问题。北洋海军的军舰不是班轮，纵然经常往还于北洋各口，但航期不定，很多时候是临时派遣，那么乘船者如何来计算买票登船的日期和时间呢。另外，近代军舰的机动力所限，世界各国无论商船、军舰，在海港的时候通常不靠码头，而是直接停泊于海中，临时到来的北洋海军军舰泊于海中，不用说一般人难以知晓，就算知晓之后要雇用小船前往海中登上军舰也不是简单就能办到的事情。
事实上，这种误传的本源其实是清代通行的官员搭乘军舰等官船的陋规，此事北洋海军完全是身不由己，属于上级安排。历史上，曾发生过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为搭北洋海军的军舰去南方商洽丁汝昌，结果被丁汝昌婉拒一事。
除了私自载客赚钱的指控外，关于北洋海军军舰在海上航行活动中的表现，还有一种指责，即称军舰参与走私。这一说法的根源是19世纪80年代上海发生的海关查获“致远”号走私事件，一些现代学者据此称北洋海军中邓世昌指挥的“致远”巡洋舰参与走私，由此可见军纪之败坏。但事实上，当时海关查获进行走私的“致远”其实是一艘和北洋海军“致远”舰同名的轮船招商局商船，此事和北洋海军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谬误5：训练弄虚作假
甲午大东沟海战之后，北洋大臣李鸿章曾通过津海关道盛宣怀收集了一些北洋海军军官的禀帖，其中有一名军官的禀帖中的内容常为后世引用，称北洋海军平时训练时，只设置固定标靶，而且在打靶之前预先测量定好靶子的距离，所以射击时命中率很高，可谓弄虚作假。以这样的训练投用到实战中，显而易见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这一说法在现代广为流传，不过按照近代军事技术知识进行分析，这则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北洋海军所处的时代，军舰上有关火炮的部门包括有测距、炮位两大部分，在具体的战斗和训练模式时，由测距部门的军官利用六分仪等观察瞄准设备测定敌舰距离本舰的距离、方位，考虑到敌舰往往是运动中的，因而距离、方位参数还会根据敌舰的运动速度和运动方向的不同，预先考虑到计算提前量。而炮位上的炮手所负责的，则是根据测距部门下达的目标距离、方位调整好火炮的仰角和方位角，而后射击。就此而言，实际炮位上的炮手在作战时，所有的目标对他们而言，也都是“提前有人告诉距离和目标固定方位”的。因而北洋海军打固定靶的训练，实际就是针对火炮操作的需要而做的正常训练，它所训练、培养的是炮手们操作的熟练程度，以及在得到诸如敌我距离、方位角等射击元素后，能否做到命中这一目标。
谬论6：主炮晾晒衣物
北洋海军“主炮晾衣”之说流传久远，称北洋舰队在访日期间被日方军官东乡平八郎看到主炮上晾晒了衣物，由此论证军纪涣散，注定打不赢战斗。连史学大家唐德刚在其著名的《晚清七十年》中，都有此记述。然而这则在现代流传极广，经常被引用的故事，实际是一则彻头彻尾荒唐的谣言。
追根溯源，北洋海军主炮晾晒衣物的说法最早出自一位原日本海军将官小笠原长生笔下。在其撰写的文学性人物传记《圣将东乡平八郎全传》一书中，曾提到1891年北洋舰队访日的情形，书中引用东乡平八郎的话说：“‘平远’因为故障而入港修理，我在岸边看到一门炮上晒着衣物，很不整洁……”其弦外之音无非是借此证明中国海军的军纪涣散。但事实上，在1891年访日军舰的清单中，根本就没有“平远”舰的名字，那怎么会在日本被东乡平八郎看到炮管上晒了衣服呢？
但这则不靠潜的故事却被国内许多人所引用，最早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先生1940年在《整建月刊》上发表洋洋数万言的《关于中国海军的几个问题》，文中多处引用小笠原长生的作品，其中就包括上面那一段，只不过“平远”舰的名字换成了那次同样没有访口的“济远”舰。到了唐德刚先生那里，“济远”舰又变成了“定远”舰。
我们先看看“定远”舰主炮晾衣有无可能。
“定远”级铁甲舰，是洋务运动时代中国购自德国的一等铁甲舰，当时被称为亚洲第一巨舰。其主要火力是4门305毫米口径的克虏伯大炮，两两安装在军舰中部错列的两座炮台内，这4门巨炮便是现代“主炮晾衣”说指证的晾衣事件发生地。
根据“定远”级铁甲舰的原始设计图进行测算，其305毫米口径主炮距离主甲板的高度接近3米，而平时主炮炮管露出炮罩外的长度不足2米（“定远”级军舰装备的305毫米口径，主炮属于旧式架退炮，平时为了方便保养，炮管大部分缩回炮罩内，装弹时再将火炮向外推出）。可以看出，攀爬到一个离地3米、长度仅不到2米，而直径接近0.5米（305毫米为主炮的炮膛内径，炮管外径则接近0.5米）的短粗柱子上晒衣服是何等艰难，甚至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发生从高处摔落的事故。纵观“定远”级军舰，无论是栏杆、天棚支柱均为不可以用来晾晒衣服的方便设施。就算北洋舰队官兵军纪真的涣散，似乎也尚不可能为了晒几件衣服，而冒摔断腿的危险。
主炮晾衣的故事在中国衍生变形出的“济远”主炮晾衣说、“定远”主炮晾衣说、东乡平八郎从“定远”主炮炮管里一摸一手灰等说法，皆因没有史料依据而证实为以讹传讹。尤其是后一种说法格外荒唐。“定远”舰主炮炮管距离甲板高度超过3米，东乡平八郎的身高不到1米6，怎样才能抬手便从“定远”主炮的炮膛里摸到灰？
谬误7：炮弹灌沙子是腐败
在电影《甲午风云》里，有一个镜头让人难忘，邓世昌命令致远舰上的水兵将弹头拔下，从炮弹中倒出的竟然是沙子。那一刻，相信所有的人都会痛心疾首，所以炮弹里面掺沙子变成了北洋海军腐败透顶的绝好例证。
在如此重要的战役中，北洋海军的炮弹为什么会装满沙子呢？原来，当时北洋海军各舰使用的炮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开花弹，另一种则是实心弹。开花弹的弹头内填充的是火药或炸药，击中目标后会发生爆炸；而实心弹的弹头内则很少装药或不装药，更多时候是填充泥土、沙石来配重。实心弹击中目标后当然不会爆炸，其作战意图是凭借重力加速度击穿敌舰引起进水。
这种装沙子的实心弹不会爆炸，威力也小，但却是北洋海军最常用的炮弹。当时，中国比较成规模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所能制造的只能是这种技术难度相对较低的实心弹，而开花弹则要依赖进口。从1891年户部（相当于财政部）下达停止购买外洋军械的禁令后，北洋海军的弹药补给只得立足国内。但是，国内军工企业对开花弹的研发显然不够，以致各舰弹药只能以实心弹为主，开花弹还是当年购买军舰时配套赠送的，数量极为稀少。中日大战迫近，天津机器局才临时抱佛脚，不分昼夜赶制开花弹，但由于技术不过关，产能极低且质量不稳定。据北洋海军总教习、德国人汉纳根在甲午海战后报告，定远舰在战前只补充了55颗国产普通开花弹，平均一门炮顶多分得十几枚。在海战中，仅一个半小时这类炮弹就打光了。剩余的时间里，定远舰的巨炮只能发射根本不会爆炸的实心弹。
谬论8：舰上养宠物违规
近些年，人们又为北洋水师军纪涣散找到了新的证据，那就是人们过去耳熟能详的故事：1894年9月17日在大东沟海战中，“致远”舰撞击“吉野”未果沉没。管带邓世昌坠海后。其平日里养的名为“太阳”的爱犬也跟着跳入海中，紧紧咬住邓世昌的衣袖，不让主人下沉。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抱住爱犬的头，与其一起沉入大海。
这则感人的故事近年来却遭到某些人的质疑，《文汇报》就曾发表《到哪里寻找完美的民族英雄？》提出“……这里的‘义犬’、‘灵獒’，说明邓世昌的确在军舰上养过宠物溜过狗。而据姜鸣先生说，在军舰上养狗为《北洋海军章程》所不许。可见，这里所谓‘义犬’、‘灵獒’的颂词，并不能掩饰邓世昌的违章行为。”一些网络文章更是提出“邓在北洋海军中可以算是最优秀的将领了，其尚且如此，其他将领士兵就更加腐化了……如此海军，焉能不败呢？”
但是，军舰上养狗以及其他动物作为宠物，对于熟悉海军史的人而言，实在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早在古埃及时代，海军舰船和民用船舶上就已经出现了豢养动物的事例。当时为了保证航行途中粮食储备的安全，杜绝鼠患，虎头虎脑的猫咪就开始在船舶上耀武扬威。这种传统一直保持到19世纪甚至更现代。“地理大发现”以后，军舰上的动物也开始五花八门起来。此时不仅是单纯的小猫，很多船上开始出现了狗、猴子、熊，活脱脱成了海上动物园。豢养这些动物自然不是毫无缘由的，在那个海上生活至为艰苦的时代，动物在船上成了调剂船员精神的良药，成了整艘舰的宠儿——吉祥物，海军军官养着宠物更是有一番绅士的派头。
蒸汽时代来临后，军舰可以开得更远，舰上的宠物种类也就越来越多，长颈鹿、袋鼠、小象也时有出没在军舰上的情况。作为后起的海军国家，亚洲的中国、日本建设近代化海军时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尤其是称霸海洋的大英帝国海军的影响。服装、用餐、军语词汇，一概如此，至于舰上宠物，当时西方各海上强国均视其为通例，由此无论是《北洋海军章程》还是联合舰队的规范实际从来没有一个字是禁止舰上豢养宠物的（姜鸣先生《龙旗飘扬的舰队》一书中也没有一个字是说《北洋海军章程》禁止舰上豢养宠物）。
某些国人只看到甲午战争中邓世昌舰上的“太阳”狗，却往往没有注意到，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上的宠物是头大黄牛，在北洋海军军舰重创“松岛”之时，这头黄牛也随之一命呜呼了。
到了清末重建海军时代，中国海军“海天”号巡洋舰环球航行，军舰抵达美国纽约时，美国海军赠送了一件传统礼物给“海天”舰——白色的波斯猫。很快，这只小猫成了“海天”上的宠儿，更具戏剧性的故事在之后。当“海天”返程归国，正在海上航行时，传来国内辛亥革命、大清王朝摇摇欲坠的消息，舰长程璧光召集全舰官兵聚会，全员投票起义或是保皇，愿意起义的人出列站到军舰另外一舷。话音刚落，小白猫从官兵队伍中出列走向对面，引起全舰哄堂大笑，霎时间全舰官兵无一例外均走向了起义。
诸如此类的故事在国外海军中就更多。解放战争时期在长江江面被解放军炮火重创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上，就有编入军籍的猫和狗。其中一只被水手在香港收留的流浪猫，名叫“奥斯卡”，因为在炮战中受伤，战后被英国女王授予为动物设立的最高勋章。
以邓世昌养狗这件事来质疑北洋海军，其实是不懂西方海军传统的表现。
谬论9：定远舰的飞桥被震塌
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北洋海军“定远”舰长年不好好维护保养，以至于黄海大东沟海战刚一开战，舰上的飞桥就被震塌，导致提督丁汝昌受伤，全军失去统一指挥，由此暴露出军舰缺乏保养的腐败情形。
这则说法的史料主要是根据北洋海军英籍洋员戴乐尔回忆录中的描述，而戴乐尔本人与“定远”舰舰长刘步蟾素来不和睦，回忆录中本来就对刘步蟾进行大见情绪化的人身攻击，而之所以描述主炮开炮震塌飞桥一事也是因为阴谋论——定远舰管带刘步蟾有意趁丁汝昌在舰桥上时，命令炮手开火。不过仔细读戴乐尔的回忆录便会发现一处前后矛盾的地方，即前文说已经震塌了飞桥，但在后文戴乐尔又说海战结束时他站在飞桥梯子上喝酒庆祝战斗结束。
在“发炮震塌飞桥”这一说法的当事人丁汝昌的报告中，整件事其实完全是另外的面目。根据丁汝昌报告称，“定远”舰的飞桥根本没有因主炮发射而震动坍塌，实际上是日舰发射的炮弹打中了“定远”舰的前桅杆，一些炮弹碎片飞溅到飞桥上，将飞桥地板打坏而已。丁汝昌本人也根本没有从飞桥上摔下，只是摔坐在飞桥上，腿被翻起的甲板木夹住，脸部被日舰炮弹带起的火焰灼伤。
谬论10：刘步蟾、伊东祐亨、东乡平八郎是同学
在一些影视剧中，把日本海军司令伊东祐亨和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兼“定远”舰管带刘步蟾说成是英国海军学校的同学，颇有国共黄埔同学战场上惺惺相惜的感觉。但实际上伊东祐亨根本没有在英国留学的经历，何来同学之说呢。与之相比，东乡平八郎与刘步蟾的同学关系因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所记载而影响更为广泛。
北洋海军将领刘步蟾赴英留学是作为福建船政第一届海军留学生被选派，同批共12名留学生，于1877年到达英国，其中刘步蟾等6人因故未能进入英国海军学校留学，只是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上磨练实习而已。日本海军军官东乡平八郎的赴英留学，则是源于日本明治政府在1870年与英国签订的为期三年的人才培养协议，东乡平八郎是1871年3月13日从横滨出发前往英国留学的12个人之一（其中留学海军的只有东乡平八郎、伊地知弘一、石田鼎三、八田佑次郎4人），抵达英国后，也因故未能进入英国海军学校，而转入了商船学校学习。1877年中国留学生到达英国海军学校时，东乡平八郎已经前往船厂见习日本订造的“扶桑”舰的建造，可见二者无论是留学的时间还是就学的场所，皆为风马牛不相及。
谬论11：丁汝昌不懂海军，李鸿章提拔他是出于私心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因为陆军骑兵军官的出身，被认为不懂海军而颇遭诟病，在外界看来，淮军出身的丁汝昌之所以能够以外行身份统领北洋海军，完全是李鸿章拉帮结派、出于私心之故。
出生于安徽庐江的丁汝昌，在太平天国战争时代投身行伍。根据清代档案来看，丁汝昌并不如民国时代人所写的传记中那般，是太平天国降军出身，其实从一开始丁汝昌便参加了刘铭传统率的铭军。当时铭军在河网密布的江南地区和太平军作战，急需水师，丁汝昌参加的就是铭军水师营。太平天国失败后，铭军被派北上剿捻，此时才将水师营改编为马队，丁汝昌又变为骑兵军官，因此并不能说丁汝昌最初就是陆军出身。
至于选择丁汝昌统率北洋海军，实际并不完全是李鸿章的用意，而是出自于两江总督沈葆祯的谋划。1875年李鸿章奉命筹建北洋海军，因对这一事物较为陌生，很多问题都求教曾担任船政大臣的好友沈葆祯。两人在未来北洋海军的用人问题上进行热烈讨论，李鸿章坚持要既懂海军、又具有深厚资历的人出任统帅，而沈葆祯认为在根本不具备海军基础的中国，短时间内不可能求全责备于一人，而建议以海军科班出身的年轻人担任骨干军官，借以磨练资历，任命具有战争经验，又能虚心学习的淮军高级将领为统帅，“少者取其材，老者资其望”，如此“磋磨日久，必有才望并美者出焉”。
根据这样的标准，在当时淮军总兵、提督级将领中拣选，其中或位望已高不可能低身俯就，或羽翼过于丰满，一旦执掌海军，恐怕会将陆军旧习带入海军。唯独只有闲置在家的丁汝昌，既没有深厚背景，也没有什么羽翼部党，仅仅孤身一人，且为人忠厚，谦虚好学，由此李鸿章才决定调用丁汝昌。
在选择丁汝昌的最初，李鸿章对其仍然抱着观望、考察的态度，这点从李鸿章给丁汝昌的委任官职名称上就可以看出。丁汝昌初到北洋海防时，被李鸿章派入新购买的蚊子船上随同学习，官名定为炮船督操，经过一番历练后，当丁汝昌已能独自率领舰船编队北上南下，甚至前往英国接收新式军舰时，才赋予其北洋水师统领职务，再到1888年北洋海军建军，在军中任职多年的丁汝昌因为表现良好，这才扶正为提督。
谬误12：不设代理指挥员
甲午黄海海战开始后不久，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受伤，旗舰“定远”的信号指挥系统也被摧毁。根据这场海战后来战场上出现的乱战局面，有意见认为丁汝昌受伤和旗舰“定远”信号装置被摧毁，导致北洋海军全军失去统一指挥，是这场海战北洋海军失利的重要原因。进而现代又有研究者引申分析，认为丁汝昌如果在战前就指定好接替的指挥员和指挥舰，肯定可以避免全军失去统一指挥的局面，因而丁汝昌不懂海军、不懂设代理指挥员，是失去指挥的重要原因。
然而，19世纪的海上作战，因为考虑到舰与舰之间的通信联络手段仅仅只有信号旗、灯光、声响等几种，且都不能传递过于复杂的内容，所以在战斗开始前，大都以尽可能简练的命令下达作战指导方针，继而战斗过程中很少会出现对作战阵型进行大幅度调整的例子。黄海海战之前，丁汝昌即下达过三条训令，就是北洋海军正常海战的作战指导方针：规定，各舰在战斗中需要保持舰首对敌、同队姊妹舰不能远离、各舰必须始终跟随旗舰运动。就此，实际不管丁汝昌是否受伤，“定远”的信号旗是否被击落，只要“定远”舰还能自如运动作战，都不能视为北洋海军失去了指挥。
至于设置代理指挥员和代理指挥舰，则是一个伪概念，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在战场上，无法预判指挥员和代理指挥员谁会先失去指挥能力，亦或者设定几个指挥员才够使用。实际在19世纪海军中根本没有设置代理指挥员和代理指挥舰一说，而是倘若指挥官、指挥舰发生危险后，由舰队中舰长军阶最高的军舰自动接替指挥。黄海海战中，“定远”舰始终能够航行作战，丁汝昌也并未阵亡，按照战前设定的三条训令，“定远”根本没有失去指挥，所谓代理指挥员根本无从谈起。
谬误13：阵型错误
攻击丁汝昌海军技术不专业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海军排列横队这种阵型。他们认为下令排列横队时没有考虑到北洋海军各舰的航速不一，结果导致本来一字形的横队变成了人字形，使得阵型走样。
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选用的阵型即丁汝昌在海战报告里提到的“夹缝雁行阵”，是一个军舰横向排列为两排，后排军舰错落在前排侧后45度角位置的阵型。这种阵型是流行于19世纪90年代之前世界海军中的主流阵型形式，利于发挥军舰舰首方向火力，被认为是一种基于进攻至上思想下的积极进攻阵型。
北洋海军的主力舰只，主要购买自19世纪80年代，正是这一战术大行其道的时候。“定远”、“镇远”等主力舰，都一概弱化了舷侧的火力，而格外加强舰首方向火力。以“定远”级军舰装备的4门305毫米巨炮为例，因为对转向角度做了特别设计，如果排成纵队侧舷作战，一侧只有两门巨炮可以开火，但要以舰首对准敌方作战时，4门火炮都可以转向这个方向来使用。
此外，在19世纪80年代，因为军舰上中大口径火炮的数量少，加之火炮发射速度慢、命中率低、炮弹效能差，中远距离的炮战被认为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决定性的战果，由此古老的冲锋、撞击战术大行其道，最适合进行这种战术的阵型，恰恰就是横队阵型。
拥有为这种阵型设计的军舰，加之北洋海军又组建于这种战术方兴未艾之时，所以北洋海军长期注意加强这种阵型的训练。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黄海海战爆发时，中日双方的阵型选择其实都不是知己知彼的产物，而是只知己不知彼。因为在双方互相发现对方，开始以战斗队形接近时，相距在30公里以上，此时所能看到的对方目标，实际不过是海平线上的一丛丛黑烟而已。因而这种阵型的选择，都是针对自身的舰船装备特点、训练熟练程度而做出的。正如日本联合舰队战前定下的无论遇到何种情况都以纵队队形作战的原则，北洋海军实则是常年练习横队队形，无论遇到何种情况，都会选择横队。
在这样的情况下，丁汝昌选择横队本无可厚非，至于之后横队战术没有能够得到好的效果，其技术方面的原因并非横队战术无用，而是其面对的日本联合舰队机动力强，始终避免和北洋海军发生近距离接触，而迫使北洋海军进行并无优势的炮战，凭借压倒性的火力优势，最终取得了海战的胜利。
谬误14：“致远”舰被鱼雷击沉
自甲午海战以后百余年来，从《清史稿》、近代史著作，到上世纪60年代拍摄的电影《甲午风云》和大、中学历史教科书，在叙述黄海海战时，几乎都认为“致远”舰系被日舰鱼雷击沉。但大连海军舰艇学院陈明福教授研究认为，鱼雷必须有较长准备时间，日舰不可能仓促间立刻发射，且“致远”舰是以舰首主动迎敌，不易被鱼雷击中。他在仔细研究后发现，黄海大战中，整个日本联合舰队没有发射过一枚鱼雷。
这一问题的最关键之处，实际是当时鱼雷的有效射程。当时中日两国海军都广泛装备英国生产的“白头”鱼雷和德国生产的“黑头”鱼雷，然而当时的鱼雷有效射程实际只有400米左右，以“致远”舰爆炸沉没的位置看，根本没有进入日军鱼雷的有效射程范围内，也就不存在被日军鱼雷击中的可能性。
“致远”舰被鱼雷击沉的说法最初来源于丁汝昌的海战报告，此说显然是根据“致远”最后沉没时发生了大爆炸的表象来推测的。早在1895年当年，英国著名的《布雷赛海军年鉴》就刊登了学者W·雷阿德·库劳斯的新分析，他认为“致远”舰可能是鱼雷发射管中弹，导致鱼雷被引爆而沉没。此后，又有解释认为是因为日方大口径炮弹击中锅炉舱引起大爆炸所致。近年来，关于“致远”沉没原因的最新学术观点则认为，“致远”冲向日本军舰时舰体已经向右严重倾斜，表明舰体某部位被击穿造成了舰内严重进水，最终可能是进水过多，海水淹入了锅炉舱引起锅炉大爆炸而沉没。
谬误15：北洋海军战斗意志不强，作战不积极主动
关于北洋海军甲午海战失利原因的探索总结中，有一则观点影响非常广，即称北洋海军并非武器不精，也非供应不足，而是指挥者胆小怯懦，不懂得主动出击，丧失了大量宝贵的战机，而最终落得全军覆没的结局。具体的证据包括有日军在花园口登陆时北洋海军不主动出击、北洋海军不配合陆军防御旅顺口、日军在荣成湾登陆时北洋海军不主动出击、日军进攻威海时北洋海军株守军港，不敢冲出死拼等。
这种观点的第一个问题是忽视了日本海军的存在。只看到了日本运兵船的登陆上岸行动，而没有注意到日本联合舰队在外围设下的警戒线。实际上，日军登陆花园口期间，在花园口附近的确没有多少军舰护卫，但是联合舰队的警戒线则前推到了旅顺口附近，北洋海军倘若要前往袭击运兵船，必定在中途就会和联合舰队主力遭遇。而日军登陆荣成湾期间更是如此，当时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直接布置到了威海湾外，北洋海军要袭击荣成湾中没有防卫的日本运兵船，则必须要过家门口的日本联合舰队这道关。
这种观点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忽视了清政府的存在，过高估计了北洋海军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对于海军的战略运用其实处于一种守势，即李鸿章所说的作猛虎在山之势，海军的主要作用在于保卫作为京畿门户的渤海，在这样的战略指引下，单纯说海军作战不主动根本说不通。而且事实上，北洋海军在自身实力有限的情况下，所选择的守势作战，对日军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例如北洋海军防御威海湾时，海陆协同，的确就有效地打退了日本联合舰队的多次进攻，最终威海湾的失防也是从陆地上开始的连锁反应。看似消极的守势，骨子里实际是力量弱小时的无奈选择。
谬误16：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
经历甲午之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人们在检讨武备落后导致海军的失利原因时，普遍认为是慈禧太后挪用北洋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所致，当时社会上就流传有“昆明（颐和园中有昆明湖，代指颐和园）换渤海”之说。不过，当就这些问题仔细查阅清代档案时会发现，所谓的慈禧挪用北洋海军军费一说其实完全是讹传。
1887年光绪帝亲政，慈禧形式上归于退休，光绪皇帝的生父、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譞被任命主持颐和园的新修。这项任命可谓极富深意，修颐和园需要筹措大笔经费，而实为洋务管理衙门的总理衙门经管大量经费开支，颐和园修完，意味着慈禧太后将远离紫禁城，光绪皇帝可以渐渐独立，这对光绪皇帝的生父、同时又掌管海军衙门的奕譞自然有一种特殊的动力。果不其然，接收园工后，醇亲王陆续从海军衙门掌管的经费里向颐和园工程挪款，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醇亲王挪动的是海军衙门经费，同一时期北洋海军的军费并没有受到任何的侵占，海军衙门经费和北洋海军军费显然不能混为一谈。
除了挪用海军衙门经费外，颐和园工程所挪用的带有“海军”色彩的经费还有两部分。其一就是海防捐，即以海防的名义募集社会捐资，以虚职的官衔等作为回报，类似于封建时代常见的卖官。所得的海防捐，虽然大部进入了园工，一部分则成了铁路建设经费，但这笔钱原本就并不属于北洋海军，没有用于北洋海军，也并不能视为挪用。
另外一笔挪至颐和园的“海军”经费，在清代档案中有一个专用的名词，称为“海军巨款”。1888年秋，醇亲王通过李鸿章，向一些沿江海省份的总督、巡抚授意，让他们筹资报效颐和园工程。但为颐和园筹资，无法摆上台面，醇亲王于是便想出了海军的名义。各省督抚对此踊跃认捐，共集得260万两之巨，即“海军巨款”。
这笔“海军巨款”和海防捐一样，是额外筹集的一笔金钱，也不能算作挪用海军经费。其使用的方式也很不寻常，各地的资金陆续认缴后，并没有拨入颐和园工程，而是全部存进天津的外国银行和洋务企业，以所得的利息贴补颐和园，而本金则号称将来用于海军建设。甲午战争爆发后，慈禧颁懿旨，命令将“海军巨款”本金如数提出，用以购买军火。因为存期未满等原因，先只提出158万余两。
由此可见，颐和园工程只不过是以海军名义敛财，并不能简单算作挪用海军的经费。在颐和园工程修建期间，户部奏上禁止海军外购军火，这才是海军发展遭受完全桎梏的原因。
谬误17：甲午战败，慈禧太后是罪魁祸首
甲午战争时期，清朝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都是光绪帝。1889年2月26日（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七），18岁的光绪帝大婚，几天后，3月4日（二月初三），慈禧太后正式归政，光绪帝亲政。其后慈禧就前往颐和园。慈禧之所以选择住到颐和园，就是为远离皇宫和政事的干扰，放手让光绪帝亲政之故。慈禧最早提出归政是在1886年，但在众臣的吁请下，又延续了几年的双轨体制，即所谓的扶上马，送一程。这算是光绪帝亲政后的一个见习期，在这个见习期中，帝国重大事项除礼仪性典礼由小皇帝出席进行政治历练外，但凡涉及政治决策、人事调整等事宜，仍由皇太后作最后把关，但小皇帝的参与确实是越来越多。直至1889年，慈禧决定彻底交出权力。
实际上，慈禧选择此时归政除了光绪帝逐渐长大成人外，还有就是功成身退的想法，此时正是大清国的鼎盛时代，近30年的洋务新政带来了新气象，先前经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所消耗的国力也大致恢复。
慈禧虽不懂海军，但北洋水师正是在她的支持下建起来的，并一度成为亚洲第一。但在其归政后的1891年，清政府却因经费紧张而停止购买新的军舰，至此以后，北洋海军未能新增一炮一舰。要说责任，就在于慈禧对此政策选择了沉默。而此时，邻国的日本海军却在天皇的支持下有了飞跃的发展。
谬误18：主帅叶志超贪生怕死
平壤之战是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陆军进行的首次大兵团会战，双方参战总兵力大体相当，日军略占优势。战争直至9月15日白天还处于胶着状态，但到了夜间，守军总统叶志超突然下令全军放弃平壤北撤，撤退的清军途中遭遇日军伏击，致使这支中国陆军主力全军崩溃而一发不可收拾。
对平壤拱手让人，守军遭遇重创，作为最高指挥者的叶志超难辞其咎。百年来，人们往往把批评的矛头对准叶志超，指责他的胆小昏聩是造成大败的重要原因。
叶志超早年曾因作战勇敢无畏，有“叶大呆子”的诨号。这样一位早年以勇敢著称的军人，为什么几年后竟会出现如此大的转变？在相关当事人的公文报告和私人回忆中，都提到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那就是9月15日深夜清军放弃平壤北撤，并不是出自叶志超一个人的决断，而是经过统将的集体会商。那日黄昏，叶志超曾召集诸将，会上他提出：“北门之咽喉（牡丹台、玄武门）既失，子药又不齐全，转运不通，军心惊惧，设敌军连夜攻打，何以防御！不如暂弃平壤，增彼骄心，养我精锐，再图大举，一气成功。”对此，在上午作战表现尚佳的卫汝贵和马玉昆也未提出异议。
除左宝贵阵亡，玄武门、牡丹台失守等这些不争的事实外，“子尽粮完”又是否属实呢？据参战高级军官栾述善和负责管理弹药的邱凤池所留下的资料，当日平壤城内的弹药已经少得可怜，根本不足以再支撑高强度的战斗。弹药用尽的清军还面临着粮绝的危险。清军并没有像日军那样沿途设立兵站进行运输、供给的近代化后勤制度，抵达平壤的驻军，依赖的是背后一套拖沓、漫长的原始补给系统。因而几支军队虽然驻扎在同一座平壤城，背后的后勤补给却是各自一套账目，互相之间并不接济。
当平壤清军在半路遭遇日军截杀之时，正在北京的府中赏月的翁同龢突然想起平壤转运不通，不仅军粮无法运至，连军队的秋衣也积压在义州，守军仍然穿着夏装，翁同龢在日记中写下了“夜月好，百感苍凉，战士暴露，可念也，亦可惧也”的担忧之语。
此外，让叶志超和平壤的清军将领更加紧张的，是大同江天险当时已经不复存在，因为日军早已在多个方向上渡江，在日军包抄对平壤形成合围之际，如果仍然株守，数万大军在军粮、弹药匮乏的情况下极有可能陷入全军覆没的境地。
可见，叶志超下令撤守平壤确实是在“子尽粮完”下做出的撤离死地的决策。15日下午，他下令与日军交涉停火，希望和日军达成协议，即日军允许清军大兵团撤离，清军则将平壤让予。这种举动，极类似国际法上宣布城市不设防的做法。不过叶志超派遣出城和日军接洽的朝鲜地方官，并没有能将交涉的准确意愿通报给日方高级将领，而是送达给了一线部队。
见上半天作战还如此坚决的清军，下午突然要求缴械投降，这引起了与清军交接的日本军官的狐疑，他们怀疑“敌军可能于夜间逃走，我军严密部署戒备”，遂在平壤城郊布置伏击圈。
雨夜，当平壤清军打开城门向义州等方向撤退时，他们做梦也没有料到路上居然有日军阻击，酿成了一场损失惨重的悲剧。
谬误19：卫汝贵家书
平壤之战中，卫汝贵为人素有朴诚之名，在平壤一战中身先士卒、作战勇敢，战后却在众口铄金的流言中，被押至菜市口斩首，含恨而死。社会上流传着许多围绕卫汝贵的劣迹谣传，其中影响最深的无疑是著名的卫汝贵家书一事。
《清史稿》记载“汝贵治淮军久，援朝时年已六十矣。其妻贻以书，戒勿当前敌，汝贵遇敌辄避走。败遁后，日人获其牍，尝引以戒国人”。称卫汝贵率兵援朝时，妻子致信给他，告诫以不要当前敌，所以卫汝贵在平壤遇敌就逃。日军后来获得了这封书信，常常拿来告诫国人。
统兵大将竟恪守妇诫，至国家大事于不顾，看来已经十分可恶。而这封书信竟然还被日本人拿去当作笑谈，更使中国人颜面无光。因此，时人和后人评论起卫汝贵来，大都切齿痛恨，认为其死有余辜。但是这封信的完整内容究竟是怎样的呢？
在1894年9月19日发行的《日清战争实记》第三编，即平壤失守后第四天发行的日本刊物上，有一封与卫汝贵家信故事几乎完全一致的书信。这是一位年近六十的中国陆军将领，在朝鲜收到的妻子来信，信中将领的妇人也的确有“戒勿当前敌”的内容。不过，这封书信的收信人并不是卫汝贵，而是直隶提督叶志超；收信时间、地点也不是大战临头的平壤城，而是东学党事变刚刚开始时，赴朝清军的驻地牙山。
这封书信，通篇透露着妻子对丈夫的关心，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其中“勿身先士卒”一句，容易受人诟病，但其实这句话有“总宜调遣得人”为前提，妻子知道丈夫早年作战勇猛，经常出生入死，担心此时年逾花甲，“精神虽好，较前实差许多”，如果再做这种冲锋陷阵的举动，难免冒险，而告诫丈夫对这类事情应该挑选得力的人去负责而已。
就是这么一封叶志超的夫人给丈夫的书信，竟然在甲午战争末期被人莫名其妙歪曲了信的内涵，甚而转嫁到卫汝贵头上，最后还煞有介事地写入了正史。相反在日本方面，这封信并未作为清军将领守妇人之诫的笑话。最早刊载该信的《日清战争实记》，对这封信的解读，其实不过是“牙山败将叶志超的妻子寄往其夫出征地牙山的手信”，寥寥数语而已，而且此后日本的各类史书绝少有提及这件史料的，在日本国内并不曾有所谓广为人知的宣传。
谬误20：“吉野”号最早的订购者是中国
有传说日本的主力舰“吉野”号最早订购者是李鸿章，但由于海军军费遭慈禧挪用而撤销合约。此后吉野被日本海军订购。为购此舰，日本可说是倾全国之力动员。当明治皇娘听说钱不够用，甚至将她全部的珠宝首饰都捐了出去。日本天皇更是一天只吃一顿饭，结果这艘“全世界最先进的巡洋舰”被日本买去。
在北洋海军建军时，智利海军曾经向英国订购了一艘巡洋舰并起名为“艾丝美拉达”号。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曾提出转购智利海军所有的新型军舰，组成特混舰队，直捣日本本土的大胆战略，在拟购的军舰名单中，就有这艘“艾丝美拉达”号，但由于日本从中作梗，计划中途而废，而“艾丝美拉达”之后被日本转购，改名“和泉”号。遵照西方舰船命名的传统，智利随后把甲午战争前在英国订造的一艘更加现代化、与“吉野”设计类似的巡洋舰，命名为“艾丝美拉达”。
这样，国内某些人把老“艾丝美拉达”号和作为“吉野”姊妹舰的新“艾丝美拉达”号移花接木，就出现了关于吉野号本来要卖给中国的传说。
至于说天皇为买“吉野”号一天只吃一顿饭，自然为夸张的说法，但天皇在海军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却是不争的事实。
1891年，在日本游玩的俄罗斯皇太子遇刺，使日本非常恐慌，他们害怕会引起俄罗斯的报复。为了应对俄罗斯，日本决定扩充兵力，购买两艘先进的战列舰。但当海军购买军舰的计划提交到议会时，议会却因其不菲的花费而否决。但在此时，天皇出来说，如果政府拿不出这笔钱的话，我就从内府里的银子往外拨。天皇的这一言论最终迫使议会通过了购买军舰的提案。从此，日本海军的实力便开始急剧地扩张。
谬误21：如果清政府再多坚持一会，日本的财政就会崩溃
这种说法由来已久，在胡绳主编的经典之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称李鸿章前往马关议和时“事实上日本已经没有力量立即进行新的战役”，更使人相信，若清政府再坚持一下，胜利的天平可就会倒向中国这边。事实怎样，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数据。
日本1894年10月在广岛召开的第七届临时议会通过的预案是临时军事费用1.5亿日元和发行战争债券1亿日元。但是实际上的军费支出并没有达到2.5亿日元。截至1896年3月，日本公布其实际支出的战争款为20047.6万日元，这其中还包括了甲午战后日本对澎湖和台湾用兵的军费支出。
也就是说，甲午战争中，日本使用的军费尚不到2亿日元。所以日本并没有也无必要大规模向外国借贷以充战费，即使继续打下去，日本在用完2.5亿日元的预算后，其财政也不至于崩溃，比如，李鸿章前往日本马关议和之时，就得到过详细的情报“第一次国债洋一百五十兆元中，有五十兆元股票尚未销售，其八十兆元股票虽经售出，而银洋究未收齐”。可见，如果继续打下去，日本还有相当的战费潜力可供使用。
反观清政府，筹措的战费只有日本一半不到，但已经有58%是举借外债。不但内部潜力已经挖尽，外部资金来源也日趋枯竭。比如1894年7月，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受清政府委托，以6%利息和海关税收作担保，向英格兰银行递交贷款申请，以筹措战争经费。最后英格兰银行以不明中日战争内情和战争风险难以评估为由，拒绝了清朝的贷款。最后，清朝只有以更高昂的利息向汇丰银行取得以7%利息的1000万两白银的贷款即汇丰银款。对内已压榨殆尽的清朝对外获得借款的路已经非常狭窄了。
由此可见，这场战争如果真的继续耗下去，最先财政崩溃的只能是清政府。
谬误22：日本把《马关条约》的赔款全部用于教育
这个说法在国内亦流传很久。那日本究竟是如何利用《马关条约》的这笔赔款呢？陈悦先生通过查阅发现，原来总额折算364868586日元的赔款，其具体分配是这样的：
海军扩张费：169259387元，占46.4%
临时军事资金：82171648元，占22.6%
陆军扩张费：56798638元，占15.6%
皇室取得经费：20000000元，占5.5%
政府准备金：20000000元，占5.5%
殖民地经营资金：12500000元，占3.4%
国债清理资金：3559186元。占0.9%
八幡制铁所建设准备金：约581万元。占比例微小可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