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的才能并不出色，在他管理的时代，台湾省的经济虽然在发展，但因为他定下的经济政策基调，使得宝岛后期陷入了可怕的停滞。
经济政策是一种长期手段，不能只看一时，要看一个周期。
80年代过热的台湾省经济，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工业化红利累积之后必然产生的暂时混乱，历史上类似的例子很多，不少经济学家也都有大概的理论解释和应对策略，最简单的应对过热经济的方法，就是升级产业链。
那么，台湾省为何没有因势利导，成功升级产业链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李登辉水平有限。他在有现成答案的情况下，没有答出这道题。
面对80年代的经济起飞，李登辉集团应该参考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开辟资本导流通道，将工业化红利所累积的剩余资本，导入有利于未来发展的正确路径，而不是任由资本“野蛮生长”，进入寻租、出走、买楼等方向。
然而，李登辉个人思想很保守，甚至落后，坚信新自由主义经济对资源的自发配置，放弃了产业升级的好机会。
对他来说，经济发展就是“大家变得有钱了”，至于这些钱发生了质变，成为了资本以后，该如何处理，这显然不在他个人能力范围之内，也不在他所任用的经济官僚的知识范围内。李登辉集团大概只知道“投资、储蓄、消费”三种花钱的方法，根本不懂“资本”和“钱”之间的天壤之别。
其实，李登辉本人学养不低，但他的眼光却十分有限。他的博士论文，讲得是工业化过程中农业资本的跨领域转移。这篇论文曾被高度评价，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首先，在这个领域，他是当地头一个吃螃蟹的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早就经过这个“农转工”的阶段，可18世纪的事情，早就烟消云散了，只能翻史料，用想象力做研究。而台湾省的条件比较特殊，可以让他再次目睹这个“农转工”的过程，从而丰富了自己的研究。
第二，他曾经在农复会（“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担任研究员，长期进行相关研究，掌握到其他人无法掌握的资料，这也让他的论文拥有很多难得一见的数据。
也许正是因为研究“前现代经济”过于专业，李登辉的视野仍旧停留在200年前。
很显然，他对于农业资本发展到早期工业资本的研究，并没有扩展到早期工业资本进入中期工业资本的阶段，更不用说20世纪末的资本主义体系，相较于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媒体扩张、消费主义、金元政治等等。
所有这些影响力极大的“后现代资本主义现象”都不在他的理解范围之内，甚至可以说他的知识储备是有缺陷的。
李登辉始终坚持“市场会解决一切问题”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观，拒绝主动的经济政策，他放手主导权，让经济的大潮自己寻找出海口。
然而我们知道，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美国，尚且在二战时抛出了“罗斯福新政”，扔掉了经济“守夜人”的身份，大胆干预经济，而作为后来人的李登辉却抱着旧理论不撒手，可谓八百年的枫树结—顽固不化。
他的短视、固执、自负，使得台湾省的经济在最关键的时刻没有走上正轨，我们常说日本失去了20年，台湾省何尝不是呢？在李登辉的操作下，台湾省的经济被带到了沟里，至今还在向外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