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狄仁杰的了解，是通过侦探系列电视剧《神探狄仁杰》得来的。
的确，狄仁杰是一个断案如神的高手。他曾在仪凤元年（公元676年）被擢升为大理丞，掌管国家刑法大权，公正廉明，执法如山，明察秋毫，英明善断，到任仅一年，就判决了以前积压的几千件案子，牵涉到一万七千人。案子判决结束，没有一人喊冤，没有一个不心悦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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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狄仁杰不仅仅是一个断案高手，他实在是一个“完人”的标本，是后世学习和效仿的榜样。他刚正不阿，敢于犯颜上谏，直陈己见；他是文人出身，却有统兵御边，有效地阻挡了突厥、契丹对边疆侵扰；他勤于吏职，爱民如子，每到一地任职，就造福一地，政绩卓著，老百姓在他活着时候就为他建造了生祠，几乎他任官的每一个地方都有老百姓为他修建的祠堂……当然，他最为后世史家所瞻仰的，就是有“复国大功”，劝谏武则天还政于唐。
狄仁杰早年到宁州任职，着力严惩地方贪官污吏，安抚民心，治理宁江（也叫九凌河），劝农植桑，大力发展生产，又推行积极的民族政策，抚和戎汉，短短一年时间，宁州的面貌就焕然一新。
后来狄仁杰被朝廷提拔为冬官（工部）侍郎，宁州百姓依依不舍，哭声遍地。
狄仁杰离任之后，州民在城西庙嘴坪立了一块“狄公德政碑”。
越王李贞是李唐宗室，不满武则天篡位，他在担任豫州刺史时，起兵造反。
李贞事败后，有五千多豫州州民遭受到了武则天的血色清洗，将要集体处死。
前来出任豫州刺史的狄仁杰心急如焚，不顾律令森严，毅然写了一份《奏从越王举兵诖误免死表》，将这些人保奏了下来，被改判为流放，迁徙丰州(今内蒙古河套西北)。
这些从鬼门关上回来的流徒行经宁州，宁州父老告诉他们：“你们能大难不死，正是我们狄公冒死相救所致！”
流徒们听了，全都感激涕零地跪倒在宁州百姓所建“狄公德政碑”之下放声大哭。
从此，后世又将宁州的“狄公德政碑”称为“梁公坠泪碑。”并在立碑处加建了一座“狄梁公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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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凡到宁州做官者，无一不去“狄梁公庙”前祭祀。
宋范仲淹知庆州时还亲自撰写了狄梁公的碑文，对狄仁杰的一生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扬。
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知府赵鸣乔还自筹经费，重修了“狄梁公庙”。
后世还在宁州建起了“狄公祠”，其中狄公祠的“梁台雪霁”被誉为庆阳府八大胜景之一。
狄仁杰因为触动朝廷权贵的利益，不久被撤去豫州刺史之职，先贬为复州（今湖北沔阳西南）刺史，接着又贬为彭泽令。
彭泽正遭受饥荒，狄仁杰不管自己的处境险恶，向武则天上《乞免民租疏》，为百姓请命，为百姓申请赈灾，同时也积极组织生产自救。
渡过难关后，狄仁杰革新吏治，，劝课农桑，鼓励生产，把彭泽地方的经济搞得蒸蒸日上。
彭泽县人民感其恩德，集体自愿捐钱捐物，为狄仁杰建立了一个生祠堂，把狄仁杰当神来拜。
唐朝末年，诗人皮日休到此看到狄公祠香火还是很旺盛，大为惊叹，作《狄梁公祠碑》。
契丹入侵，河北骚乱，武则天起用能人狄仁杰任魏州刺史。
狄仁杰到了魏州，不但协助官兵赶走了契丹兵，还推行“缓赋宽役，劝农课桑”政策的进行积极治理，使百姓安居乐业，且仓廩充实。
武则天欣喜之余，升狄仁杰为河北安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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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州吏民恋恋不舍，在魏州城西南不远处（今大名县城东五里）为狄仁杰修建生祠一座，相约每年岁首来到祠堂，献上猪羊美酒，为他祈祷祝福。
就是这座由魏州百姓亲手建造的祠堂，在若干年后，又被魏州百姓亲手所拆。
魏州百姓并不是痛恨狄仁杰本人，而是痛恨狄仁杰那个不成器的儿子狄景晖。
狄景晖在狄仁杰去世后，曾担任魏州司功参军，贪婪残暴，祸害一方。
百姓一怒之下，恨屋及乌，就把祠堂捣毁了。
不过，随着时光流逝，到了晚唐，百姓对狄景晖的劣迹渐渐淡忘，仍然感念狄仁杰清正为民的恩德，又把狄仁杰祠堂重新修建了起来。
即使时光已经过了千余年，在现大名县城东五里，金大公路南侧，依然树立当时人们修建的狄公祠碑。
正所谓，金奖银奖，不如群众的夸奖；金碑银碑不如群众的口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