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宿夜花
上世纪80年代，路遥的小说《人生》及以其改编、吴天明执导、周里京与吴玉芳主演的同名电影《人生》，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也让很多观众为之震动。
在电影上映伊始，高加林被视作“当代陈世美”，即被认为是忘恩负义的薄情郎、负心人。观众同情刘巧珍的爱情悲剧，对高加林的背叛嗤之以鼻。
时过境迁，比起代入刘巧珍的视角、控诉高加林，现代人似乎更希望透过这段悲剧去看待两人爱情的实质以及思考时代背景给人带来的普遍性困境。
在我看来，刘巧珍金子般诚挚的心未能得到长久的爱情固然令人唏嘘，但高加林绝不是“陈世美式”的人物，他的悲情色彩比之刘巧珍有过之而无不及。
高加林与刘巧珍爱情悲剧的必然性在于：他们之间，既没有足够的情感基础，也没有平等的爱情关系。
刘巧珍对高加林的爱慕根源，在于其不同于一般庄稼人的儒雅文气。巧珍因不识字、没有受过教育而自卑，她渴望通过向妹妹学习认字来融入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精神世界。
当高加林面对刘巧珍的爱慕与呵护、黄亚萍的追求与示爱而感到两难之时，他也曾在月夜独处之时回想起两人。黄亚萍文化人式的表白“我愿你是一只翱翔的大雁、自由地去爱每一片蓝天”，与巧珍的“你们家的老母猪下了十二个猪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高加林对巧珍的心思是清楚且明白的，他懂得黄亚萍作为家境优厚的城市人，纵使赏识他的才学，不可能像巧珍那般不计较身份地位而对其忠诚痴迷。
但他对巧珍的理解、知晓与感恩，无法化成内心深处对其灵魂的赞赏、爱慕与眷恋。自始至终，他们就像是“两个世界的人”，交流话题停留在日常中的嘘寒问暖、生活琐屑，但他内心深处真正的悲恸，巧珍又难以抚慰。
两人爱情的不平等，还在于巧珍自身的低姿态与精神层面的依附性，她忍受、迁就、顺从、奉献，却不够独立、自信，这并不是巧珍自身的问题，而是在于她所出生的环境所造就的局限性。
她因不识字而无法摆脱内心根深蒂固的自卑心理，因而在相处中她有着更强烈的“不安全感”，她对高加林是一种略带卑微的低姿态仰慕，她希望通过自己的百般呵护、无私奉献、宽容关怀，来拴牢高加林的心，却始终没有将自我视作一个与之平等、有着独立个性魅力、自由思想的人。
刘巧珍的“过多付出”并没有使得高加林对她更多一点爱，反而使得他们的关系更偏离“爱情本身”。在精神层面缺乏共同语言与自内而外的吸引力的同时，过多的付出反而加重了高加林的道德包袱，使得原本的那些现实生活中仅有的乐趣变得更为沉重、压抑。
如果说精神层面的落差，决定了他们缺乏灵魂深处的共鸣；那么，人生轨迹的大相径庭，剥夺了他们于现实中结合的可能机会。
刘巧珍希望高加林能在城市找到一份符合他学识视野、能力水平的工作，前提是不要抛弃他。
而高加林人生中的主要目标，在于寻找施展才能的地方并实现自我价值。纵使他知晓巧珍的诚挚淳朴、聪慧灵巧，却无法给自己无所适从、辗转不定的人生寄托于一份天长地久的传统爱情关系。
他憧憬外面的世界、追求更高的精神世界、对命运不屈不挠，却只得如同那个年代的很多知识青年一样，在城市乡村二元结构的夹缝中无所适从、没有着落。高加林的前程被剥夺，发泄无门的他，兜兜绕绕、辗辗转转，最终回到了生他养他的“黄土地”。
黄土可止血，但现实与理想落差下的精神伤痕，终究难以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