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爱情里，性别差异是一个太过自然以至被我们忽略的前提。同性恋、双性恋也并不例外
一个思想实验
“新生儿呱呱坠地的时候，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会是什么呢？”
这是初到格森星的考察团成员自言自语的一句话。答案自然是：男孩还是女孩？格森星上这样的回答却不成立，因为这个星球上的人没有性别。
在这颗远离主星系的边缘行星上，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格森人发展出了截然不同的性别状态。大部分时间人都处在性潜伏期，是雌雄同体的双性人，每几十天的短暂几天里进入类似于哺乳动物发情期的“克慕期”（Kemmer），在激素作用下暂时地变为男性或女性，做爱、繁衍。克慕期结束，除非女性一方进入怀孕过程，否则再次回到无性别的常规状态。至于变为男性还是女性，自己无从选择，次数均等且随机。不过临时性别一确定，后进入状态的伴侣会相应变成另一种性别。
这个星球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末出版的科幻小说《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里，作者勒奎恩（Ursula K.Le Guin）是美国著名女科幻作家。不同于一般“硬科幻”作品将想象集中在物理学的层面，这部作品里以“无性别星球”作为核心设定，探讨的是这个行星上政治、宗教、文化以及“爱情”的一系列不同，或许称其为“社会科学幻想小说”更为恰当。因其文学成就及深刻的思想洞见，《黑暗的左手》获得了科幻界两大最高奖项“雨果奖”及“星云奖”，也被诸多文学评论家视作“严肃文学”一员。
故事的主角金利·艾是由主星系派往格森星的特使。他孤身一人在格森星上活动了数年，结交各路人物，目的是说服对外星文明知之甚少的格森星加入“埃库盟”，这是一个有点像星际间联合国的组织。
初来乍到，金利·艾克制不住用原有的性别思维看待这些外表和自己差别不大的格森人，例如对自己的房东：“我将他看作是房东太太，因为他有一个胖胖的屁股，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他的长相跟做派都很女性化……却是四个孩子的生身父亲。”在格森星上，一个人可以是这个孩子的母亲同时是另一个孩子的父亲。一对情侣之间也可以在两次克慕期里交换性别。
性别问题构成了金利·艾的格森星旅程的主要矛盾。遇到格森人的时候，他发现无法将他/她向着男性或是女性的角色上引导，让他/她按照期望中的同性或两性交往的固有或潜在模式承担起相应的性别角色。如何判断对方的情绪、性格、意图，都成为了难题。
当然，在格森星人看来，金利·艾也是一个“性变态”，因为他竟然一直是男性。对于那样一个有着固定性别的星球，他/她们也感到困惑：“一直都处于克慕期……那么说，那是个奖赏人的地方，还是惩罚人的地方呢？”
这是勒奎恩向读者提出的问题。地球上的我们，一生之中拥有一个固定的性别，这是对我们的奖赏还是惩罚呢？我们的爱情是因此受益了还是受害了？
我们熟悉的地球爱情里，性别的差异是一个太过自然以至于几乎被人们忽略的基本前提。虽然勒奎恩在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中未及具体讨论同性恋问题，但并不影响整个思想实验的设定，因为地球上的同性恋、双性恋等性少数群体同样对性别有着高度选择性，而不是像格森星一样将性别视作一个不起影响的变量。
忠诚、欺骗……这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要素在格森星上依然存在。但情感如何存在？毕竟，在地球上，无论是被对方生理性别（Sex）所吸引的有情欲意味的广义“性关系”，还是被对方社会性别（Gender）的特质所吸引的“性别关系”，是几乎全部的爱情以及相当一部分友情的基础——如果对方换了一种生理性别或社会性别，你可能不再有同样的热情与他/她做恋人或朋友。
如果爱情依旧存在，是更纯粹了，还是更肤浅了？
帮助我们的主人公金利·艾回答这一问题的，是他在格森星上遇到的伙伴，格森星卡亥德王国首相、后来流亡的伊斯特拉凡。伊斯特拉凡看似处处在帮助金利·艾，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政治生涯，而金利·艾却只是对一切感到疑惑。
性别人类学
《黑暗的左手》出版于1969年，正值第二波女权浪潮，这部大胆的性别畅想小说也被许多人视作一部“平权作品”。勒奎恩直言自己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因为“很难想象一个思考着的女性不是女权主义者”。
勒奎恩本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毕业于日后并入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专业是法语和意大利语文学。勒奎恩的父亲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上第一位人类学博士，也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上第一位人类学教授，母亲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创作素材也主要来源于人类学研究。
受家庭影响，勒奎恩的作品有着鲜明的人类学色彩，以《黑暗的左手》为代表的埃库盟系列小说正像是一部部“星际人类学民族志”。立场则是文化相对主义的人类学原则，即不同的文明都有其各自的价值，不因为和“我们”不同就是低级的文明。性别结构的变幻，构成了这些异文明想象的基石，自然也就体现了鲜明的女性主义观念：性别差异，是人类社会中一个最基本的、却未必是最重要的因素，现有的男女权力关系不是唯一的可能性。
例如在《山路》（Mountain Ways）中，星球上一桩正常的婚姻关系至少需要四个人的参与，他们是来自不同母社的两对男女，其中包含四重子婚姻：两对异性婚姻，男同性婚姻，女同性婚姻。在《塞格瑞》（The Matter of Seggri）中，由于基因的关系，星球上的男女比例为1比18，男性都是文盲，社会基本功能由女性完成。在体育及格斗训练中存活下来的男性向自己社区的女性成员出卖肉体、生育后代。婚姻关系只存在于女性之间，男女间产生的爱情被正常人所不齿。《黑暗的左手》中勒奎恩的构想最为激进，干脆直接“取消”了性别，她如此解释创作意图：“我想除去性别，看看还会剩下什么。”
在勒奎恩笔下，没有了两性冲突和紧张的格森星呈现出和男性气质主导的地球社会截然不同的气质。例如，在格森星有记载的1.3万年的历史上，虽然偶有个体间的冲突，但从未发生过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民族主义情绪也仅仅停留在发展初期。社会没有过大的贫富差距，更从未出现过奴隶制。勒奎恩认为，男性气质的削弱意味着减少了“对女性、弱者和自然的剥削”。但这里的时空感也不太一样，格森星不用线性向前的纪年，每一年开始都清零算作“元年”，仿佛永远停留在原点，日子过得慢慢悠悠，科技发展到“够用”就不再继续前进了，因为这里的人对“进步”没有执念。
科幻是在谈论未来会发生的事吗？勒奎恩说她从未“预言”，而只是在“用说谎的方式思考真实”
金利·艾毫无疑问观察到了无性别格森人的“解放”：“多数卡亥德人（注：卡亥德是格森星上的一个国家）都挺爱哭的，对他们而言，流泪和欢笑一样，都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对地球人而言，这听起来让人有点羡慕。性别偏见自然产生了许多对女性的限制，对男性实际也是一种压抑，这已成为新常识。例如在我们的爱情观中，“兄妹”与“姐弟”比喻不对等，前者较后者的接受度更高，渴求而不是给予关怀的男性被视作不能很好地完成自己的“职责”。
性在格森星上也变得更自由了。金利·艾的记载写道：“他们对于性的规范、引导和压制比我所知的任何一个两性社会都要少。禁欲完全出于自愿，纵欲也完全可以得到接受。性恐惧和性冷淡都非常罕见。”当格森星人在没有进入克慕期时，他/她们不会产生性欲，而产生性欲时，又不存在性别间的权力差异。据勒奎恩的设想，格森星上没有强奸——那本质上是强势性别对弱势性别的暴力。王尔德的名言必须被重新对待：“世上的一切都和性有关，除了性本身，性只关乎权力。”
不过对地球人而言，无性别的格森星也并非就是乌托邦。差异的丧失，不也正意味着神秘感的消亡？金利·艾和伊斯特拉凡开玩笑说：“女人对我而言比你对我还要陌生。”对一个地球男性而言，女性当然比外星人更难理解，她们如同无解的谜题、不见底的漩涡。但（异性恋）男人们之所以飞蛾扑火般投身于爱情，不也正因为此吗？
丧失了固有的“框架”与“位置”，无性别人更给金利·艾带来疏离感：“但是他们身上都缺乏某种特性、某种存在的体量感。他们都缺乏说服力，给人的感觉也都很不实在。那感觉就像，我想到，他们都没有影子。”始终帮助金利·艾的伊斯特拉凡无法被他信任，因为“这些人既非男人也非女人，或者说既是男人也是女人，按着月相、在手的触摸之下周期性地改变性别……跟我根本不是一类人，我们不会成为朋友，我们之间也不会有爱存在”。
由对立走向统一
金利·艾被卷入了复杂的格森星国际政治，不得不在两个国家中流亡，穿越数百英里的荒芜的冰原，前往另一国的无线电站以呼叫随时待命的宇宙飞船降落，派出正式使团协商埃库盟协议。最终陪他踏上冰原历险之路的，正是伊斯特拉凡。
“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一直害怕见到、一直装作视而不见的一个现实：他既是一个男人，也是一个女人。最后，这种恐惧消失无踪，我也不想再去探究这种恐惧的由来，唯有接受他。”通过这趟旅程，金利·艾终于意识到了伊斯特拉凡对他的感情是忠诚而真挚的，而他也有着同样的感情。
金利·艾违反星际间“文化禁运法”教给了伊斯特拉凡“神交术”，这是他所在的星球所发展出来的独特技艺。当两个人自愿用“神交术”沟通时，双方均是坦诚的，不可能主动说谎。他们迈出了那一步，跨过了文明与性别所设的界限。通过与伊斯特拉凡的感情结合，金利·艾在心理上超越了男性的单一性别，在某种意义上也变为了双性别人。这是他的自我成长之旅，按照勒奎恩的想法，他把破碎的自己变为了完整的人。
单一性别意味着残缺的观念在思想史上并不新鲜。《会饮篇》中，柏拉图记述了阿里斯托芬所讲的爱的起源的故事。人类最初的形态是一个圆团，后来被一分为二，成为男性和女性。这两部分此后不断地寻找对方，有着合二为一的渴望，这便成是两性吸引与结合的解释。《创世记》中的上帝也有某种无性别意味，他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出的最初的人类亚当是“雌雄同体”的。当从他体内抽出的肋骨变为夏娃后，男、女才真正产生。
1929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就明确地阐述了“雌雄同体”的意义：“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而伍尔夫正是勒奎恩重要的思想来源。对于强调事物间联系与融合的东方哲学，勒奎恩也情有独钟。她虽然不懂中文，但通过与汉学家的合作推出了自己的《道德经》英译本，成为英文学界无法绕过的重要译本。在格森星上，她也仿造道教创造出了韩达拉教，这种宗教关注万事万物间的相似性和关联性。
性别统一背后更大的哲学意图是破除根基性的二元对立观念。当伊斯特拉凡在冰原上向金利·艾吟诵出那几句韩达拉教诗歌时，这本书的名字以及这趟探险的意义都得到了解释：“光明是黑暗的左手，黑暗是光明的右手。生死归一，如同相拥而卧的克慕恋人，如同紧握的双手，如同终点与旅程。”
当载着金利·艾同胞的宇宙飞船终于降落在格森星时，他已经不是原来的“他”了。那些原本熟悉的同伴，在他看来无比奇怪，声音听起来很生疏，要么太过低沉，要么太过尖厉。更可怕的是，他们竟然有两种性别！而身旁的一位格森星人才让金利·艾感到安心：“听着他那平和的声音，看着他的脸……那张非男非女的脸……我觉得很欣慰、很亲近、很踏实。”
勒奎恩说，她写科幻小说不是为了预言，因为人类在可见的未来并不可能成为雌雄同体生物，她只不过是“用说谎的方式思考真实”。她为我们这些地球读者留下的是这样的思考题：你能想象你与所爱之人的性别发生变化吗？那样的话你们还有可能结合吗？至于金利·艾与伊斯特拉凡的跨行星爱情以及金利·艾的星际结盟使命，则有着一悲一喜的不同结局。具体哪个成功哪个失败，悬念还是留给读到小说最后的读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