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马圈地、剃发易服、投充逃人、禁关屠城等等这都是清初弊政，但同时大清在历史上也有一定功劳，不好一味抹黑，更不能认为凡是大清做的事统统不对，凡是大清的皇帝统统不好，那岂不是演变成为“原罪论”了么？
朱元璋是凤阳人，努尔哈赤是建州人，老家不同，同属华夏。只不过那年代建州太落后，道路交通又不发达，所以不大重视而已。
努尔哈赤也是“龙虎将军”、建州左卫指挥使，虽属羁縻但毕竟有别于朝鲜这样的独立国家，努尔哈赤也曾以此自豪，三十道敕书也让他吹嘘了一阵子。
满洲的皇帝们也知道这些，但是为了本族利益，他们不敢上赶着“融合”，因为满洲人口基数太小了，禁不住同化，这关乎整个顶层的集团利益。
满洲皇帝怎么说呢？我们的先人都有大明居住许可权，都在大明治下当官？我们入主中原算是造反？搁谁谁也不会这么说的。
有些话可能某些朋友不爱听，但无论是怎样形式的羁縻，建州他都不是朝鲜国，只不过建州太过闭塞，而且相对荒凉，所以中原王朝懒得管，继而采取放养方式罢了。
正是出于这种否定事实的心理，从努尔哈赤时期就开始尽力撇开这种身份，以七大恨起家，后来连皇太极都看不过去了，又出了个改良版的“七大恨”都是这个目的。
再有就是初入中原的时候，一再强调是李闯灭了大明，而非大清，实际上大明的全身血肉都是被大清吸干的，要死不死无力反抗之际被李闯捡了便宜，捅上了最后一刀而已，也可以说：大清不杀大明，大明却因大清而死。
没有李自成，大明王朝一样会步入末路，早晚几年而已，这话不假，但是大清亡明这是基本事实，否则就李自成和张献忠那寒酸的战斗力，祖大寿的家仆祖宽一支几千人的部队都能单挑他们俩，您想吧。
朱元璋几十天内全家饿死，全拜大元王朝的弊政和贪腐所赐，虽然也有政治方面的考量，但是建立大明王朝后，他也没有一味的清算，也曾说过：
“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大元）生养······”
“元之宗戚，咸俾保全。”之类的话，再比如“终生”求之而不得的王保保，虽然抓不到哥哥，但还是把王保保的妹妹观音奴嫁给了自己的儿子，正牌的王妃一枚，她的结果不论，老朱最初这份善意还是有的。
讲了这么多无非是让某些朋友客观看问题，如果预设立场、预设结论再去搜集证据，做出的判断往往是有失公允的。
另外大家也不要相信什么“番薯盛世”、“玉米盛世”、“土豆盛世”，纯属扯淡，个别省县地区有过几个确切数字（广西居多），但全国综合数据是谁也拿不出来的，因为当初就没有实际统计，现在的数据都是猜测，民国17省种植面积不足1%，甚至可以直接视为“0”，仅有7省超过10%的种植面积，以广西为最，大清中期那种野秧子没人爱种。这些作物真正大面积种植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
好吧，不提民国，我们就算大清全国50%的耕种占地（够多了吧，还能怎么编）用于番薯等高产作物，番薯平均亩产1000公斤，大米亩产470公斤，相当于以前每年收获10份粮食，种植番薯后变成15份，仅此而已，但却要用多出50%的粮食总量，养着明末3倍多的人口，另外那近2亿多的人口是喝西北风长大的么？
原始资料大多数只是显示两种状态，即“种”、“没种”，为什么这样记录呢，因为领导有要求，官员要拥护，但是老百姓不爱种这些作物，所以官员上报的时候就会说某某县种了番薯，种了多少？一根、一亩、一顷、一县？不说。
为什么不爱种呢？卖谁去？咱们现在所吃的番薯或者说山芋，早就不知道改良了几百次了，那时候的番薯大概拇指一般粗细，味如嚼蜡，真的是度荒产品，但是老百姓交税可是真金白银的往上交，番薯卖不出去他怎么交税呢？
所以脑子不灵光的才会去种，官员们也不想老百姓种植番薯，因为会影响税收，而税收中的一部分官员还要贪污，所以结果就是，如果种植番薯，既影响了国家税收，还影响了官员个人收入。
您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农民交米，收税的小吏装得冒尖然后踢斛一脚，这叫淋尖踢斛，因震动掉在地上的米属于损耗，不计入税收额，不算农民纳税部分，如果农民上交番薯，那么小吏不会踢斛，他只会踢人，因为不光农民不爱种，官员也不爱收。
那谁还会种呢？所以文献记录大多显示有或没有，0或者1的状态，一般不敢写产量，更别提什么产值了，这叫报喜不报忧，坚决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万一遭逢灾年有番薯顶着呢，请领导放心。其实即便灾年真来了官员也无所谓，几个字就对付过去了---前期就都吃光了。
总结一下，一是避免“原罪论”，正视盛世的问题，二是面对暴增的人口，清廷不是靠着红薯解决的问题，他们确实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如果大清干什么都是错的，那您放心，大清国祚连100年都挺不过去。
乾隆也知道人口暴增，他也曾问过官员应对之策，反馈上来的意见是：
要么开疆拓土，挑起战争；
要么直接杀掉；
要么顺其自然。
当时没人知道怎么解决，开荒已经到了极致，连坡地、山顶都种了粮食，流民越来越多，所以咋办呢？
虽然不愿意，但乾隆还是开放关外之地，并且通过几十年不间断的“利好政策”渐渐让移居关外的流民们享受到了好处，乔致庸的祖上就是靠关外这份实惠发家的，以前就是个做豆腐的小商贩。
有的人对康乾盛世持批判态度，它与历史上其它“盛世”有何区别？
“盛事”的标准是什么？无论是中国还是整个世界都没有固定的答案，又怎么来评定呢。
首先看领土，我看过很多相关大清疆域“领土论”的文章，觉得这些作者的视角很新颖独特，说的也不是不在理，但说实话，我觉得没有必要，清代作为一个朝代就好像一个人，无论黑白都不会彻底。
领土方面不需要找那么多理由和借口，现在中国的领土疆域基础就是大清奠定的，对新闻关注度较高的朋友都明白，这个问题对现在时局是有实际影响的，真正的爱国者不会无脑乱喷，华夏民族中的任何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和功绩都值得肯定。
我也不赞成“两极论”，大清不可能是洁白无瑕的白莲花，他的确带来了很多负面效应，哪个帝王哪个朝代不是任人评说，好的要表彰，坏的要鞭挞，这很正常。
但大清也绝不是一无是处的朝代，跑马圈地、剃发易服、投充逃人、禁关屠城等等这些都不假，但我们可以做个假设，假设历史上根本没有清朝出现会怎样呢？以明末的政治黑暗，即便没有大清，大明王朝也终将落幕，对于明末农民起义有什么办法？
当时的科技发展力无法与天灾抗衡，大规模集群式的天灾贯穿康雍乾嘉道，一代重过一代，尤其是嘉道时期的天灾，远比大明更恐怖，即便大明帝国挺过1644年，后续的天灾也将让其面临上亿人的起义，一次两次不行，终有一次会让大明覆灭，这是王朝规律，大明是死在自己手里的。
相对来说，康乾盛世算是盛世，确立了大疆域版图基础，而相对于当时的百姓，咱们都没有发言权，当时的百姓觉得如何呢？
这从百姓的反抗程度就能看出来，到了乾隆执政末期，各地大规模起义才逐渐形成势头，康雍时代和乾隆前中期暴乱较少。
老百姓没有多高的追求，但凡能温饱，没人爱造反，但是乾隆后期不行了，这也是马尔蒂尼等人所看到的，因为康熙时期的贪腐和吏治问题又回来了，最终苦的还是老百姓。
几辈人在思想上一味的打压不可能没有反抗思想，就连当时的朝堂大员也是一样。
特权阶层同样不喜欢更高级的特权阶层，虽然乾隆对贪腐下手也挺狠，但已经无法遏制势头了，他身边的和珅不也这德行么，你还怎么管别人，只能做到杀一儆百，总不能全杀了吧。
实控版图扩大，能够捍卫领土，大多数人基本温饱，除三藩之乱外内地没有大规模战争，大部分人民都能安居乐业，这就是盛世，相对来说，康乾盛世持续的时间还比较长，这就够了，如果以现代人的理念来看，那从前的王朝都是渣滓，哪来什么盛世，但这种眼光是无法客观看待一个历史朝代的。
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愿接受“康乾盛世”的说法呢？
大清在统治期间很多事也确实无法接受，从账面上看，在贸易方面，大清从来没有“闭关锁国”，但哪怕不懂历史的人也都明白，我们平常所说的大清王朝闭关锁国，不是特指贸易，不是卖些碟子卖些碗，卖些绸缎卖些茶，那点钱都不够百官贪污的大数，无所谓的。
所谓的“闭关锁国”是指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等方面的人为刻意的阻断，造成华夏工业1.0版都没有成型，缺乏横向对比，不能找出差距。
典型人物就是康熙，那么多传教士见天跟着，他天天学习，让传教士给他出微积分的题目，他好解着玩，几何、地理、植物甚至解剖学，康熙帝都学过，他当年完成的世界地图，是全世界精度最高，勘测最准的地图，结果呢，他不想让百姓知道外面的世界，直接扔内务府大库里了，他自己可以学，皇子们也可以听听，但是普通人是没有这个条件接触的。
华盛顿和乾隆是同时代的人，让乾隆直接走向共和，那您的确难为他了，但思想先进性不提，乾隆不该大兴文字狱，这虽然不是他的“发明”，但因此死在他手上的人是最多的，以暴政来镇压反对的声音，更不该对有意无意不加区分就一律送上法场接受凌迟而死，顺治时期的哭庙案在明朝都不是个事儿，到了清朝因为这点诉求就全死了。
大肆销毁中原文化科技文明，一次性就收缴焚毁2万余册，这是文化的灾难，几千年文化结晶的一部分就这样被付之一炬，致使现在很多书籍甚至古诗都是从日本传回来的。
大清入关就是落后文明统治先进文明，只不过大明这个先进文明的政治基石已经坍塌，官僚系统已经溃烂，军事系统也遭遇系统性的破坏，所以才有了大明帝国的消亡，但武力值与文明先进性没有关系，所以马尔蒂尼说实际上大清100多年的统治是一种倒退，后期就更别提了。
八旗阶层与普通人根本不是一个阶级，尤其初期，同样当兵，“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八旗兵比汉教官拿的还多，天天提笼架鸟不务正业的人更多，都是大清用搜干刮净的民脂民膏厚养着，老百姓的疾苦只能以暴力来解决。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但有一点，天灾就是天灾，这个不能作为衡量盛世的标准，毕竟这是不可抗力。
综上，康乾盛世的确算是盛世，但对中原文明的破坏性也是巨大的，内部团结方面更是大清弊政所造成的，知道大清覆灭后旗人为何遭遇敌意，就不难明白为何那么多人不肯承认康乾盛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