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列传重在讲人事功利，《史记》列传七十篇内容各异，绚烂多彩。而七十列传的首篇，就是《伯夷列传》。
《伯夷列传》全篇共七百余字，叙述伯夷、叔齐生平事迹却只有极简略的二百多字，且文章其他内容多在抒发议论。
此篇叙事中忽入议论，议论中忽接叙事，离合变化，如神龙乘云驭风，后人多有模仿者，皆未可及。故《伯夷列传》可说是一篇“后无来者”的议论文。
而《史记》的最后一篇为《太史公自序》，与《伯夷列传》一首一尾前后呼应，自是太史公的精心安排，寓意颇深！
其实，太史公作《伯夷列传》，主旨并非单纯为伯夷、叔齐立传，而是借其事迹为引子，在议论中夹带私货，实自发内心悲愤之情！
司马迁画像
《伯夷列传》的真实性经不住推敲
根据《伯夷列传》的记载，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生活于殷末周初之际。孤竹君欲以其位授其子叔齐，叔齐让于兄伯夷，两人不受父命更相让，因此逃离。
及武王伐纣，天下无论贤与不肖皆支持武王，唯伯夷、叔齐独排天下之议，又义不食周粟，落得逃隐饿死首阳山的悲惨结局！
司马迁在《史记》中成功塑造了伯夷、叔齐这两个人物形象，但《伯夷列传》的真实性却是经不住推敲的。清代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曾说：“《伯夷列传》所载俱非也！”而后列举了十条证据，以说明其人其事的不可信。
伯夷、叔齐画像
梁玉绳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伯夷是司马迁在先秦诸子书，尤其是在《庄子》各篇不同说法的基础上集中概括，加工而成的一个“莫须有”的艺术形象。
后世之为国者，子欲夺于父，弟欲夺于兄，交挺白刃以争！司马迁借着歌颂伯夷的“让”，来批判现实政治社会的“争”。
虚构的伯夷、叔齐，视荣华富贵如浮云，不惜牺牲性命以立名节，太史公之所以将《伯夷列传》列于传首，主要用意或为推崇让德，或为讽讥大汉帝国建国以来君臣、父子、兄弟、叔侄争权夺利。其意至微至显，可谓寓意良深！
“天”从来都是不公的
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引用了《老子》的名句：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老子画像
按理说，“天”应该是“惩恶佑善”的。然则伯夷、叔齐可说是标准的善人，却落得“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的悲惨境地！“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老天爷真的会惩恶吗？
社会上到处是善恶颠倒的不公事实，大贤颜回“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可是恶棍盗跖却能“暴戾恣睢……竟以寿终！”太史公为此愤怒大声疾呼：
“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颜回剧照
太史公在此否定了伯夷“至死无怨”的说法，使伯夷、叔齐不公平的遭遇，得到了进一步引申：为善者贫穷，灾祸不可胜数；造恶者富贵命长，安逸优厚，累世不绝；天之为天，从来都是颠倒的！
太史公不仅有力地戳破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大谎言，而且他笔下的“伯夷”，似乎还是“李陵案”的余响。
太史公在受刑之后，越发觉得其著作之重要性。所以说，《史记》既为伯夷、叔齐的悲惨命运和待遇大吐不平之气，又抒发了太史公自己内心深处的满腔愤慨！
司马迁画像
伯夷、叔齐之“三怨”
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悲惨下场，难道其心中就没有不平之怨吗？孔子曰：
“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孔子认为伯夷、叔齐追求完美的人格，其已经做到又有何怨言！表面上看，伯夷、叔齐、颜回等人得到孔夫子夸赞而名垂千古，其所得已多矣，又何怨之有？
然而，观伯夷、叔齐饥饿将死之际，所吟唱的《采薇歌》，可以论定他们心中是悲怆的、有怨情的，歌曰：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商纣王剧照
纣王为君不仁，实施暴虐统治，是故伯夷、叔齐不事不仁之纣王，以等待贤能之主而事之；武王虽为仁德之君，却以暴力推翻殷王朝，这不仍是“以暴易暴”吗？
伯夷、叔齐认为周武王不仁不孝，其怨一也！周武王伐纣之举，与尧舜禹禅让之行恰恰相反，相去太远，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其怨二也！伯夷、叔齐生不逢时，失去安身立命之地，于极其凄苦哀怨中挨饿死去，其怨三也！
由此可知，伯夷、叔齐心中必定充满悲怨之情，而这“三怨”，自然也是太史公的真情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