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所有小镇青年的残酷青春

高考已经过了，但是今年的高考极其不平静。

先是因为疫情，整整被推迟了一个月；然后赶上了洪水，安徽歙县的学生语文和数学两科都被耽误了，不得不启用备用卷；还有其它各种新闻。

人们在网上心疼这届考生，说他们“生于非典，长于新冠。”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我去看了一部有点年头的纪录片，重温了一下自己从青春跨入成年的那一年——《高三》。

两个小时看下来，我有两个感觉：一个是这个纪录片和后续报道连起来看，很像中国版的《人生七年》，虽然它的时间跨度没有那么长，样本也没那么多；另一是，人生要是像高考一样，只需要答一张考卷就简单了。

《高三》的故事发生在中国一所最普通的县城中学，武平一中，位于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

龙岩在福建西部，临近江西，多山；武平，前几年还是一个山区贫困县，与福建沿海地区几乎是两个世界。

数据最直观。《高三》的故事发生的2004年，武平县的在岗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是13305元，而当年全国在岗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是16024元。和福建最有名的厦门就更没法比了，厦门是20539元。

这个纪录片开头，面对家长的高三动员会，班主任王锦春说得很实在：

除了普普通通的武平，还有普普通通的武平一中。

它既不是经常被挂在互联网上讨论的高考工厂（比如衡水中学），也不是可以讲究素质教育的精英中学（比如北大附中），更不是非常容易成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这里的孩子有机会考大学，考上大学也是他们离开山区的唯一出路。

所以，这部纪录片对高考，有一个和其它同题材纪录片很不一样的地方——完全微观，且完全局内人的表述。

而且，因为导演周浩在拍摄前已经完全取得了这个班上老师和同学的信任。所以，所有人在镜头前都很自然，就像镜头完全不存在。

只要是经历过高三的人，对镜头那边的人和事都会很熟悉，尽管已经过了十五年。

尽心负责又有点不修边幅的班主任：

如果高中学文科，或者班主任是文科老师，对王锦春这样的老师一定不陌生。口才非常好，不管是开动员会，还是和学生谈心，说话都是一套一套的，抑扬顿挫、神采飞扬。

我第一次看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他后来被同行拿去举报的一句话：

那时候我还没上高中，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重的阴影。

虽然是十五年前，一个班的人还是不少了。武平一中高三七班嘈杂的教室里，课桌上的书、卷子都堆得满满当当。

因为人太多，教室过道窄得必须侧着身子才能过。

高三的生活，每个人都像一个被拧满格的发条，需要一直保持精神满格的状态。

早自习是教室一天最吵闹的时候。看到这些学生嘴上不停翻，手还在不断比划的背书，就想到了自己。只是那时候没人拍下来。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里最神奇的事，那么吵的环境，没人觉得背不下去。

上课的时候，老师和学生的一问一答现在也很有意思。十七八岁的学生其实还不太理解自己学的东西，也不会多想，毕竟一切以考试为主。

每个学校周围都会有几个小店，卖些饮料、小吃、文具、报纸杂志。

2004年还算是纸媒的黄金时代，这些小店里的报纸、杂志应该是除学校和电视外，小镇青年知道外面的世界最重要的窗口。

导演在这里应该是有意，把有时间节点意义的一张报纸拍了下来。毕竟，后人看来不管多么震撼的大事件，对于忙于生计的人来说，也就是一个头版头条而已。

和所有的班一样，这个班上有好学生，差生和寂寂无名的中等生。

好学生林佳燕，即使成绩数一数二，也一直怀疑自己不够努力，担心高考的结果，她在日记里对自己说：

人毕竟不是机器，没办法一直保持发条上满的状态，拧得太满还有可能崩溃。张兴旺就是一个崩溃了的“发条”。

因为达不到自己理想的成绩，他喝酒过后在班主任面前嚎啕大哭。王老师想用齐秦的《我是一头来自北方的狼》里的歌词开导他：“如果我是你家里这种情况，我一定咬着冷冷的牙，抱着两声长啸。”

王老师是有资格说这种话的，他自己1989年考上福建师范大学，9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武平一中。看得出来，他真的很尽责，但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那种“不管发生什么我就是要考上”的坚强意志。

高考前夕，张兴旺留下一封书信出走了。

钟生明是这个班上最引人注目的学生，入学考试时成绩不错，到了高三整天想去网吧打游戏。逃课、不服管、顶撞老师，他自己在镜头前说靠打游戏赚了几千块，看得出来心思很活络。

和世界上所有希望儿女有出息的父母一样，家长愿意为了孩子的前途付出一切：

高三确实很压抑，不过，再压抑的环境也挡不住情窦初开的青春男女。

班上还是有人偷偷谈恋爱的，而且被老师抓住了。虽然老师只是笑嘻嘻地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不知道多少高三班级还有“黄昏恋”这种东西，但是我高三的时候，班上真的有人在一起了，而且直到现在还在一起。

真正小镇青年的青春，除了永远做不完的题、背不完的书，能在课间偷偷看一下心上人，就很难忘了。

前面说武平一中很普通，其实高中能进这所学校的学生，已经是幸运儿了。这不仅是当地最好的一所高中，而且只要在初升高阶段能进普通高中上学，参加高考、以后找到好工作的几率比其他人大很多。

是的，你没看错，有一些人初中毕业后，没有顺利升到高中继续读书。

统计数据告诉我们，2004年武平县普通高中在校人数7388人，初中26444人。统计数据没法告诉我们，其他将近两万名学生去哪了。

但是，完全能想象，如果不是家里有矿可以留学、或者去更好的地方读高中，他们未来的路会走得很辛苦。

天才永远是例外，37%的企业在招聘中会明确要求大学学历。没有大学文凭，意味着很多工作连面试机会都没有。

收入差距也很直观。2003年时，本科学历者的收入是高中学历者的1.15倍，2006年时这一差距放大到1.65倍，2010年则高达1.98倍。

数据是冰冷的，人是活的。在《高三》拍完后十年，另一个高考纪录片里，导演组就记录下了一个初中就跟着父母去了上海，中专毕业后在上海找工作到处碰壁的女孩。

说一下这个班上一些人后来的情况吧。班上成绩最好的林佳燕，高考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对外汉语专业；这个班上还有三名厦门大学的学生，也有18名落榜复读的学生。

高考前出走的林兴旺，后来回到武平，当了一家工厂的技术小主管，成了三个孩子的父亲。

钟生明复读一年后才上大学，后来在一家物流公司的分公司有了自己的事业。他就像弹幕里说的那样，心思活络，能折腾。

因为这部纪录片被所有人知道的王锦春老师，这部纪录片确实给他带来了名声，但他自己自嘲是“上不得台面的名声”。有同行凭着纪录片举报过他，说他鼓吹应试教育。

王老师是知道自己的局限的。在记录片一开头，他就说：

2014年，北大附中的校长准备在高三，试验没有班主任的教学模式。这个举动遭到了很多家长的反对。尽管之前这个模式在高一、高二班级已经试验过，尽管这是北大附中。

不管应试教育有多少被诟病的地方，到了高考这个筛选器里，家长们的想法是一样的：选最保险的路，让孩子安全过关。

十几年过去了，王老师还是在武平一中当老师，他有机会去薪水更高的地方，自己放弃了。在能力、学历、机遇之外，最能决定人生走向的，是性格。

十二年后记者去回访他，问他怎么看“拼爹”，他回答：“我的学生，大部分是无爹可拼的。”

高中心心念念想考北大的林佳燕，大学毕业后成了北漂大军中的一员，北京的房价让她和丈夫选择了在老家龙岩买房。

这样一个结局看着让人唏嘘不已，就像我小时候还说自己以后想当数学家，结果到了高中，物理都很难及格。

但是，她已经从武平走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