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有奇案，津门有奇谈，欲知其中时，需听“大狮”言！
话说清光绪32年，也就是公元1906年，这一年的9月30号下午3:00刚过，位于天津卫宫北大街三号的瑞源钱铺经理李瑞林接到一通电话，这通电话是来自同为宫北大街73号日本人开设的茨木洋行打来的。在电话里，对方称要购买两千元“手票”。
那位问了，嘛叫“手票”？手票其实就是日本军方发放给日本官兵的军饷，可以代替货币使用。但是手票的发行，不受货币系统的诸多限制。所以，这种手票并不能兑换成日元，但是却强行在各占领地流通使用。说白了，这就是一种用纸换钱的霸王做法。
李瑞林放下电话，随即让店里的伙计张璞斋拿着900块钱的手票上门服务。大概五点来钟，张璞斋回来了，禀报说买主是海光寺日本军队的长官，人家要交易两千元手票，自己带过去的只有900元，于是人家要求转天早上七点凑足了2000元之后再交易。
瑞源钱铺跟茨木洋行素来有业务来往，李瑞林也没有多想，转天一早不到7点就让伙计张璞斋拿着两千块钱前往交易地点。瑞源钱铺跟茨木洋行就在一条街上，离得并不算远，所以一来一往也用不了多少时间。可是张璞斋出发之后却迟迟没有回来，一直等到中午，还没见他的身影。
李瑞林觉得不太对劲儿，于是就拨通了茨木洋行的电话。但是对方却声称根本没有买手票这档子事儿，也从来没有见过张璞斋。由于这件事儿牵扯到了海光寺日本兵营，最终茨木洋行答应转过天来与瑞源钱铺的人一同到海光寺日本兵营问问。
第二天，李瑞林亲自到了茨木洋行，接着跟随两个日本人来到了海光寺日本兵营。可是到了之后，两个日本人并没有让李瑞林跟着上楼，而是自己上去了。不一会儿工夫，他们从楼上下来，告诉李瑞林，兵营里也不知道有这两个事儿。无奈之下李瑞林只好回了钱铺。
既然人也找不着，问谁谁也不知道，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那就是报警。于是李瑞林向河东巡警总局报了案，同时也向天津商务总会书面说明了此事，希望天津商务总会能够出面帮忙，结果天津商务总会就把此事呈报给了天津县正堂章师程。
但是将近十天过去了，这起案子一直没有头绪。直到12月11号这天。有人在日租界天安里东南角儿的土坑里发现了一具尸体。经过一番查验，发现被害人头盖骨和左腮，均有遭到袭击的迹象，但是其致命伤应该是脖子上的一处勒痕。很明显，被害人是被人用绳子勒死的。而这具尸体就是失踪多日的张璞斋。不过这里面还发生了一件蹊跷事儿，据最先到场的员警孙宝廷所述，现场本来有一条绳子和一个柳条箱，却被最先赶到的日本公署拿走了。
12月14日这天，瑞源钱铺经理李瑞林的儿子向天津商会发了一封信函，信中的内容情真意切，让人看了大为动容，同时也对犯案者进行了强烈的控诉。信件洋洋洒洒写了数千字，大体的意思是说：其父李瑞林在此事发生之后，急火攻心，一下就病倒了，不久后含恨而终，而钱铺也因周转不灵而歇了业，这场飞来横祸导致其家破人亡、悲惨至极。如今凶手依然逍遥法外，令无辜死者无法瞑目。若此案不能查个水落石出，更会令各商业人士也不敢再与洋行打交道，届时必然影响商务兴盛。
随后天津的各大报纸也纷纷报道了此案，案件曝光之后，津门上下一片哗然。在各方的压力之下。中方和日方领事终于坐在了谈判桌前。最终在1906年12月2号这一天，日本公署终于将此案的案犯田尻福之助和田边与之助拿获归案，而这两个人就是在茨木洋行工作的两个日本人。
根据二人的供述，他们在茨木洋行就职期间结识了来自日本神户区的石吉。而这个石附宇吉曾经在海光寺日本兵营服役，期满之后，并未回国，而是留在日租界做小生意。由于生意不景气，手头拮据的他就和田边、天尻二人合谋干下了谋财害命的勾当。
在10月1号一早，瑞源钱铺伙计张璞斋按照约定来到了茨木洋行，此时田尻和田边已经在此等候。由于时间约得比较早，所以洋行其他职员还没有上班，自然也没有见过张璞斋。田尻和田边见张璞斋来了，就谎称找个地点儿边吃边聊，借机将张璞斋带离了茨木洋行，来到了田边的住处。
三人刚到不久，石附宇吉就提着一盒点心、一瓶威士忌和一瓶土酒进了门。交杯换盏之际，石附宇吉把事先准备好的迷药撒在了张璞斋吃的点心和喝的酒里。药劲上的很快，张璞斋很快就感到了不适，这才意识到自己很可能被人算计了。于是想要逃走，但为时已晚，张璞斋奋力反抗，并大声呼救，田边抓过一条毛巾塞住张璞斋的嘴里，随即石附宇吉抽出腰间的皮带与田边一同把张璞斋活活勒死了。
张璞斋死后，三个歹毒的日本人在其身上搜出了共计2000元的手票，石附宇吉自己留了1000元，其余的1000元平均分给田边和田尻。
随后三人用麻绳把张璞斋的尸体胡乱捆栓一气，用一张毯子把尸体又裹了个严严实实，暂且藏在了床底下，由田边去购买柳条箱，等晚上九点以后再行弃尸。
三个人暂时分道扬镳，跟没事儿人一样，该干嘛干嘛。田边和田尻跟平日一样继续在茨木洋行上班，并带着前来问询的李瑞林跑到海光寺日本军营作了一把秀。晚上则重新聚在田边家里，把张璞斋的尸体装入柳条箱，运到日租界天安里东南角大堤把尸体掩埋。事后，石附宇吉担心事情败露，迅速逃回了日本。而田边和田尻则继续在茨木洋行上班，直到事发。
案件终于水落石出，但是石附宇吉已经逃回了日本，如何将其拿获归案，又如何定三个人的罪就成了本案关注的焦点。此案一出弄得人心惶惶，华商们也都疑虑重重。按照中日通商条约第二十二款的规定，凡是日本臣民在中国犯法的，需由日本官员审理。对于确实犯罪的日本人，也要依据日本的法律进行惩办。所以，缉拿石吉的工作理应由日方负责，而审讯和判罚的权利也掌握在日方手里。这样一来，此案能否得到公正的判罚，主动权都掌握在日方的手里。
不过中方虽没有审讯和判罚的权利，却有观审的权利，并全程行驶了敦促权。而民间各团体组织也通过各种渠道给日方施压，最终在光绪33年，也就是1907年的3月15号，这起案件终于在长崎地方裁判所刑事法庭开庭审理，而中方也派出了外交使节杨星使和中国驻长崎领事观审。
4月10日这天，外交使节杨星使自日本发回电报，称张璞斋一案已经宣判，主犯石附宇吉被判处死刑，从犯田边被判处无期，田尻被判处12年监禁。但电报中的内容是否真实却没人知道，也找不到任何相关的史料记载。当时有不少社会人士对此持怀疑态度，不敢尽信。
毕竟此前李鸿章到日本马关谈判时遇刺，行凶者不过是被判充军一年而已。而行刺俄皇也不过是充军十年。现如今死的不过是大清国的一介草民，会否得到如此公平判决，实在难以让人信服。
关注“大狮”，听“大狮”谈古论今。（文中所配图片为清末民初时期的津门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