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了一年的文章，近日终于糊完了。文章在很多数据资料方面主要参考了奥地利陆军上尉A. Prokesch所著的《Ueber den Kosaken, und dessen Brauchbarkeit im Felde》（About the Cossacks，and their usefulness in the field），鱼鹰系列各相关书籍，和大量网络上较为常见的英语、法语和德语资料。在下看过的拿战书籍并不多，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还请各位多多指教。PS：转载请注明作者并保持文章完整性。
【被遗忘的骑马者——拿破仑战争中的哥萨克】
我们不妨以这样一句话开始这个话题：拿破仑战争中，有一个哥萨克。
你脑海里的各种线索可能马上就会汇聚起来，形成线条，进而勾画出一个形象。很多人不见得能准确描述这个形象，但却能说出这个形象的意义，比如：这个人很可能与光辉和荣耀无缘，他只能神出鬼没，是散兵游勇的一员，给英雄人物的旅程制造一点波澜大概可算他的传奇；他还很有可能干过打家劫舍的勾当，摆脱不了烧杀抢掠的罪行，他能将沿途的一切抢成白地千里，战争的文明规则对他从来没有约束力。
不过，如果不认识一棵树，又如何能认识一棵树的意义？况且尚存在这种场合，需要严肃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在拿破仑战争时代，作为一个兵种概念，哥萨克是否具有独立与西欧正规陆军对抗的能力？
本文目的并不在于回答这个问题。以下的文字与其说是在讲历史或战史，不如说是关于历史文本本身。在记录恢弘的拿破仑战争的文本中，出现了哥萨克这个小角色。现在，我尽量把他们不怎么为人所知的一面整理出来，并非打算建立、论证或推销某种论点。我将一切评价的权利交给读者。我所期待的最好情况便是读者诸君觉得以下文字有一定道理，并且你们愿意因此而改变某些曾经的认识。
哥萨克的民族来源
不少人对于哥萨克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有不少偏差。“哥萨克”这个词，作为一个兵种概念，源自俄国军队中来自南俄罗斯草原的特殊轻骑兵，但后来渐渐成了俄国所有的非正规轻骑兵的代名词；作民族概念讲的时候，西方又尤其喜欢把哈萨克人，巴什基尔人，卡尔梅克人等有东方血统的民族都算在内。这样就把对哥萨克的恐慌塑造成13世纪东方民族入侵的重演，西方进而占据一个文明的受害者的位置；在军事层面上，扩大这个概念，等于是在混淆俄国所有的非正规轻骑兵，混淆常备哥萨克和后备哥萨克，混淆顿河哥萨克和西伯利亚哥萨克。
其实，“哥萨克”这个词在民族意义上，指的不是某一个特定、统一的民族，而是一类民族的集合：最早是13世纪为逃避蒙古和钦察汗国统治而逃到顿河、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下游的斯拉夫人，后来在15－16世纪加入了为逃避地主和大贵族压迫而迁徙到此的俄国和波兰农民。我们知道，这些人追求自由和无拘无束的生活，为此不惜与俄国，土耳其和波兰常年作战， Cossack这个字的突厥语含义便是“自由的人”。
哥萨克骑兵的广泛分布
当16世纪成为沙皇的臣民之时，哥萨克民族还享有相当大的自由：社会地位处在农奴阶级之上，不需缴纳人头税，各个部落选举自己的首领，过简单的生活。西方凡有游历俄国者，都留下了关于他们的文字：
……每个村都有一座教堂，一座市政厅，一名首领（ataman，Hetmann），几名军官，几门大炮。教堂毫不含糊，以砖石砌成，状态良好。普通民居则为木制，有石砌的地基，室内装饰着圣人、圣女和主教的宗教画，据说比俄国人的传统民居更干净，更舒适……
……经过几个世纪的掠夺别人的土地，顿河哥萨克们终于定居下来并开始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也有的做起了贸易，例如Grebensk哥萨克经营酒业，乌拉尔哥萨克的产业与捕鱼有关。大多数的农场和贸易由女性打理，因为部落中的男性总是随时准备出征打仗。
（Samuel Kittle《哥萨克的历史》）
现在，若要画出一个哥萨克的形象，你要注意，他的相貌不能太丑陋而阴险——如同西方盛行的种种描述那样具有“东方风格”——因为凯瑟琳大帝的一位宫廷顾问C.F. Masson曾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总的来说，哥萨克人比俄国人更高大，英俊，敏捷，活跃，更具个人勇敢。虽然处在被奴役的境地，但仍然外向，健谈，自豪。”你也需要考虑爱德华克拉克（Edward Clarke）的笔记：“我从来没有看到有哪个哥萨克穿着脏兮兮的衣服，他们的双手总是很干净，不生虱子，牙齿洁白，皮肤也看起来干净而健康。虽然他们的举止跟俄国农民差不多，但在家居，着装和饮食方面，他们更注意卫生问题。”这说明他们的居住条件和卫生习惯可能没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此外，他应当是个虔诚的东正教徒，而且遵循俄国教会改革前的旧教义。
哥萨克传统社会的构成很简单，普通人（rank and file，vyborni），稍穷一些的中农（pydpomichnyky），以及不拥有土地的贫农（pydsusidky），他们在vyborni的土地上受雇佣劳动。没有大贵族阶级。部落遇到决策问题，则召开圆桌会议讨论，每个成年男性都有发言权。
18世纪，随着俄国持续的对外战争，沙皇加强了对他们的控制。1738年，第一次出现了一名首领由沙皇亲自指定的事情。此后，大事决策权渐渐集中于部落中的长者和首领。随之出现了贵族精英阶层，他们逐步掌握vyborni阶层的土地，积累起巨大的财富，没有土地的贫农阶级因而成长起来。1775年，长者决策最终被一个由贵族组成的哥萨克政府取代，由这些人决定部落的方方面面。保罗一世在位期间（1796－1801），则干脆改成了军事化的组织（chancellery）。克拉克的记载中就提到，民政和军事政府的首领必是一名Voishovoy Ataman，中将军衔，由沙皇亲自指定。战事一开，哥萨克就以领地（Voisko）为基础被征召，由部落首领带队，奔赴沙皇的战场。保罗一世为哥萨克军人建立的军衔体制，进一步磨掉了哥萨克人在帝国统治中的棱角，使他们的军官开始关注自己的财富，名誉和地位。如此一来，哥萨克人就成为沙皇俄国统治的附庸和工具。
作为军人
一名哥萨克男孩到了19岁便可以在自己部落的团（stanitza）中服役：最初的两年他可以呆在家中照料家事，之后便做好了出征的准备。根据沙皇的命令，一名哥萨克需要在军队中服役25年，然后回家执行类似警察任务5年，才能退休成为完全的自由人。如此一来，哥萨克就成了俄国进行战争的重要资源。例如1802年俄国境内适合服役的哥萨克数量就有10万人，服役人数占当时俄国陆军总数的22.62%。
哥萨克士兵既有俄国士兵坚忍不拔的优秀品质，也继承了草原居民的豪放性格。因此，一方面，他们有不容质疑的个人勇敢和荣誉感，对战场生活的超强忍耐力，对长官的无条件服从，对沙皇和东正教的虔诚；另一方面，缺乏组织观念，战斗经常出自一种个人行为，率性而为，有时被迷信说法左右情绪，如此构成他们广为人知的纪律问题。这正反两面，奥地利陆军上尉A. Prokesch所著的《Ueber den Kosaken, und dessen Brauchbarkeit im Felde》（About the Cossacks，and their usefulness in the field）一书就给了我们一个绝好的参考。
关于使命感
上级经常给哥萨克分配一些例如护卫车队，押送战俘，清理战场，打扫营地之类的任务。即便如此，在俄国传统享受个人荣誉的骑兵部队中，没有人比哥萨克更能毫无折扣地执行这类命令。送信和传令于他们已被认为是无上光荣的事情；若是盖有特殊封印或附有羽毛的急件，他们会选择让自己的坐骑狂奔至劳累而死（马匹是他们战场上最为珍视的财产），自己则誓死保卫信件以防落入敌手。
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例如在行军中，必须保证队列末尾有一支15－20名骑手的殿后力量，由一名作风严厉的军士指挥，否则“整个部队的1/3都可以因为一千个不同理由掉队”。1814年法国战役期间，从巴黎到顿河的一千公里路线上就可以找到一整串这样的掉队者，忙着把自己的战利品经过无数层人手运送回老家。而且军官不会干涉下属的个人事务，尤其是经济方面的事情。不过战况紧张时，这些物品通常会以最快的速度被卖掉，哥萨克则将现金带在身边。如果在战场上牺牲，他的一切财产则交给集体保管，马匹和武器被出售（通常还是卖给哥萨克），所得钱款记入团部账目，回国后全数奉还给死者家属。
军官
军官对哥萨克部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军官能够在危险中镇定自若，则士兵甚至能像正规军那样以密集队形经受对方的枪林弹雨，虽然这并非他们的风格。他还应该了解他的部下的种种最细微的感情，在受到挫折之时要加以抚慰，在情绪低落之时要适当激将。他必须给部下一种感觉：他完全信任他们，并毫无保留地与他们共存亡。有时候，按照某种虚构的标准“挑选”出来的人可以有超常的发挥，进而带动整支部队。在1813年中这样的事例尤其常见。
不过对于哥萨克军官，俄军中将本肯多夫（Alexander Von Benkendorf）认为，哥萨克人的特性让他们只能做到优秀的士官，而做不了优秀的军官。士官的军衔完全对应资历和战功，构成部队的灵魂。他们不分时间地点负责部队的里里外外，行政，财政和作战，每天还要写报告。但一名享有独立指挥权的哥萨克军官，会必然面临如下问题：行为习惯容易违规；文化水平低下，有些根本不能阅读命令或识别地图；对待下属专横暴戾；利用职位收敛财富；而且，他需要在战斗中活命以享用这些财富。所以，不少哥萨克军官最多只能做到出色的上校，而到将军一步（尤其在和平年代）往往晚节不保，身败名裂。
哥萨克中最著名的人物莫过于普拉托夫。马特维耶伊万诺维奇普拉托夫（Matvey Ivanovich Platov，1751-1818年），顿河哥萨克首领，伯爵，骑兵上将。1772年起指挥一个团，1791年俄土战争中因为攻打伊兹迈尔要塞（Izmail）过程中表现出色，晋升少将。他此后的经历可谓大起大落：1795年参加对伊朗的战争，成为一名哥萨克战地首领（field ataman）；1797年因为某些绯闻被流放到Kostroma，后又投入Petropavloskaya要塞监狱；1801年1月，保罗一世任命他为远征印度的最高指挥官（这支部队完全由哥萨克组成），但随着宫廷政变和保罗的死去，继位的亚力山大一改反英立场，入侵印度的计划也就不了了之。1806年起，普拉托夫参与真正的拿破仑的战争，1809年俄土战争后晋升骑兵上将。1812年统领所有哥萨克部队，是为当年俄军最活跃的人物之一。1816年随沙皇一道访问英国，这位战场外以豪饮著称的哥萨克被牛津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哥萨克部队
理论上，一个常备哥萨克团（Sotinia）的人数在500－1000人之间，团长即部落首领，下辖5－10个中队，每中队100人（装备长矛），由一名上尉（esaul）指挥，此外有1名中尉（sotnik），1名旗手，2－3名下层军官，10名军士配备骑兵剑，以及10名strelki（相当于一般骑兵中的射手，但不少人的马枪是土耳其或波斯货）。不过，现实中的兵力从来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比如像1812年组建的大量哥萨克民兵团（Opolchenie），虽然使哥萨克团的数量达到了107－110个，但的装备和训练不如常备团。比如在塔卢蒂诺战役中，加入库图佐夫的26个顿河哥萨克团（12695人）中就有22个都是民兵团（8752人），3943名正规哥萨克骑兵则构成部队的真正战斗力。1813年的德意志战役和1814年的法国战役中，哥萨克团的实力更是比标准编制低得多。例如1813年维特根斯坦和维岑格罗德（Winzingerode）旗下的17个哥萨克团中，规模最大的只有320人，有些团的甚至只有80-120人。
顿河哥萨克是哥萨克诸部落中人数最多的一支，因此也是俄军哥萨克部队中规模最大的一支。1802年，服役的顿河哥萨克人数有14313人之多，其中466人被编成两个炮兵连。此外还组建了沙皇的近卫哥萨克团，下辖3个中队。
乌拉尔哥萨克。根据1802年的统计，乌拉尔哥萨克居民总数有28459人，服役5688人。其中2494人实际上过战场，包括近卫乌拉尔哥萨克中队的92人。
黑海哥萨克或Chernomorski哥萨克。1802年后组建了10个骑兵团和10个步兵团，每团511人。另还有一支159人的炮兵部队，装备20门3磅炮。
乌克兰哥萨克，1812年在基辅省和波多尔斯科伊省组建了4个团，每团8个中队，一共3600人，隶属托马索夫的第3西部军团。
除此之外，拿破仑战争中，沙皇还征召了乌克兰哥萨克，布格河哥萨克，Churguevski哥萨克，Orenburg哥萨克，Gredenski哥萨克，高加索哥萨克以及西伯利亚哥萨克，各支部队的人数从1000至5000人不等，但这些人并非所有都参加了1812年及其后的重大战役。
现役的哥萨克大多穿深蓝色长外套，袖口和领口处有不同颜色的绲边，非现役的哥萨克士兵绲边则全为红色。1812年，深蓝色长裤两侧裤缝处加两条红条。他们的传统帽饰之一是23厘米高的阿斯特拉罕圆筒帽，只是尺寸小一圈，顶部为红色布质，镶有十字形线条装饰。此外，深蓝色无框架布帽也算常见，基部红色圈，黑色帽舌。鞍褥颜色与衣着一致，蓝色为主色，有红色镶边。
顿河哥萨克
但是自然战场上不可能保证这些服装条件。1813年3月，普拉托夫中校就写道“他们（Ataman团）衣着各异，有穿法国人衣服的，有穿zipounes的，有穿农民的短上衣的，破烂，污秽，带着弹孔和刺刀挑出的破洞。”在这种混乱的着装情况中，只有少数线索可以使我们辨别出哥萨克部队的大体来源。
黑海哥萨克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本无统一的服装，他们与顿河哥萨克的主要区别是前者的外套背后有两条空袖管及白色的sash，顿河哥萨克的则为红色；他们装备带小旗的红色长矛。
乌拉尔哥萨克在1801-1806年间服装主体深红色，领口和袖口为白色，蓝色长裤有白色绲边；1806年以后与顿河哥萨克相同。
1803年组建的3个团布格河哥萨克，着装主色为深蓝，领口、袖口、肩章和裤缝处有白色绲边；1812年起穿双排扣的上衣，传统毛皮帽顶部为白色，配白蓝混合的绒质饰带，上白下橙-黑混色的羽饰，白色长矛末端黑色，鞍褥也有白色镶边。
乌克兰哥萨克长裤为灰色，黑色毛皮帽没有任何装饰，第1团识别色为深红（crimson），第2团红色，第3团天蓝，第4团白色。
西伯利亚哥萨克在1802年以前没有统一服装，随着西伯利亚前线军区的建立（10个团哥萨克），开始采用与顿河哥萨克相同的制服。1808年后明确规定为主体蓝色加红色绲边，鞍具为蒙古式样，前后鞍头有黄铜装饰。1812年起长矛颜色有特别规定，前段为白色，后段则各团有所不同：第1团浅绿色，第2团浅蓝色，第3团黄色，第4团蓝色，第5团深红，第6团棕色，第7团深灰，第8团红色，第9团紫色，第10团绿色，服装也变为枪骑兵式样，主体蓝色加红色绲边，戴圆筒军帽。这是哥萨克中比较特殊的装束。
1812年的西伯利亚哥萨克
Churguevski哥萨克穿黑色外套，有红色贴边，1803年8月19日后换成深绿色，1808年以后他们的装备与枪骑兵无异。Orenburg哥萨克的识别色为紫红色（raspberry）。Gredenski哥萨克则是抛弃了传统哥萨克装束，完全一幅亚洲游牧民族的打扮。
战场征途
苏沃洛夫说过，哥萨克是军队的眼睛和耳朵。我们不妨概括地说，哥萨克构成了军队这个机体的感觉器官和神经节。上文提及的奥军上尉Prokesch对此有极完美的评价。据他说，哥萨克士兵的视力非常好，在普通人只能辨认出动的东西的距离上，哥萨克可以辨认出那是不是个人，进而辨认出此人是骑马还是走路，最终判断出是自己人还是敌人；耳朵贴在地面上，哥萨克骑兵能听到20英里之外的炮火，而且能猜出大致的方向；精通追踪术和辨认天象使他们几乎从未有过迷路的记载。他们是活力充沛的感知细胞，敏锐洞察周围环境的任何变化。于是又有一种说法：当俄国人睡觉时，哥萨克人睁着眼睛。
自从1810年法俄两国关系逐渐升温起，在时任战争部长的巴尔克莱关于加强西部国境防御的计划中，哥萨克就构成第一线力量——国境线每159公里由一个哥萨克团（5个中队）负责警备；这段防御区又被划分成15部分，每部分1/3个中队，平均每10.6公里由30名哥萨克负责。到了1812年6月23日，也是这些人在第一时间将战争爆发的消息传给当局。长期与东方军队作战培养成的警觉性，使哥萨克骑兵成为最令人放心的警戒哨，上级只需要向一名军士指出敌军的大致方位，之后的一切就顺理成章。哥萨克被突袭的例子是不多见的，即使有，也多出于上级的怠懈，Prokesch上尉给了我们1813年在Stecknitz的例子：8月16日，两个月的休战期刚结束，最新消息还没有传达到基层部队，而法军次日即向联军战线进军。在小镇Mlln，一个团的哥萨克此时还驻扎在停战期舒服的营地里，被突如其来的进攻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是法军的突袭只取得了名义上的胜利，实际倒是提供了一个展示哥萨克闪电般反应能力的机会——这些被袭击者快速集结，以良好秩序迅速退去，没有丢下一个人一匹马。
不过，俄军从未在官方出版的作战手册中明确哥萨克骑兵的军事价值，保罗一世1796年写的骑兵手册也对他们只字不提。哥萨克骑兵的训练因此只能由基层军官和士官来完成。
从现有的记载来看，训练课程的重点无疑是单兵对长矛的使用，他们的长矛比欧洲各国枪骑兵的要长1.5英尺，使用起来得心应手。马刀的使用也十分熟练，据说这得益于常年与土耳其人的战斗。手枪是最不受重视的武器，主要用来发出警报而不是作为杀伤敌人的武器。按照本肯多夫的说法，“你无法叫他们瞄准了射击，他们开火只是为了枪击发的响声，而且只有胆怯的人才最常使用手枪。相比之下，燧发枪和马枪对他们更为上手，下马之后的哥萨克都是一流的射手。”
哥萨克下马战斗的著名一战是1799年9-10月之交的Muotatal隘口后卫战。1799年战役是哥萨克的拿破仑战争旅程的开始，苏沃洛夫派往北意大利的骑兵部队全部由哥萨克组成。不过在多山的战场上，他们表现欠佳。俄军当时的指挥很差，缺乏地图，山区地形也限制了有效的侦查，后勤的压力迫使哥萨克将马匹用作运输物资，因此徒步作战也是不得已而为之。9月下旬苏沃洛夫在苏黎士附近遭受失败，他在9月28日撤到Muotatal，下马的哥萨克作为后卫一直打到10月1日，隘口才被法军突破，但这时苏沃洛夫已经带主力撤向瑞士境内。只是英雄并未因此受到应有的待遇，此战之后，保罗一世的二儿子康斯坦丁大公居然将这些哥萨克部队的长矛收缴用于烤火取暖之用。
后来在1813－1814年战役中，俄军有大量让哥萨克下马战斗的实例。
骑兵作战时，哥萨克的常见进攻队形为单行横队，形成一个展得非常开的弧形，最好的士兵集中于两翼，以便于有效包围敌人。或是形成无数波浪式的横队，像水中的波纹一般从四面八方高速发起冲击。如果他们暂时未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或者打算进行一次奇袭，则采取一种称之为“wintiet”（screwing）的战术：围绕某一点作圆周运动，速度越来越快，然后在对方摸不着头脑之际突然发起进攻。一旦进攻不奏效，他们也可以无需命令下达，以极快的速度组成一个密集方队。在开阔地形上，撤退呈梯队式进行，两支部队互相掩护后撤，队形展开和收拢的时机都把握得恰到好处。传统哥萨克部队没有号手，一切行动全靠默契，而速度是哥萨克战术的核心，而且在此方面他们有极大的优势，即他们的马匹：“他们马匹的徐行（amble）相当于其他马匹的慢跑（gallop），即便行走速度也极快，而且走的时间越长，速度越快……”超强的持久力特别适合哥萨克这种不间断运动战术。
普遍认为哥萨克骑兵从不发起有组织的冲锋。对此，本肯多夫的观点是：“只有那些对哥萨克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人才会认为，不可能让哥萨克发起有组织的冲锋。但有什么不可能？难道哥萨克就不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难道他们缺乏勇气？我曾经不下十次亲眼证实，哥萨克骑兵可以在任何你需要的时候发起冲锋，对骑兵，对步兵，对炮兵，或对任何东西的冲锋。”
当然不可否认，哥萨克确实不常发起正面冲锋。论其原因，乃是因为哥萨克人的军事观念中不存在殉道式的自我付出这一条。当时西欧战争的进行模式中，没有个人这个概念——庞大的步兵队形中，个人与集体共存亡；重骑兵的冲锋号一旦吹响，人和马就不再受个人意志的控制，直到被击倒或撞倒；炮兵的位置越来越靠前，直到发展成在对方步兵火力范围内的自杀式火力突击。如此种种，发展到一战，便是一场场令人愕然的惨重伤亡。哥萨克并不热衷这种打法，相比在密集队形中被毫无意义的打倒，他们更倾向于保全自己的生命，因为祖先流传下来的智慧教会他们：只要自己还活着，就能想出一千种方法给敌人带去死亡。
这种思维带有明显的东方色彩。今天对这种所谓“欺软怕硬”战术不屑一顾的人，轻率的以“机会主义”加以评价并附加“不名誉，不光明正大”的道德谴责的人，应该审视自己是否迂腐地戴着所谓西方价值观的有色眼镜来看问题。事实上认为18-19世纪的西方战争重正面对抗而不重谋略，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误解。1812年7月9日（俄历6月27日）的米尔之战（Mir）是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哥萨克先主动退向米尔村，诱使杀气腾腾的波兰第3 Rozhnetsky团枪骑兵追击。村庄由西索耶夫（V.A.Sysoiev III）的一个哥萨克团防守，其他7个团藏在城堡和周围的林子里。普拉托夫在村口布下警戒哨，又在附近树林中布下200名哥萨克。波兰枪骑兵轻而易举地击溃警戒哨，冲进村庄，但立刻被西索耶夫团击退；再次发起冲锋，又遭到城堡林子中哥萨克的反冲击。波兰人决定撤退，这时普拉托夫的200名哥萨克冲出来截住了他们的退路。此时的情景如下：
成为瓮中之鳖的波兰第3枪骑兵损失惨重，迫使Turno将军调上波兰第15，16枪骑团，但再次被普拉托夫击退。前者又调集波兰第2，7，11枪骑团，后者则等来瓦西里齐科夫（Vasilichikov）少将的阿提尔卡（Ahtyrka）骠骑兵、基辅龙骑兵，新俄罗斯龙骑兵，立陶宛枪骑兵和第5猎骑兵。这造成了第二天（7月10日）长达6个小时的骑兵战斗，在此期间，巴格拉季昂率部安全撤往博布鲁伊斯克（Bobruysk）。此为后话。
苏沃洛夫在其《战争艺术》一书写道：“正规骑兵向来应该以中队或师的建制在战线正面组成第三线，或在侧翼组成第二线，他们进攻的目标是敌人的背后或侧翼。哥萨克紧随正规骑兵纵队其后，以高速的冲锋取得一锤定音的效果，一举获得突破，并且保证溃散的敌军被切实消灭。”这表明他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哥萨克的军事价值。
除此之外，哥萨克部队是军队后勤史上的奇迹。他们对补给的要求非常微薄，马匹、装备和服装全由自己负责，政府只需要提供食物，军饷和营帐设备。本肯多夫曾就这一点说：“没有人比他们更懂得宿营的艺术……最让我疑惑的是，经常在整支大军都在挨饿的时候，一名哥萨克不但能自己有汤喝，还能给自己的马匹准备点粮草。”
之后的历史演绎证明，哥萨克不仅是一支沙皇军队的必要支持，更可以成为赢得一场战争的重要因素。
1812年卫国战争，哥萨克纯熟上演了他们威力惊人的袭扰战术。不间断地攻击一支行进中的大军的侧翼，后卫和运输队，像迷雾一般，一浪高过一浪地接踵而至，然后又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使面对强敌无法脱身，也能以极其顽强的战斗自保。这些都成为1812年飘雪的荒原上法军的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