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抗战时期，这些鼓舞人心的抗日口号名义上都是蒋介石说的，其实是出自陈布雷之手。陈布雷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陈布雷追随蒋介石长达二十二年之久，蒋介石的众多文稿出自他之手。诸如北伐成功之后蒋介石的《祭告总理文》，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西安半月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告国民书》等，都是由他为蒋介石代笔写出来的。
1948年11月12日深夜，陈布雷服下大量的安眠药，气绝于次日凌晨，终年五十九岁。
陈布雷自杀震动朝野，蒋介石为其题匾“当代完人”，并亲临主祭。
陈布雷为什么自杀呢？
国民党官方说他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有人说他是愚忠，为垂死的蒋政权“殉葬”，也有人说他是“以死明志”或是“死谏”。蒋介石本人则在10年之后表示，陈布雷是因为听信他将下野的谣言，“愤慨之至而以死报国”。
陈布雷副官陶永标在回忆录《尸谏——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自杀经过》里说：“促使陈布雷自杀的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外人知道的极少。那就是陈布雷曾经劝告蒋介石罢兵，同共产党举行谈判，两方早日结束内战，让百姓安养生息。但蒋介石不仅没有听从，而且事后表示不满。陈布雷感到彻底失望，百念俱灰，于是以身殉职，示己忠贞，免得蒋介石猜疑。从这一点来说，陈布雷的自杀也可谓尸谏。”
蒋君章在《陈布雷先生在胜利还都后的工作与生活》一文中，不同意陶永标的说法，“最刺眼的是题目，称为‘尸谏’，那不但与事实完全不合，而且以吴可读一类的学究式之愚忠视布雷先生，对布雷先生真是大不敬”。
张治中也对“尸谏”的说法表示疑问，他认为“布雷受旧思想意识的影响很深，政治上缺乏远见，个性又较软弱。他自杀，或是由于他见闻所及，对国民党政权极度悲观失望，加上长期的严重的神经衰弱病和时代大风暴的刺激，痛苦到了不得不用死来求解脱。”
在给蒋介石的《上总裁书》中，陈布雷写道：“介公总裁钧鉴：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部属布雷负罪道上。“
”书生无用，负国负公“，这是陈布雷对自己一生的结论。
陈布雷，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浙江宁波慈溪人。早年就读于慈溪县中学堂，后转入宁波府中学堂，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同年在上海《天铎报》作记者。以"布雷"笔名写作评论。1912年3月加入同盟会，1920年赴上海，任《商报》主编。后为《国闻周刊》主要撰稿人。
陈布雷年轻时是个出色的政论家，以“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的如椽之笔，闻达于新闻界。著名报人邹韬奋说：“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1927年初，陈布雷和商报同仁潘公展与蒋在南昌初晤，蒋即“坚劝余及公展入党”，并对所提出的问题，“蒋公一一解答之”。蒋介石礼遇有加，陈布雷最终以报人从政。
陈布雷深得蒋介石的信任，总是称他“布雷先生”，“重大决策莫不商于陈”。因此陈布雷被称为蒋介石的”军机大臣“，位高权重，依旧保持书生本色。
从1927年跟随蒋介石到1948年自杀，陈布雷对蒋介石是忠贞不二从一而终，他曾经比喻自己是“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
“士为知己者死”，陈布雷还是没有摆脱传统知识分子的愚忠情结。陈布雷不像鲁迅胡适那样出国留学，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批判。陈布雷6岁入私塾，熟诵《毛诗》《礼记》《春秋》《左传》等，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思想中封建主义的因素根深蒂固。
陈布雷本质上还是一个儒生，忠君爱国的儒生。“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传统文人总是在政治上有依附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一旦被“明君”赏识，便会积极投身政治，不遗余力。蒋介石的信赖和重用，陈布雷是感激涕零，“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它私心”。“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蒋介石政权日薄西山气息奄奄，陈布雷注定是一个悲剧。
陈布雷坦承，“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以至于无法自拔”，并告诫亲属不要从事政治，因为“政治太肮脏了！”
书生从政，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陈布雷一入政坛，就已经没有自由了，身不由己，“我自脱离报界以来，即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表达我所欲之言”，“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由主张，躯壳灵魂已渐为他人之议题”，他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陈布雷启蒙恩师冯幵早就劝导过他，锋芒不可太露，且万万不可涉足政治，过劳必会早夭。陈布雷没有想到的是政治的水太深了，老师的话一语成谶。
陈布雷所效忠的蒋介石政权已经是大厦将倾油灯枯竭，”目睹耳闻，饱受刺激“，陈布雷给蒋介石的建议往往不被采纳，陈布雷的太太王允默在陈布雷的《回忆录》前记中说，陈布雷最后感到“徒耗国力，愧对民众，生不如死”。
陈布雷给潘公展、程沧波的遗书中说：
弟以百无一用之书生而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疏脱怠惰，盗窃宁静之虚誉，十余年来，误国之罪，百身莫赎，而近三四月来，健康日损，脑力益坏，思虑日益纷难，自验身心，已无一丝一毫可为非常时期之贡献，累旬自谴自责，致陷极度严重之心疾，不能自已控制，兹病患已不治，将与兄等长别矣。
陈布雷已经绝望，“最后自觉无法力挽狂澜于既倒”。陈布雷在杂记中述说，“不但怕见统帅，甚且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百无一用是书生’，即我之谓也”。
“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报君恩”，陈布雷已经心力交瘁无力回天，“让我安静些！”这是陈布雷留下的最后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