饲养员丁泽良此前拍摄的江豚贝贝在网箱内的进食图。
自1990年天鹅洲保护区尝试引进首批5头江豚，中国的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已走过30年。目前，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相关专家负责起草的《长江江豚迁地保护技术规范》已通过专家评审，这是第一部有关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的行业标准。全球范围内，在小型鲸类保护方面，迁地的保护是中国首创。
贝贝回归自然前夕，6月19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长江江豚等物种拟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提前“野放”：首头网箱繁育江豚回归自然水域
通往人工江豚网箱的浮桥
受暴雨影响，1200米宽的长江故道水位骤升4米，洪水漫过岸边的树林和办公楼。进入人工饲养江豚生活的网箱区，需要通过临时搭建的一座浮桥。穿过淹水1米深的“江豚苑”大门，可以远远地看到人工网箱内不时跃出水面呼吸的江豚。
人工网箱外围，原来搭建的用于贝贝软释放的围栏已经拆除。两天前，贝贝在这里被提前释放。
据悉，贝贝目前体重约60千克，体长141厘米。根据年龄、体长和部分生理指标判断，贝贝于今年夏季进入青春期。因此，保护区和水生所将其软释放到天鹅洲故道自然水域，促使其融入故道江豚群体，尽快参与故道江豚种群繁殖。
贝贝释放时，郝玉江一直在现场。参与过2006年和2017年两次长江江豚科考的郝玉江，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是江豚的生理生态学。
江豚贝贝野放前生活的人工网箱
在网箱里生活了4年后，2020年6月12日，贝贝被移到临时设置的围栏里。为了让贝贝提前适应自然环境而建立的围栏面积有2万多平米，“比网箱大很多。”不同于网箱，围栏的池地环境是完全自然的。
这并不是中科院水生所进行的第一次江豚野放尝试。
2011年，两头雄性江豚，阿宝和洲洲在天鹅洲保护区长江故道被野放。洲洲是2008年冰灾时被保护区救起，在天鹅洲的网箱里养了3年。阿宝2004年被从天鹅洲运到位于武汉东湖边的白暨豚馆，在豚馆生活了7年。“当时是想看看人工环境下饲养了一段时间的动物，回到自然环境下能否适应。”郝玉江回忆称，那次野放同样是提前在围网内进行了3个月的适应训练，对江豚进行适应训化，“最后的结果可以说是非常成功。”
郝玉江和他的团队后来总结，2011的野放能够成功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两头江豚都是在自然环境下出生，而且在其中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都有野外生活的经验。”洲洲在野外生活了3年，阿宝到天鹅洲之前已经“生了很多孩子，年龄也已经比较大。”野放4年后，2015年，在天鹅洲长江故道内进行的一次江豚普查发现，阿宝的孙子已经有10个，而且还有了两个曾孙，中科院水生所还特意为它建了一个家谱。
与阿宝和洲洲不同，贝贝是在人工环境下出生长大，从来没有接触过自然环境。郝玉江表示，“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第一次真正的野放。”
前途未卜：很难知道“孩子”未来怎样，只能等待
郝玉江为贝贝的野放设置了四个步骤。
第一步是适应吃活鱼。在网箱里生活时，贝贝一直吃的是冻鱼。由饲养员定时定量“送到嘴边”，所以要训练它“习惯并喜欢吃活鱼”。第二步是驯化主动捕食活鱼。第三步是释放到一个设置好的大围栏里，在这个更接近长江故道的环境里，来观察她行为的变化，看她能否正常捕鱼。“这个步骤我们叫环境适应，或者大空间适应。原来她是生活在网箱这样一个小环境里面。如果在这个环境里面适应得比较好，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她可以很好地适应更大的天鹅洲故道环境。”
第四步是释放以及之以后的监测。郝玉江说，整个野放过程中，“前面三步最关键。”
贝贝被释放到天鹅洲故道后的这些天里，郝玉江的心情一直很“忐忑”，“在故道里我们还可以发现，但到长江里是死是活，我们是无法监测的。”
在郝玉江看来，虽然人工网箱并没有隔绝故道水域，但在自然环境下地形、水流都要复杂的多，江豚要学会如何去识别、利用和躲避水流的变化、水位的涨落，“各种自然因素对贝贝来说都是新的挑战。”
江豚饲养员丁泽良记录的每日喂食情况
“江豚的捕鱼技巧应该是在断奶之前开始学习并不断完善的，在人工饲养环境下因喂食是直接放到嘴里的喂养方式，这可能会影响到它的野外捕鱼或者说生存能力。”郝玉江认为，贝贝的这次野放尝试告诉我们，在人工饲养环境下，应该在更早期培养和锻炼幼豚捕鱼的能力，“这点非常重要。”
不同于陆生动物，江豚的捕猎靠的是声呐，利用头部发出的超声波反射来探测确定鱼的方位，但鱼是游动的，“利用声呐能力抓鱼的过程一定是需要不断学习，去练习，和熟练的，如果早期没有建立，后期建立会相对困难。”
江豚饲养员丁泽良，江豚贝贝野放前一直由他负责喂养
郝玉江介绍，野放后，由于技术的瓶颈，无法实现对江豚远距离，长时间的跟踪监测，对于贝贝可以主动采取的操作已经很少。“贝贝释放之后，客观的说，一天之后就很难监测或者说与其他自然江豚区别开了。只能被动的等待。”但对于研究人员来说，“我们还是想做一个完整的技术链条。帮助我们了解在人工环境下出生的江豚逐步适应野外环境的完整过程。”
贝贝在被放归自然前，身上植入了被动识别标签（PIT），“相当于它的身份证，比大米粒还要小些。”郝玉江和他的团队后期将据此对贝贝的身份进行鉴别，“我们会对故道区域的江豚进行整体监测，未来如果贝贝被捕捞，科研人员可以通过标签扫码和遗传样本辨认出它，了解它的生存状况。”
对于已经回归自然的贝贝来讲，郝玉江认为，目前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有消息可能就是坏消息。
“迁地保护”30年：长江江豚保护形势已发生变化
一直关注着江豚贝贝回归自然水域的，还有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长江江豚项目高级经理张新桥。世界自然基金会从2002年开始关注天鹅洲的江豚保护，其是投入项目最多的社会组织。
据张新桥介绍，2013年和2014年，贝贝的母亲，江豚娥娥曾两次在人工网箱里怀孕，“但都没有生下来。”原因主要是网箱内水温过高，随后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对网箱进行了改造，加大了水循环，同时减少了人为参观活动的滋扰。
保护区新立的天鹅洲故道长江江豚迁地保护30年纪念碑。
天鹅洲保护区最早是为白鱀豚准备的。上世纪80年代，在无法改变长江干流环境的情况下，中科院水生所提出迁地保护白鱀豚，最终选择了天鹅洲长江故道。1995年，在水生所的帮助下，保护区在湖北石首江段捕到一头性成熟的雌性白鱀豚，放入保护区。不幸的是，1996年夏天，长江出现大洪水，这头白鱀豚触网而死，反而是1990年率先迁入的5头江豚存活了下来。从江豚进入保护区开始，这里每年都有幼豚出生。
在2015年11月进行的一次天鹅洲保护区江豚普查中，工作人员共捕获江豚60头，较上次2010年的普查，保护区内自然繁育增加27头，是我国自然水域江豚数量唯一上涨的区域。
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王克雄介绍，保守估计，目前天鹅洲故道已经有约80头江豚。
白暨豚和长江江豚曾经是仅生活在长江中下游的两种鲸类动物。王克雄介绍，在1986年召开的世界首届“淡水豚生物学和物种保护”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中科院水生所专家提出对白暨豚开展“原地保护、迁地保护和人工饲养繁殖研究”三项保护措施。这次会议结束之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立即将白鱀豚列入保护级别最高的“濒危物种”，而在此之前仅列为“情况不明种”。
王克雄说，当时，欧美科学家认同就地保护，不认同迁地保护，认为这不是保护的方向。而中科院水生所的专家所则认为白暨豚种群个体已经很少，如坚持就地保护希望渺茫。
天鹅洲保护区内的江豚宣传画。
33年后的2019年11月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国际捕鲸委员会在武汉召开的鲸类保护大会上，提出要系统总结中国在长江江豚保护上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迁地保护经验，并希望能将这一经验在全球推广。
在王克雄看来，迁地保护在长江江豚保护的特定阶段还有其另外的意义。虽然包括原生栖息地保护和原生种群保护的就地保护是根本，也是重心，但因为涉及面和牵涉利益更广，早期推进很难，而迁地保护涉及范围小，更容易着力。
郝玉江认为，2017年长江江豚科考之前，基于长江江豚数量急剧下降的现实，“我们支持建立更多的迁地保护区来进行个体种群之间的交换。”2017年长江江豚科考之后，结果显示，江豚数量下降的趋势得到缓解，加上国家在长江发展和保护理念上的变化，“我们认为长江江豚保护的形势已经开始发生显著变化，自然种群的保护和就地保护越来越有希望。”
作为迁地保护的一个成果，天鹅洲正在向其他保护区不断输出江豚。郝玉江介绍，2015年天鹅洲保护区曾输出4头江豚到监利何王庙保护区，2016年输出2头江豚到安徽的西江保护区。同时，“14年，15年和17年，这3年内，分别从长江武汉天兴洲段和鄱阳湖引入部分江豚个体到天鹅洲保护区，以帮助改善天鹅洲故道江豚的种群和遗传结构。”
郝玉江认为，在各个迁地保护区之间开展江豚种群的个体的互换，可以改善小种群的遗传结构，避免近交衰退，促进种群健康发展。
迟来的“升级”：对未来看好，但不能盲目乐观
6月19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长江江豚等物种拟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是1989年以来，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名单第一次大规模调整。
此前数年，关于江豚保护升级已有多次“传言”，但一直没有真正“落地”。
天鹅洲长江故道水面
虽然没有完成真正升级，但自2014年开始，农业部内部下发的通知一直要求把江豚按照国际一级保护动物对待。2016年更是出台了《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16—2025)》，在这份十年计划里，进一步发出了预警：（江豚保护）多年努力所取得的保护成效并未从根本上扭转长江江豚种群数量持续下降的状况，并且可以预见随着长江干流及两湖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危害程度将进一步加剧，长江江豚的处境十分危急。如果不采取人为干预措施，预测在未来10余年内，长江江豚种群极可能下降到野外灭绝的临界数量。
在王克雄看来，江豚保护升级之后，江豚的捕捞运输必须报农业部，涉江豚工程建设项目的审批也要到国家层面，同时，生态补偿方案和金额也会调整，对江豚的伤害的法律处罚力度也会不一样。而参与到江豚保护的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会更多，“这些对于江豚保护都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但王克雄同时认为，升级之后“也可能带来一些障碍”。原本一些地方政府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必须经国家层面审批，“这可能会给地方政府在推进保护的行动和决策方面带来一些压力。”
对于升级后的江豚保护前景，王克雄则持谨慎乐观态度，“极度濒危的状况短时间内不会扭转，因为江豚基数比较少，整体数量回升还需要一段时间。”
在王克雄看来，虽然长江全面禁渔带来了江豚生态环境的改善，但长江流域自然岸带和河床的固化、长江水域桥梁建设的密度、长江航运和航运船舶产生的噪声等，仍然在威胁着江豚的生存环境。
王克雄提醒，虽然目前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的种群比较稳定，野外种群数量也有一定的基数，“但物种灭绝往往是断崖式的灭绝。”
王克雄解释说，早期江豚在长江里面是连续分布的，如果某个地方少了几头，会很快补充过来。而现在江豚在长江上的分布是片段化的，而且段与段之间没有交流。“几个种群有可能同步下降，不能形成互补。到了某个临界点很有可能一下子就垮下来了，甚至人类都来不及反应。”
据王克雄介绍，目前长江上的部分江面，有上百公里已经没有江豚，“对保护的前景是看好的，但并不能盲目乐观。”
王克雄认为，迁地保护区物种的野化和放归，首先要把缺失的片段区域补充起来，“这相当于在中间架起了一个桥梁，以点带面。路要怎么走，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原题为《首例人工繁育江豚野放，揭秘其背后迁地保护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