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一直是社会的统治思想。在两汉时期，这种思想以掺杂着“谶纬神学”的经学形式出现。
东汉中期以后，传统的经学由于其妖妄、附会、拘守章句，繁琐考证等诸多流弊而日益衰弱。
而官方传习经书的太学，尽管规模庞大，弟子逾万，但学风已流于虚浮伪诞，故逐步走向极端，狼藉败坏，成为一切伪善矫情之行的渊薮。
汉武帝剧照
儒学式微
儒学的式微，是从汉魏以来的趋势。
西晋建国之初，曾有心重振儒学之风气，晋武帝司马炎甫即尊位，即有意以儒家名教作为立国的根本。
当时，散骑常侍傅玄，上疏建议晋武帝要推崇儒教，以选拔贤能之人。因此，晋武帝在泰始四年六月下诏，行儒家治世之道。
晋武帝期望推展孝悌忠信之道，以重建儒家上下左右的伦常秩序，来维持国家社会的安定。
晋武帝剧照
然而，他的立意虽高，却难返汉代尊儒之盛况。况且，司马氏政权之取得，已有违儒家之道统。因此，他施行儒教，难以取信于民，更无法取得朝臣的配合；徒有法令条规，却无法彻底实践。
自此，儒学走向僵化之途。经过“八王之乱”后，儒学的推广呈现出失败的痕迹；时至东晋，儒学则更加式微。
儒学变质
事实上，经董仲舒等汉儒的改造后，儒学实际上已变成一个颇庞大的思想系统。魏晋时期，儒学仍为官方钦定的统治思想和权威理论，所以号称“服膺儒学者甚众”。
然而，其中大多是无真实情感的随波逐流之徒，真正能达到儒学思想的高层境界者如凤毛麟角。
孔子剧照
尤其是在天下纷乱、民不聊生的形势中，以“孝悌仁义治天下”的理想，与现实冲突加剧，因此，人们失去了精神支持，只能在残酷险恶的现实中彷徨苦恼。
正是儒学的变质，使人们挣脱精神的枷锁，亦使学术思想自由翱翔。
文化繁荣的痛苦实质
知识分子阶层，因受传统儒学的深厚濡染，对人生原本具有政治和文化的双重追求，既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亦有推行教化的文化使命感。
但是，社会的黑暗动乱、人生的苦难，使他们在精神上感到迷惘苦闷，因此渴望从更深的层面上认识人生，超越生命，故产生对哲学、宗教的探索与研究。
《逍遥游》
魏晋时期的思想领域，在动荡分化中表现出一种思想解放的格局，而崇尚自然的老庄思想，开始在社会上流行。
此时，他们从老庄思想中得到补充完善，将传统的重视个人道德、人格修养，进一步发展为对个体价值的看重，精神方面更加成熟。
所以说，魏晋时期，是人性觉醒的时代。
然而，统治者仍利用“饰以儒家名教”的刑名法术，来对人们进行残酷统治和严密控制，世途因此更加险恶。
内心的思想自由，与外界所加的迫害，开始碰撞激荡，此即是魏晋文化繁荣的痛苦实质。
人们需要新思想
在人性觉醒思潮下，老庄思想被广泛地用来解释现实生活中种种新的行为。
庄子画像
老庄思想在“任自然”这一点上，无疑给重个性、重情感、重欲望的风尚，找到了理论根据。
但是，老庄思想，特别是庄子思想，它在实质上与“任情纵欲”截然不同。它是任自然、重心灵的自由；是轻物质享受，贵心贱身；是超越欲念，超越人生。
也就是说，老庄思想无法满足魏晋士人的现实需要，因为他们的“任自然”，是既重心灵自由，又贵身。
于是，老庄思想在新的现实情境中，被加以新的阐释——从清谈、谈玄、注玄中，玄风四起。因此，一种新的思想理论——“玄学”诞生了。
玄学的发展
玄学一出现，就被人们普遍接受，绝非偶然。
何晏剧照
曹芳的正始年间，正式产生了以夏侯玄、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贵无论”思想。此派的玄学，主要以老学为主，他们提出了一个“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学说。
由于这个学说以“无”为本，视“无”为世界的根本、本体，所以一般称之为“玄学贵无论”，亦称之为“正始之音”。
正始之后的魏朝末年，产生了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玄学。嵇康、阮籍等人，都崇尚老庄之学，高扬道家的自然主义思想，抨击虚伪的儒家名教。
嵇康提出了“越名任心”的思想，反对用儒家的名教来禁锢人心，主张顺应人心之自然；阮籍则具有不拘礼教的放达风度。事实上，他们批判儒家名教的思想，是针对司马氏集团篡夺活动而发的。
嵇康画像
之后，阮籍的放达风度，又流变为西晋元康年间的狂放时风。元康以来的这些所谓的放达派人物，徒求狂放的形式，而缺乏思想，他们之所谓“放”，只是放纵于邪僻而已。
此时，裴頠、郭象等人举起了玄学“祟有论”的旗帜，站出来批评何晏、王弼的“玄学贵无论”思想，以及当时所谓的“放达之风”。
正是他们，将玄学哲学理论带到了高峰。故东晋以降，玄学在理论上也就再无超过“贵无”、“崇有”这两大派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