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十六帝相继，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明王朝土崩瓦解。接着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关内的汉族又一次不得不接受异族统治的历史，而其间免不了对异族统治的反抗斗争。从元到清历史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不断吸取教训，不断进步的历史。明代长城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坚固的城墙，却依然抵挡不住八旗铁骑，这值得我们深思。
明代长城的修筑达到极盛时期，无论在工程规模、修建水平，戍守兵力上，都大大超过以往各朝。中国现存的长城是明代修筑的，这条边墙的给予中国人的，心理安全感超过了实际的防御价值。《明史》最后三分之一篇幅记载的事，很大部分发生在这条边墙的内外。
从东汉后期，直到唐太宗，再到明太祖，长城便是抵御游牧民族入侵的前哨。明朝推翻元朝的统治后，其残余势力在草原上依然十分强大，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开始了以北京为国都的历史。因京城地处北方，特别注意加强对游牧群的防备。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
明朝在开国之初，就无法彻底消灭蒙古人的残余势力。明成祖朱棣为燕王时，多次派大军巡边，即位之后，又五次亲自带兵北征，为的是要提防蒙古人卷土重来。后来国势转弱，蒙古人果然不断乘机南下侵扰，所以明朝开国之后，就很注意北边的防务1499年土木之变，英宗被掳，瓦剌人长驱直入，兵临京师城下。面对北部边防日紧的态势，明王朝更为重视长城的修筑。
在明朝276年的历史中，几乎每一代帝王都不同程度地修过长城，史书记载有20余次。明代长城的城墙一般用整齐的条石砌成墙身的外层，内部填满泥土石块，非常坚固。明朝初年国势强盛，大将军徐达和常遇春大将奉命北征，便修筑城池和居庸关等处的长城，防备蒙古人南下劫掠。
建文帝时期，由宣化到山西的长城，沿边都筑起高墙深池，烽火台连绵不断。在明成祖永乐十年，为了加强北方边防，又在长城内侧修建了一道壕堑石垣。永乐十三年，明朝从山海关到居庸关，沿边修建险隘，还把居庸关北的山口筑成要塞，又增加开平小站烟墩，在关外各个隘口修建要塞，驻兵把守。
明英宗时，瓦刺部族首领脱欢统一了蒙古诸部，逐步强盛起来，其子也先继续扩充武力，不断侵犯明朝。土木堡之变后英宗被俘，于谦保卫北京并打退也先进攻，从此以后各代积极重新布置边防，以原长城为屏障，多加修筑。明宪宗成化三年，为了防备敌人利用空隙山坡小径向内渗透，发动军队和民夫，对东起山海关西至雁门关一段长城进行了修筑。
从明初开国到万历年间200多年的时间里，明朝基本完成了对长城的修筑，其中成化和嘉靖两个时期修建的规模较大。洪武十四年修筑山海关，弘治十四年修筑嘉峪关，一些城堡直到明末仍在修建。在重要的关隘地方，特别是在都城北京的北面居庸关、山海关、雁门关一带，修筑了好几重城墙，长城的南北建立了许多堡城、烟墩，用来瞭望敌情，传递战报。
明代长城的东端是著名的山海关，倚燕山，傍渤海，形势险要，为华北通往东北的咽喉，素有“京都锁钥”之称。山海关的东门，建有两层城楼，高达12米，悬有“天下第一关”匾额。长城大多是依循山岭、河谷，或遮阻荒漠而行，为了要发挥防御作用，必须随地势起伏，选择险要之处修筑。
明朝自始至终重视并不断加强对长城的防务，重兵把守，层层节制，防御措施严密。为了加强长城的防务，并经常修缮长城关隘工程，明代把长城沿线划分为九个防守区，合称九镇。九镇始设于明初，修葺于永乐、正统年间，完成于嘉靖以后，沿九镇有星罗棋布的卫所、关隘和城堡，屯田防守。
明都城由于北边的压力而迁都北京，而鞑靼进攻的重点也在北京，京北的长城就特别重要。秦汉长城的重点围绕阴山一线展开南北的争夺，表面上是由于明朝出让了横山以北直到阴山，其中包括河套地区的广大地域。实质上是由于中国的整个经济重心南移东移，东南富甲天下，由此决定了南北对抗的重心随之东移。
中国历史上秦始皇大修长城，由此引发了大泽乡起义；汉朝武帝大修长城，向外扩张，使王朝衰落，终因轮台罪己而罢手，西汉朝盛转衰。修长城的沉重负担，能够压垮一个强大的王朝，或者是使王朝走向衰落。明朝大修长城二百多年，虽然修好了中国历史上最坚固的长城，但是长城防线还是一再被突破，最终在内忧外患中走向灭亡。
明王朝对于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一贯推行错误的民族政策。在女真族各部之中，拉一部，打一部，制造矛盾，挑拨离间，妄图挑起女真族的内部争斗，使其力量互相内耗而坐收渔人之利。本为朝廷命官，保境安民的努尔哈赤的祖父、父亲二人，惨遭杀害，迫使努尔哈赤愤然起兵反明。外则败于辽东，内则困于流民。在此种情况下，无论怎样强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也不能挽救明王朝的必然灭亡。
无论如何，一个坚固的长城对于一个不坚固的政府来说，不是可依赖的对象，这就是明朝留给我们的教训。有形的壁垒无法阻止强大势力的冲击，长城内的政治经济危机，是无法用长城来解决的。相反把巨量的人力物力堆积在长城之上，肯定会加重经济与政治危机。
正是由于北方强大游牧民族的威胁，带给了明朝强大的边防压力，这使得奉行”高筑墙”策略的明朝的长城越来越坚固，但是游牧民族打破这种壁垒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历史再一次上演了矛与盾的故事。但是，边疆的安全和稳定，并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坚固的长城能带来的，更不是筑几座堡垒就可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