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七年(1847)，李鸿章考中进士，不久太平天国乱事发生，他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回乡组织团练，随后投身曾国藩幕府。
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攻下安庆，命李鸿章在安徽募组淮军，与列强合作夹击太平军。而后，太平天国乱事告终，李鸿章被封为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又因平捻有功，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开启了其“外人震其名，声出政府上，政府亦倚之为重”的生活。
当时，李鸿章经管事务之多，涉及领域之广，几乎无人能及。梁启超在李鸿章死后不久，亦称其为“第一流的紧要人物”。
尽管李鸿章在当时无论中外皆威名远播，却总因洋务与外交责任归属问题，生前受舆论的抨击，死后声名亦无法逃脱批判，而这些看法，最后都成了后人论断李鸿章的素材。
李鸿章剧照
李鸿章受清流批评所累
李鸿章一生饱受舆论攻击，与晚清的官场生态有关。
光绪初年，恭亲王奕欣与南派汉籍官僚的密切合作，加深慈禧对己身权力可能不保的隐忧。慈禧为此趁隙挑拨南北派系，大肆放纵言路，造成以翰詹科道为主的北派中人顺势而起。
自光绪初期开始，因为南北派系的白热化与清流言论的抨击，使得言官集中弹劾督抚或疆吏案例的例子不知凡几。
此时虽然没有“清流党”这一名词出现，但这群人于光绪年间已成气候，形成小规模的群体，借舆论左右朝野变动。
李鸿章
而鸦片战争之后，“汉奸”一词的性质，也因条约体系的形成，而使原本华、夷间的分野渐趋模糊。
要知道，鸦片战争之前，“汉奸”多半被用于称呼当时自愿为外国人服务的平民百姓，但从道光开始，在官方文书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最后转而被清流一派用来称呼因变法而持续与西方接触的洋务派、外交家与吸收西学的学者。
同光年间，清流大多以“攘夷”自觉，而参与变法的大臣一时间成为“箭靶”，纷纷因为推行洋务，而饱受言路纠弹。
清流大多因“攘夷”偏向主战，而慈禧意图以主战的醇亲王奕譞取代掌控洋务的恭亲王奕欣，因此更加放纵言路，双方遂一拍即合。
此时，李鸿章坐拥淮军，身为洋务大臣又与恭王关系紧密，自然逃不了言官的追击。
李鸿章
面对此番窘境，李鸿章除了于信件中以“清议之祸，于明季如出一辙”一语自叹外，甚至以“穷京官，烂名士”一词称呼清流。
梁鼎芬参劾李鸿章
李鸿章首次广为流传重大的弹劾纪录，发生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
据清德宗实录的记载，梁鼎芬此年任翰林院编修，不满因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主张议和，因而上奏弹劾李鸿章。
梁鼎芬在奏章中以严苛法律条文，详密构织诸多罪状，甚至列出李鸿章十大可杀之罪。结果，光绪将梁鼎芬以“诬谤大臣”之罪降级调职。
光绪剧照
谁也没想到，梁鼎芬却因“妄劾”而备受拥戴，时人甚至将其比拟为明代因权臣严嵩而受尽折磨的杨继盛！由此可见当时清流风气之盛，已形成以“弹劾李鸿章”为时尚的群体。
此时，清流攻击政敌或权臣的词汇，越具有攻击力，便越能引发群体间的肯定与赞颂。
梁鼎芬的下场，并未像明代杨继盛那般凄惨。他在1885年辞官归乡，中法战争前后成为张之洞智囊团的重要成员。
翁李之隙
中法战争后，慈禧与醇亲王联手“倒恭用醇”，南北派系皆因此遭受重创。此后，慈禧收束言路，清流遂一蹶不振。
慈禧
以往南北对立的状况，转而被——以翁同龢为首的“南派”，和长期控制军政大权的李鸿章“淮系”——两大派系所替代。
至光绪十五年(1889)光绪亲政后，双方对立的态势更是明显。
此时，翁、李两派仍旧为了攘夷间“主战主和”的态度，吵得不可开交。双方你来我往进行言论攻防。
中法战争结束后，李鸿章持续受到言官纠弹，即使声名显赫，仍因这些与洋务、外交事业相关的弹劾案，而被弄得灰头土脸。
李鸿章剧照
光绪十四年(1888)，御史余联沅在奏折中便以“是洋人以利啖李鸿章，而李鸿章以利误国家！”如此强烈的语气，来表达对李鸿章误国的愤慨。人们认为洋务派通晓洋务、结交外人，无疑将国家未来交付在外国人手中，因而多半对洋务派大肆讥弹。
由此，可以了解此时人们对洋务派多半带着“短视近利”的“有色眼镜”。而他们留下来的评论文字，连带地影响了后人对李鸿章的印象。
此时，身处满清权力中心的李鸿章，无怪乎会有“三十年来，日在谣诼中”的感叹。
翁同龢画像
翁李之仇隙，成为晚清史上的重大议题，双方除了于官方记载中频频为了现实利益交手，各种逸闻趣事亦被传述得绘声绘色。
特别是光绪十一年(1885)，翁同龢执掌户部，力行紧缩财政要求节流，掀起了翁、李两人长达十年角力的序幕。
“北洋海军添购枪炮”之争议
翁同龢与李鸿章争执最为激烈的问题，莫过于“北洋海军添购枪炮”的争议。由于官方档案与翁同龢文稿中皆无此记录，遂成为探究翁、李两人关系中的重要公案。
为什么此事会广泛为人知晓？到底此事是否真实存在？事实上，这则举世闻名的公案，确实曾经发生。
李鸿章剧照
翁同龢拒绝北洋添购枪炮之说，出自王伯恭的《蜷庐随笔》。王伯恭身为翁同龢的学生，却对甲午战败后的责任归属，有此评论：
“翁大司农复奏定十五年之内，不得添置一枪一炮，于是中国之武备可知矣。”
王伯恭论及甲午问题时，仍然对翁同龢不分主次，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的错误，感到义愤填膺；而且他还将此战之败，归咎于翁同龢与李鸿章的私人恩怨。
此番记述，成为后世评论翁、李两人恩怨的主要材料，孰是孰非，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