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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在《养生主》一文的开篇曾说道：“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知识是无限的，用我们有限的生命来追求无限的知识肯定会体乏神伤，知道是这样还要去做，肯定就会有危险”。依我个人看来，如果一个人一生能孜孜不倦地追求知识反而是件值得被称颂的事情。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将这句话中的“知识”换作名利，那我肯定会支持庄子的看法。或许知识与名利相较而言我更推崇知识吧。但在庄子看来，知识与名利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本质区别，无非都是些身外之物，“体乏神伤”而已，并不符合“道”的运行变化。所以对于庄子而言，与其无限制地追求外在的知识和名利，不如好好地陶冶个人情操。
《缮性》，指的是俢治生性，也就是讨论如何养性。文中先阐述了如果依靠儒家的仁义礼智的方法来陶冶个人情操是断然不可取的，因为“内心欲念早已被习俗扰乱，还一心希望能达到明彻与通达，这就叫做闭塞愚昧的人”。所以，庄子认为要想养性，就必然要有一个恬静淡然的心态，有这样的心态才可以调养心智，有这样的心智才不会用智巧行事，不用智巧行事自然就可以顺应“道”的要求。老子和庄子都认为儒家提倡的道德只是一种浮于表面的标准，它不能让人们回归到纯朴淡然的心境中，反而容易让世人产生各种追求名利的欲望。
接下来，庄子认为生活在古时候混沌鸿蒙、淳风未散境况中的人们，恬淡无为、祥和宁静，万物不会受到伤害，各种有生命的东西都能尽享天年。正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有了伏羲氏、黄帝、唐尧、虞舜的一代又一代统治，才让德行逐渐衰退，“文饰浮华毁坏了质朴之风，广博的俗学掩没了纯真的心灵，然后人民才开始迷惑和纷乱”，以致于不能返归本真，道也无法在人世间振兴。
其实，对于庄子认为世人的失“德”是由于社会的发展造成的这种观点，我个人是不认同的。在庄子看来，原始社会反而是最好的时期，纯粹、质朴，没有智巧、不贪图名利，每个人都能尽享天年。但实际上原始社会真的如庄子认为的那般美好吗？不见得吧，那时的人们每天都要为了最基本的食物而在自然中苦苦挣扎，与各种野兽相搏以争取活下去的权利，所谓的尽享天年更只是一种幻想。所以，庄子眼中的“美好时期”更应该是他理想中的样子。
另外，人与生俱来就有对“我”的执念，也自然就会有贪欲，同样也有爱人之心，从人为的道德标准上来说就是善与恶，可以说这是人性使然。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水平的提高，人们体现出来的是对外在事物欲望的不同表现形式，即使是庄子认为纯朴美好的原始社会，当时物质匮乏，谈不上什么精神生活，很多人只是为了多争一口食物能活下去，封建社会以仕途为贵，很多人就想方设法去做官，到了现在，则有很多人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所以，不同的社会时期世人有不同的追求，并非简单的“绝圣弃智”就能回归到庄子理想中的生活，因此将失“德”完全归咎到社会的发展上这一观点是极为不妥的。
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庄子阐述了在这失“德”的社会中，有德之人要能端正自己，不为外物而丧失本性，自得自适。这里的自得自适指的就是能快意地保持本真就可称为心意自得而自适。不过在庄子看来，现在人们所说的快意自适，是指高官厚禄地位显赫，但这些荣华富贵并不出自本然，犹如外物偶然到来，是临时寄托在身上的东西，或许他们因为一时的荣华富贵在身而同样有快意之感，但如果有一天这些寄托之物离去了估计也就没有什么快意可言了，那这份快意反而是迷乱了真性。这样的人就是“由于外物而丧失自身，由于流俗而失却本性，就叫做颠倒本末的人”。
在这一部分中，庄子认为人的真正快意是来自于自己的本性，并非是外在的名利，名利会让你一时有快意之感，但当有一天失去的时候，这份快意之感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这种追求名利的人就是颠倒本末的人。而来自于人内心之中淡泊宁静本性的快意，才是真正属于自身的，它不会伴随着什么东西而来，自然也就不怕会有所失去。在《道德经》的第十三章中，老子说道：“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意思就是如果世人过于重视外在的宠辱，就会在受宠时觉得高人一头，在受辱时又会觉得低人一等，对于宠辱的看重都要超过自己的身体。其实对于名利也是同样的道理，过于看重名利就会有患得患失之感，没有的时候希望有，有了之后想要更多，拥有了更多又怕失去，一个人的快意也完全寄托在了这些外物之上，整日为其疲于奔命。
综上来看，虽然庄子认为失“德”是因为社会的发展造成的这一观点，因为充满了个人的理想主义色彩而有失偏颇，不过他希望世人能淡泊名利、注重淡然平和的内心这一思想我还是非常赞同的。人的欲望再大，睡觉时也不过一张床的地方，人的追求再多，吃饭时也不过填满肚子。如果一个人的快乐完全寄托在这些外物之上，必然会有痛苦的时候。所以，在这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们要少一些对外物的执念，多一份内心的清静和淡然，我们应当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这样才有时间和精力与家人、朋友享受更多的惬意生活。工作和生活的和谐或许才是我们更应该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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