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2日，斯派克·李的第27部导演作品《誓血五人组》在网飞全球上线，而就在此刻，全美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反种族歧视抗争。
2020年5月25日，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德里克·沙文在逮捕黑人乔治·弗洛伊德的过程中，用膝盖压住后者颈椎整整8分钟46秒，弗洛伊德当场死亡。
此前在3月，肯塔基的黑人女医护布里亚娜·泰勒被半夜误闯进她家的警察无故枪杀已经引起了相当的公愤，而弗洛伊德惨死的视频在网络流传之后，民众内心的怒火终于无法遏制，转化成了席卷全国的街头运动。
于是，探讨黑人越战经历的《誓血五人组》，一上线便广泛被认为是最能反映当下社会状态的影片。
影片海报直接借鉴了激进民权组织黑豹党的宣传画
这不是第一次历史主动找上斯派克·李了。
2001年9·11事件时，他正在纽约前期筹备《第25小时》，于是这部电影里顺势加入了俯瞰世贸双塔废墟的镜头，让它成为了一部永远无法与9·11分开谈论的影片。2019年即拍摄完毕的《誓血五人组》如今也成为了美国2020年社会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这部影片风格和他上一部更加主流的作品《黑色党徒》大相径庭，斯派克·李似乎重拾了自己拍摄充满争议的《芝拉克》时的心境，用极端反传统的方式来呈现了一段完全不同的越战回忆。
提到越南战争，全世界影迷们都熟悉的名导佳作——从《现代启示录》到《野战排》再到《全金属外壳》——无一例外地都是从白人士兵的视角来讲述了他们在战争中的残酷经历。
除了《猎鹿人》独特的俄罗斯移民后裔视角以外，绝大多数越战电影主角们的种族身份都是一个抽象的“白人”而已，而黑人士兵们的故事基本都是陪衬。
但和斯派克·李二战背景的《圣安娜的奇迹》不同，《誓血五人组》并不是一部换了黑人视角的战争片。
恰恰相反，影片的主角们都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兵，他们各自携带着沉重的心灵包袱，回到了那个他们曾经战斗过的丛林，希望找到他们队长的遗体，和随他一起埋藏在地下的价值上千万美金的黄金。
这段旅途里穿插着一些近乎滑稽的战斗场面，乍一看像在回溯七十年代的峥嵘过往，但斯派克·李直截了当地摈弃了这种俗套的表达。
饰演队长诺曼的是正值壮年的“黑豹”查德威克·博斯曼，可他的小队成员全部由老年的主演们扮演，没有特殊的减龄化妆或者CG，观众们看到的就是那一个个已经行动不便的身躯在诺曼身边摸爬滚打。
影片用1.37：1的特殊画幅来回忆战时的故事
斯派克·李在影片开头就利用一段段民权运动时期的现实影像和照片给《誓血五人组》打下基调——他不想让这些黑人士兵们再一次在电影里去打一场不义的侵略战争，而是通过这些夹缝中的人物和他们夹缝中的身份来探讨越战带来的持久创伤，期望从中寻找救赎。
影片杂糅了各种电影类型和风格，对过往电影元素的运用让人几乎分不清致敬还是戏谑，画幅比例不断变化，其中的许多台词都非常明显地是说给屏幕另一端的观众，而不是对角色彼此。
在这看上去有些杂乱的剧情线索、人物设置和历史普及之中，观众们又应该如何去理解导演不受拘束的思维呢？这个在媒介、历史之间跳跃的影片难道真的就没有一个可以抓住的重点吗？
我想提供一个可能的钥匙来解开这个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的谜团，这个钥匙是影片中众多相关符号之一，它们并没有构成这部电影的全部，但是足以搭建起一个完整的脉络，一个饱含着痛苦、彷徨、命运和拯救的故事。这把钥匙便是影片的灵魂角色——队长诺曼。
诺曼胸前的十字架是贯穿影片的重要符号
在四位老兵口中，诺曼宛如一位人间之神，他在勇敢无畏地战斗的同时，还在不停地教育着自己的黑人战友们，世界上有比这场战争更重要的东西，而那些东西更加关乎美国黑人长久的命运。
正如克拉克·彼得斯扮演的欧提斯所说：“他既是我们的马尔科姆也是我们的马丁。”
除了马尔科姆·X和马丁·路德·金以外，诺曼在影片中的形象和观点还让人想起另一位黑人进步领袖——黑豹党主席，休伊·P·牛顿。
诺曼和牛顿各自的照片
如此一个“圣人”般的角色和他身边异常显眼的十字架让诺曼成为了五人组里的“先知”（老兵欧提斯回忆说：“他教给我们那年头还没什么人懂的黑人历史”），而他的死亡也是影片中的核心谜题。斯派克·李用模糊记忆与现实的方式，将他化身为基督般的符号。
这里也不得不提起影片中四位老兵里最特殊的一位——保罗，以及他在基督教经典里所对应的那位不一样的使徒圣保罗。
斯派克·李的老伙伴德尔罗伊·林多饰演了这位名叫保罗的“使徒”，也是五人组中内心最复杂的一位。
林多精湛地诠释了这个角色的偏执与恐惧，全然化身为一个被战争阴影所支配的老人。保罗无法原谅自己在战争中的行为，而在离开战场后，他的妻子在生产儿子大卫时不幸去世，丧妻的悲痛让他一直无法和儿子好好相处。
健康状况恶化后，保罗终于忍无可忍，一段段痛苦的经历将一个曾经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多疑的老人，他戴上了特朗普阵营的MAGA帽子，穿上了右翼民族主义者偏爱的惩罚者T恤，只在乎自己和儿子要分得的那一份金子。
但即使他再怎么自私和顽固，他仍然忘不了死去的诺曼，梦中他总是会听到诺曼的声音，看到后者的身影。
影片中的保罗有时和《圣经》中的保罗一样，会责骂、胁迫那些推崇基督教诲的基督徒，也就是片中欧提斯和艾迪这两位信奉诺曼教诲的老兵。在影片高潮处，保罗正如当年得去往大马士革路上的圣保罗那样，见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奇迹”。
斯派克·李在电影里穿插了一个又一个真实的历史画面，美国政府对黑人和反战运动的残酷镇压以及越战中骇人的血腥画面给影片打下了沉重和黑暗的基调，但在保罗这场寻找诺曼的遗体和自己灵魂的旅途中，更加重要的却是另外两个词：原谅和爱。
影片直面了越战中的各种惨剧
保罗三十多年都无法原谅自己在战场上的行为，也无法原谅儿子“夺走”了自己爱妻的生命，他明白自己作为黑人所遭受的许多不公都来自一个种族主义的社会，来自于统治者们为了金钱的战争，但这些答案并不足够，而他在影片最后的转变也证实了这一点。
《圣经》中圣保罗皈依基督后，向世人述说基督重生的奇迹，而他最大的功绩也是他称号“外邦人的使徒”的来源：他激进地主张将非犹太人的基督徒纳入信仰之中，也正是在圣保罗的神学思想下，基督教才成为了一个更加普世性的宗教，和传统的犹太教直接分别开来。
在电影中，代替基督教义的则是黑人解放的深层次哲学，爱与原谅比愤怒和贪欲更能给个人带来安宁，正如片中引用的马文·盖伊名曲《上帝即是爱》（God Is Love），他的歌词和诺曼的众多教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上帝是我的朋友，耶稣是我的朋友。他爱着我们，不管我们知道与否。他将会原谅我们全部的罪过。”
于是，临近影片结尾，黑人主角们的命运和越南人民的命运真正地联系到了一起。
影片充分运用了马文·盖伊1971年的专辑What’s Going On
这也是为什么，影片中的每一个越南角色都会提醒观众，他们才是战争中最大的受害者：向导阿荣的家人分别为北越和南越作战，阿仙曾在战争中当过妓女，河上的商贩父母死于战事，甚至越南当地的歹徒也会提起美莱大屠杀，更别提埋藏在森林里的成千上万个地雷，时隔多年仍在夺走无辜者的生命。
保罗，和过去所有越战电影里的角色一样，明白这是战争带来的创伤，但他们从不会承认这是自己的罪孽，保罗在片中也向越南人咆哮，他不是杀死他们父母的凶手，他没有在美莱村屠杀妇孺。
作为黑人士兵，保罗在国内外受到战争和种族主义的双重打击，似乎更不应该被如此苛责，但影片还是让五人组在越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尽管这场战争的原罪并不能归于他们。
在越南当地战争纪念馆参观的主角们
这些黑人士兵或主动或被动的赎罪足以弥补越南战争给数百万人带来的痛苦吗？基督和使徒的牺牲真的能赦免全人类犯下的罪吗？答案是否定的。
不然斯派克·李也不会在影片末尾将镜头转向世界各地被战争和不平等伤害过的人：无论是五人组的亲人还是他们的越南朋友，无论是在越南排雷的法国人还是纽约“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组织，这些人无法拯救过去那成千上万的冤魂，但是他们做的，是以爱与正义去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影片开头，拳王阿里谈到自己的反战立场，强调这不是一场属于黑人的战争，越共并不是加害黑人的种族主义者。可是，黑人遭遇的诸多不公不能改变一个事实：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这场不义战争中的一份子，斯派克·李给诺曼打死的越共士兵的对白加上了字幕，也让观众意识到，即使是“圣人”，在战场上也曾让许多家庭阴阳两隔。
于是在影片结尾处，才有了马丁·路德·金寓意略有不同的演讲：“为了拯救美国的灵魂，我们坚信不能将眼界局限于黑人的某些权利，而是坚定一个信念：直到所有奴隶的后代彻底挣脱束缚着他们的枷锁，美国才会得到自由和救赎。”
和圣保罗将非犹太人纳入基督信仰一样，这便是黑人解放哲学最普世的那一面，这场斗争不仅仅属于黑人群体，而是为了整个世界的自由和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