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有富宋之称，但富宋的外表之下，却是积贫积弱，国库连年入不敷出，对人民课以重税。而在商品经济方面，宋朝实际上也并不如后世的明朝发达。
宋朝商品经济
南宋宋孝宗到宋光宗之际的短暂时间，来自商业税和征榷的财政收入接近百分之八十五，看似是税收体系的巨大成功。然而在广泛进行专卖制度的前提下，庞大的商税实际上都加在了商品价格上，而转嫁到以农民为主的普通百姓身上，根本上说羊毛出在羊身上，仍旧是加重了农民负担。
宋代对盐、酒、茶等生活必需品征收重税，使得这些必需品价格暴涨。显然其重商主义并非市场经济，而是恰恰相反。宋代的关税也极多极繁杂，农民挑着米粮、家禽、布帛、土特产到城里售卖都需要交税，商人携带铜钱离开地界也要交税。
显然这样的重重盘剥，只会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而非相反。其结果就是只有为政府负担专卖业务的巨商，和有官场关系的官僚资本得以壮大，而不利于民间资本的发展。所以历史书只说明代资本主义萌芽，而宋代资本主义萌芽根本就是网络历史发明家们的异想天开。
比如，明代出现了办理存款、贷款、钱银兑换业务的钱庄。而号称商品经济极为发达的宋朝，却只有互相信任程度极高的商业合作伙伴，才能使用类似汇票的“便钱”进行商业活动。这就完全可以证明明朝的商品经济其实未必输给“富庶”的宋朝。
重商主义
就重商主义而言，欧洲近代的重商主义改革则有成效者颇多。本文就著名的普鲁士雄主腓特烈二世的重商主义改革与宋朝作对比，探究腓特烈二世为何能使得普鲁士崛起，而宋朝积贫积弱，宋朝的重商主义与欧洲近代的重商主义有何异同。
首先明确一个事实，重商主义绝非扶持商业之后，就对商业放任不管，任由“无形的手”进行调控。相反，重商主义非常注重宏观调控。制定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而忽视国家征收商贸利益导致寡头坐大，反倒是看似“重农抑商”的明王朝所犯的错误。
但比较腓特烈二世与宋王朝的政策，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宋朝是与民争利，从有限的蛋糕中尽量多地抢夺份额，而腓特烈二世则是将蛋糕做大，然后由政府来切下一块可观的份额。双方的差异，既有时代差距带来的可观原因，也与主观能动性有着很大的关系。
宋和普鲁士的异同
七年战争之后，工商业基础本就薄弱的普鲁士满目疮痍，急需恢复生产。腓特烈二世鼓励符合国家利益的纺织、采矿、造纸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他通过高额的关税来保护国内产品，禁止食盐、铁器、瓷器等商品输入国内来刺激同类商品的生产。奉行扩大出口，限制进口的重商主义方针，腓特烈二世力图使贸易服务于国内工商业的发展。
宋代的国际关系非常简单，其同时代周边普遍生产力低下导致对外贸易吞吐量极其有限，发展工商业主要只能聚焦于国内，不可能有腓特烈二世这样复杂的操作；因此又回到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问题。
1786年时，从勃兰登堡运往外国的丝织品价值达65万塔勒，毛织品达62万塔勒，都多于国内消化的产品量。其时工业总产值约为3000万塔勒，贸易顺差达300-400万塔勒。
相比而言，南宋每年海贸收入不过一百万缗，折算起来尚不足以抵偿支付给金国的岁币。虽然宋朝和辽金之间有不小的贸易顺差，但在当时的生产力下辽金所能消化的商品数量同样非常有限。绝大部分商品需要国内消化的情况下，大幅度加重商税的结果，仍旧主要是底层百姓承担税负的重担。
贷款
腓特烈二世极为重视工商业信用贷款，在战争结束后削减了军费，设立了柏林国家银行与军队银行，以分工协作的方式管理国家财政。相对于取利，腓特烈二世更重视对国内工商业的扶持作用，谋求将饼做大之后再从工商业中征收客观的利益。
相比之下，宋代也为人民提供官方贷款。王安石变法时期，以检校库放贷，全国的都水监、军器监、律学、武学、国子监等机构，纷纷将大量的资金投放到检校库。另外，政府代为保管的孤幼财产，也被用于放贷收息，有现代银行揽储放贷的意味。
然而，众所周知，宋朝的蛋糕因为客观局限是很难做大的。检校库放贷的目的当然还是以取利为主，而且由于封建时代管理体系的缺陷，必然会给将财产托付给政府的孤幼带来风险。但无论如何，这制度对于工商业发展还是有助益的。
然而，宋代商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官商勾结，官僚资本强大。“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政府提供利息较低的贷款，与民间借贷产生竞争，使得许多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受到损害，因此遭到抵制，执行情况也很难如意。
农业
重商主义是否要偏废农业？腓特烈大王的回答恰恰相反。在奉行重商主义的同时，腓特烈二世还实施农业改革，广泛解放农奴，给农民减税、提供低息贷款来促进农民扩大农业生产，并广泛派留学生学习英国的先进农业耕作方式和植物栽培技术。
当亩产提高之后，土地就能较多用于种植经济作物以保障工商业的需要。与此同时腓特烈二世也奉行“保护农民”的主张，遏制土地兼并，确保国家有一定数量的自由农民，并保证他们的生活水平在一定水准线上，这样国家的税源和兵源才会充足。
反观宋朝，很长一段时间不重视水利设施的恢复，政府不愿意出钱兴修水利以至于“至于唐、邓、汝、颍、陈、蔡、许、洛之间，平田万里，农夫逃散，不生五谷，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泽之迹，迤逦犹在”。这种情况，直到被宋人攻讦为罪魁祸首的王安石推广农田水利法，以政府力量兴建水利，才得到改善。
宋朝的“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国策，则导致自耕农既贫穷，贫穷之后投奔豪门大族，导致国家掌握的人口越来越少。这就意味着国家缺乏优质的兵源，农业税的税基也不断减少，不得不通过严苛的专卖征收来盘剥底层百姓，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宋代的征兵对象很有限，这也导致了军队装备的低劣以及战斗力的低下。
小结
当然，以上比较只是显示出宋代重商主义政策在客观和主观上相对近代重商主义的局限性。腓特烈二世作为近代人物，其政策执行远优于宋代是正常的。但就工商业发展而言，宋代无论是工商业产值，对外贸易额，城市人口数量，以及金融机构完备程度，实实在在不如后来的明代。
如果说宋朝重商主义比起后世中国封建社会有什么相对优越的地方，那就是相比后面的元明，宋朝纸币虽然也通货膨胀严重，但大部分时间控制在一个勉强能接受的程度之内，不至于引起货币公信力的彻底崩盘。在货币政策上保持了相对的节制，使得纸币在宋代公信力较高，对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有一定裨益，但这种裨益不宜估价过高。
综上所述，我们也明白为什么宋代奉行重商主义而积贫积弱。腓特烈二世的普鲁士则能凭借重商主义快速从七年战争的疮痍中恢复，并参与瓜分波兰变得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