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巴西总统博索纳罗7日在多家当地媒体直播中表示，他本人6日进行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1991年秘鲁爆发的霍乱和1994年印度爆发的鼠疫。在这两例公共卫生事件中，秘鲁和印度都较好地遵守IHＲ，履行了其成员义务，但并没有在履行义务后得到相应的社会奖励性反馈，反而遭到其他国家远远超出许可范围的过激反应措施，包括取消航班、发布旅行警示，以此为名停止食品进口等，甚至还有国家遣返印度劳工，而这些劳工很多已经离开印度本土数年。两国遭受经济损失高达7．7亿美元和20亿美元。
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成员会让渡部分权利，以获取更上位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同时需要遵循该治理体系下的国际制度，即在WHO主导下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该治理体系下的“约”即其现有核心规则——经数次修订后的2005年版《世界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HealthＲegulations，简称IHＲ)。
然而，该项义务是一项投入巨大而收益甚微的利他性“亏本生意”，在缺少正激励效应的情况下，自然难以引导成员积极承担该义务。
3月初，博索纳罗不顾各方反对，执意亲身访问美国并会晤特朗普，结果导致多位随员确诊。不久后，在强烈争议下，他执意让著名的“全球最大规模人群聚集”——巴西狂欢节照常举行，结果导致原本疫情轻微的巴西在狂欢节结束四周后累计确诊近4000例，死亡逾100人，一下让巴西成为拉美和南半球疫情最严重国家。
国际制度的引导机制除了对违约的惩治，还须建立相应遵约激励机制。梳理IHＲ项下各成员的义务可见，承担最多义务的是疫情成员，而不是非疫情成员。这本无可厚非，防控好本国(地区)疫情是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最大的贡献，也是关键一环。但就疫情成员而言，IHＲ仅规定了负激励性的责任，缺乏正激励性奖励，成员不积极遵约甚至可能比积极遵约承担更小的损失。
在2020年中国遭遇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后，采取了前所未有之严防措施，可以说不仅做到了遵约，更确切地说，中国采取的措施远高于IHＲ要求的疫情成员义务，充分展现了大国担当，为疫情的国际防控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做出了较大牺牲。然而，依然没有更好的机制给予中国积极遵约以奖励，虽然WHO总干事谭德塞多次高度评价中国的防控措施，但是评价的国际效应更多是外交意义上的，并无法效，甚至连软性规则的效力都没有。相反，中国还遭到了美国政府一系列过激措施:将赴华旅行风险提升到最高级别，并从2020年2月2日起临时禁止过去14天内曾赴华旅行的所有外国人员入境等。
对于非疫情成员而言，其义务就轻得多，更多是合作义务———适宜的防疫措施以避免传染病的国际传播。就规则本身而言本未见不公平，在属地管辖原则下，非疫情成员无须承担更多的责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发展中成员的经济能力有限，其卫生治理能力和卫生投入都与发达成员有一定差距，它们容易成为疫情高发国(地区)。公共卫生治理之关键在于防治，防乃是防止疾病扩散，疫情成员承担主要责任———避免输出，非疫情成员承担次要责任———避免输入，以及本国(地区)防控。
虽然在此期间疫情成员可能会遭受更严重的经济损失，但此责任难以外加给他国(地区)，也因主权问题无法让他国(地区)来进行本国(地区)疫情防御工作。治，则是对疾病的治疗，包括医疗设施的提供、疫苗的研发、药物的研究等，因医疗条件所限，常常难以仅靠发展中成员之力来解决。国家间医疗差距的客观存在，对发达成员的救治依赖，导致发达成员在公共卫生治理中往往更有发言权和主控性。
然而，IHＲ项下并没有明确规定非疫情成员的具体救治合作义务，于是导致了传染病防治天价药品、疫苗主权争端等问题。究其原因，实际上也与该项救治合作义务的激励机制欠缺有关。
事实上，非疫情发达成员不愿意承担对疫情成员的合作救治义务，与经济成本密切相关。如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爆发之前，疫苗试验已经有成果，但因埃博拉的发病率低，地理分布分散，多发病于非发达成员，医药公司不愿意投入巨额资金试验和量产。
也就是说，该项义务是一项投入巨大而收益甚微的利他性“亏本生意”，在缺少正激励效应的情况下，自然难以引导成员积极承担该义务。
（保留所有权利，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制度开门”。资料来源：贺嘉，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成员遵约机制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