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抵抗。除了军事政治经济之外，中日双方在文化宣传战线也展开了长期拉锯战。而在文化宣传战线中，漫画这一艺术形式成为了双方激烈对抗的主要领域。中日双方都组织了一批漫画家参与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来。
侵华日军宣抚班与奴化宣传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一直采用武装侵略与文化侵略软硬兼施的方针。直接隶属于日本驻华派遣军总部的宣抚班则是执行文化侵略的重要机构。
“宣抚”这个词起源于中国唐朝的“宣抚使”，指的是从中央到地方进行地方安定工作的高级军官。侵华日军使用“宣抚”这个词，是故意效仿唐朝，意味日本把中国沦陷区作为日本的“地方”，并加以巩固和安定，具有赤裸裸的殖民侵略的含义。
“七七事变”后，日军在中国大规模、成建制地创建“宣抚班”，对华实施“宣抚工作”，目的就是瓦解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对中国民众进行奴化教育，实现对中国的长期有效占领。
宣抚班对老百姓进行的奴化宣传教育，手段很多。除了贴标语、宣传画，发表演讲等方式外，他们还自办新闻小报，并且把新闻小报送到各家各户，还在街头朗诵。另外，还有到各村放映以“宣抚”为目的的所谓“慰安电影”。但在所有文艺形式当中，漫画是最被宣抚班看重的。
一方面，当时日本的漫画艺术就已经发展得非常精湛，有一大批这方面的专业人才。而且，漫画这一艺术形式也是由日本传播到中国，不少当时的中国漫画家都受教于日本漫画家，或者受到日本漫画家影响。这有利于日军和伪政府出面笼络中国漫画家中的汉奸败类为其所用。
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中国民众识字率很低，大部分老百姓都是文盲。文字等形式，难以在普通民众中起到宣传作用。而在各种美术形式中，通俗易懂的漫画被认为是宣传效果“超越于文字和抒情以及纯艺术作品的效率以上”，更容易达到塑造顺民的奴化宣传目的。
于是在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控制下，华北日伪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扶持措施，成立了北京漫画协会、华北漫画协会等组织，出版漫画杂志和举办漫画展览，将北平打造成了进行奴化教育宣传的漫画重镇。一些中国的汉奸漫画家和日本的“笔部队”，一起创作了大量奴化宣传的漫画作品。
在日军策划下出版的一系列漫画作品，以“反蒋、反共、反英美、反苏”的漫画创作主题。
有的漫画美化日军在沦陷区的侵略行为，将日军打扮成秋毫无犯、与民为善的义军；有的漫画将日军占领下的沦陷区，美化为所谓的太平乐土。日军希望沦陷区的老百姓受到漫画的影响，放弃抵抗做日军铁蹄下的顺民。
有的漫画则是突出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无能与腐败，瓦解中国军队的抵抗意志；有的漫画则是将国民党政府与英美盟国的军援，污蔑为卖国行为；有的漫画还向中国军民渲染所谓“赤化”危险，希望中国军民与日本合作反共。
救亡漫画宣传队的反击
日军在中国的侵略暴行，以及文化宣传上的蛊惑，自然激起了爱国人士的反抗。
上海是中国漫画的发源地，在1920年代，丰子恺等人就已经开始创作漫画。1927年，中国最早的漫画团体“漫画会”成立。漫画会的会徽名叫“漫龙”，寓意漫画家们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致力于促进中国巨龙的觉醒。因此，那个时代的漫画家们全部都富于斗争精神。
1936年夏天，上海漫画家们举办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漫画展览，虽然展览没有限定作品题材，但应约参展的漫画作品多数都是声讨日军侵略，呼吁抗日救国。以此为契机，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在1937年春成立。
不久之后，七七事变爆发，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开始。漫画家们挺身而出，投入抗日救亡行动。在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领导下，组织起救亡漫画宣传队，领队叶浅予，副领队张乐平，队员有特伟、胡考、梁白波、宣文杰、陶今也和席以群。其后有很多漫画家加入，如廖冰兄、张仃等。这支漫画宣传队也是后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漫画宣传队”的前身。
他们一边创作漫画，一边到处巡回展出，通过漫画这种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让民众理解抗战的意义，同时鼓舞全体战士的战斗意志，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廖冰兄曾说：“因为看了抗日漫画而志愿参军的人不在少数。”
这一时期也涌现了不少漫画名作，张乐平的经典漫画作品《三毛从军记》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连载的。
在南京失守之后，救亡漫画宣传队随国民政府西迁。在往大后方转移的过程中，漫画家们继续坚持创作抗日宣传漫画，并逐渐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以及沦陷区三大漫画区域，各自坚持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漫画宣传作战，直至抗战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