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还是一只无名的蝌蚪
——导师于蓝为我树起一生的路标
王兴东(全国政协委员)
本文作者和于蓝一同出席第一届广州国际儿童电影节。
本文作者和于蓝、张瑞芳参加电影创作座谈会。
本文作者到于蓝家看望并汇报工作。
当我是一只无名的蝌蚪,游进电影的河流里,有幸遇到了于蓝这样的母亲般的导师,指导我创作儿童电影,引导我深入生活,教导我恪守从艺道德。我从《飞来的仙鹤》《狼犬历险记》等儿童电影剧本写起,一直到今天编剧了《建国大业》《辛亥革命》《离开雷锋的日子》等30部电影,从蝌蚪长成青蛙。回溯游程,每一步都有于蓝老师的关爱。
建议我写边防军人和他们的孩子
1985年,于彦夫、张圆导演听说我在辽宁抚顺第二毛纺厂采访了一个“男妈妈”——未婚青年工人窦春林收养一个女弃婴的故事,就帮我出点子。用了12天,我和王浙滨写出剧本《鸽子迷的奇遇》。两天后传来好消息,于蓝同志召开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务会,剧本审查通过了,让我们和导演去云南采外景。
当时老山战役打响了,于蓝老师交给我一个任务,能不能写一个边防军人和孩子的故事。我接受重任,带上儿童电影厂的介绍信,直接深入到云南省军区参战部队,见到了许多前线的伤员,采访了参战人员的后方家属和孩子。离战场近了,对战争有独特的感受,对军人的后代也更有情感了。
爬98阶楼梯找我改剧本
采访后,我们写出《我只流三次泪》剧本初稿。于蓝不满意,她不像当下所谓的“制片商”一脚把你踢开,另起炉灶,而是把我和浙滨带到了《林家铺子》大导演水华家里,水华耐心地听了我们去前线的采访情况和自身的感受。最后,他一锤敲定,锁住父子情来写,凡是与之无关的都删掉。水华还讲了自己的一个细节:中学时他父亲去世了,男生上厕所撒尿,站成一排说说笑笑,当看到他的鞋面上绷着白孝布,顿时无语,从一张张同情的脸上,他感受到父爱是心路里的灯。水华期望我们把采集到的细节,有效地用到剧本中去,人物就出来了。
还是为了修改这个剧本,我们住在长影十一宿舍六楼。有一天早晨8点多钟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惊呆了:是于蓝和陈锦俶从北京到长春来了,患过乳癌且年近70岁的人,爬98阶楼梯呀!于蓝是全国政协委员、影协副主席,对我这样年轻的编剧如此关心,怎能不让我感动,怎能不让我激情满怀地写好剧本?这是大师对弟子的指导,这是前辈对后生的身教言传,她对艺术的执着、对工作的负责、对同志的平等、对年轻人的关爱,如薪火一般悄然传递。
亲自整理我的讲座录音
在于蓝博大无私的呵护下,我的成长路线没有走偏:连续为儿童电影厂写了五部剧本,《鸽子迷的奇遇》在印度第五届国际儿童电影节得了金章奖,《我只流三次泪》得了政府奖,我和王浙滨还得了第三届童牛奖优秀编剧奖。两部电影的导演均已离世,与导演合作的美好记忆冲印在长长的胶片里,于蓝老师传授的写剧经验和从艺道德成为我一生的路标。她是来自延安的电影艺术家,她把经过中国革命实践证明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传给我,我曾是他们作品的被感染者,如今我用剧作再感染更多的人。
当我从小蝌蚪编剧成长为知名剧作者之时,于蓝老师请我在儿童电影创作会议上介绍经验。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于蓝老师手写的三万多字的讲座稿,是她亲自将我讲座的录音整理了出来!天哪,七十多岁的于蓝是怎样做到的!至今我还保留着那份笔记。我不是她的孩子,但她对我的每一部电影都要看,并直率地发表批评意见。
当我是一只无名的小蝌蚪,游进电影的河流里,正是电影界里像于蓝这些心灵清纯如水般的老前辈,培养着我的创作细胞,使我成长为剧作家,成为参政议政的全国政协委员。感谢慈母般的于蓝,在她七十多年的电影创作中,创造了于蓝精神,这就是她对电影事业、对孩子们、对年轻人的真爱与负责。她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未来负责,始终如一地体现在通过电影向孩子们传播真善美的使命之中。
(于蓝,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曾在电影《烈火中永生》中扮演江姐。6月27日,于蓝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