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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古人的说法,显示出河套地区的富饶。河套一带,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但降水量稀少,因此远自秦汉时代起,居民已在这里开凿沟渠,引黄河河水灌溉。

然而,除了西套银川平原之外,前套和后套都处于400毫米等雨线以外,由耕地、草原和荒滩相间组成,更适宜农牧结合的生产,而非集约化的开垦。

自秦汉开始,对于河套地区的过度农业开发,造成了严重的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使大片土地成为沙漠。到明代时,乌兰布和沙漠、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地均已成型,令河套地区与陕北之间被隔断了联系。如果从山西北上经营河套,一则缺乏河道依托,二则补给联络线路完全暴露在大草原上蒙古铁骑的威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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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明初虽然一度在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的位置设立了东胜卫,但很快便内迁。终明一朝,在前后套地区没有军事力量的驻扎,明朝强盛时通过烧荒、搜套手段武力驱逐河套地区的蒙古人来维持对前后套的控制。

前后套地区地理形势

前后套黄河一线,北面是险峻的阴山,南面是茫茫沙漠,可供开垦的宜耕地少之又少。不过丰州(即呼和浩特)所在的黄河支流大黑河流域水土破坏却较轻,大黑河是黄河水系流经河套平原最大的支流,流域土质黝黑肥沃,在明代因土默特部而得名土默川。

明后期嘉靖、隆庆年间,蒙古草原是一代雄主,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称霸

土默特部领袖俺答汗

由于放牧获得的食物供应常常不足,蒙古人其实也会进行一些农业生产,成吉思汗就专门设立了“阿姆其”机构,负责农业生产和粮食征收。但蒙古人的耕作技术远不及汉人,农业经营也是非常粗放的,“其耕种,惟籍天不籍人,春种秋敛,广种薄收”。

汉人的北迁

俺答汗崛起之后,为了扩大粮食来源,利用大黑河流域的地理环境,广泛在土默川地区招诱汉人农民,耕种土地,使得土默特部不仅粮食自给,还有大量存粮用于控制蒙古其他各部。农业的发展,弥补了畜牧经济的脆弱性。

当时明朝人口已经多达一亿,内地不少地区人口饱和,土地兼并严重。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难免有人遭受不公而生活贫苦,承受严重赋役无以为生。当时丰州一带称作“板升”,有汉人五万在此经营农业。考虑到明朝庞大的人口基数,这个数目并不算高,不能以偏概全认为明代百姓普遍民不聊生,想要逃到蒙古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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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州板升城

板升汉人的来源包括:因卫所制破坏而生存艰难逃亡的士卒、起义失败的白莲教徒、因贫困而流亡出塞的汉族边境贫民,及被蒙古统治者掳掠回的汉族军民等。大部分学者认为,在板升城劳动的汉人主要来自掳掠,他们才是板升的主要劳动力。

起初为了招徕流亡,俺答汗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岁种地不过(纳)粟一束,草数束,别无差役”,提高了汉人的生产积极性,原本的草原地带出现了“开良田千顷”、“村连数百”的景象。

土默特部势力范围

1546年四月,“俺答阿不孩及兀慎娘子建砖塔城,用牛二犋,耕城约五六顷,所种皆谷、黍、薥、秫、糜子……”“砖塔”即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白塔),砖塔城就应该是古丰州城。阿勒坦汗在这里耕种是一次象征性活动,希望通过此举表明他开发农业的决心,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稻谷之外,土默特所种的糜子、秫(高粱)等都是耐旱耐瘠抗寒的作物,但产量较低,显示出塞北地区农业的很大局限性。

丰州古城遗址

在俺答招诱汉人之初,由于其轻徭薄赋的政策,土默川一带的汉民应当生活是较为过得去的。正如《塞上谣》所传诵的那样:“人言塞上苦,侬言塞上乐……时雨既降沙草肥,丁男释甲操锄犁。夫耕妇织朝复暮,荜门鸡犬皆相依。”

但从文献各方面的记载可以看出,轻徭薄赋绝没有长久地实行。投靠俺答成为其谋主的白莲教首领赵全、丘富等人广泛圈占土地、积累谷物,成为大地主,而俺答在内的蒙古贵族屡次对明王朝发动征战,消耗极大,也不得不一次次加重对板升底层汉人百姓的剥削。

“其(嘉靖)四十五年……三月,(赵)全与自馨、彦文、天麒等,遣汉人采大木十围以上,复起朝殿及寝殿,凡七重,东南建仓房凡三重,城上起滴水楼五重,会画工绘龙凤五彩,艳甚。”1566年,赵全等人为俺答在板升城中修建宫殿,极为华丽,消耗民役之重,自不待言。

汉人流民带动了土默川一带的经济发展

在汉人百姓的筚路蓝缕、惨淡经营下,蒙古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畜产品加工、农产品加工、衣帽鞋都能自己完成。“甲胄以铁为之,或明或暗,制与中国同,最为坚固,矢不能入”“弓用铺筋,矢用铁镞、尤精强”,俺答遂得以组建有大量精锐部队,甚至数量可观具装骑兵的军队入侵明朝。

但入侵明朝绝非广大板升汉人的意愿,也只有上层少数首领人物才能从中获得利益。长期的对明战争使得板升城的汉民生活逐渐困苦,“人人皆思归家,但恐达贼追杀而不敢逃也”。不断有汉人在明朝招引下回归内地。紧邻丰州川的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嘉靖三十七年招降一千六百四十人,四十一年招降一千八百有奇,四十二年招降一千九百八十人,四十三年招降七百二十九人。俺答不得不令白莲教首领赵全加强对板升汉人的人身控制。

进入隆庆年间,世界性的小冰期初步开始,土默川地区连续发生严重的水旱灾害,脆弱的塞外农业经济遭到巨大打击,农民生活越发困苦,“其瘦弱之形,穷困之态,边人共怜之”。越来越多的汉人向南逃归。而俺答由于长期对明作战,消耗不及回报,也最终选择封贡于明,将赵全等人送交明朝处死。

明廷在俺答封贡之后,对于汉人进入蒙地问题采取了灵活的态度,一方面招回愿意还乡的汉族百姓,另一方面也允许贫困衣食无着的流民投奔土默特蒙古谋生。由于此时土默特蒙古已经是明朝的盟国,汉人进入其国屯垦不至于与故国对抗,加上明蒙休战之后蒙古统治者减弱了对汉族农民的剥削,以及隆庆末万历初小冰期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缓解,到万历初年,进入土默川屯垦的汉人百姓又达到十万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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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手抄本上的阿勒坦汗

隆庆六年(1571年),俺答汗修建库库哈屯城(即当代呼和浩特的前身),其华丽更在大板升城之上,“具有奇丽八座楼阁之城,有精工修造玉宇宫殿”,板升建筑又登上了一个新高峰,为加强明蒙关系,俺答汗特请明帝为之命名,明廷赐名“归化”、归化城成为了蒙汉民族友好的象征。

虽然丰州板升城周边的农业经济有其脆弱性,但明后期大量汉人在此的屯垦,证明将汉地农业扩展到内蒙古地区是可行的。当然,由于土默特部衰落后蒙古草原的动乱,满清征服蒙古带来的杀伐,以及明末小冰期的越发加剧,导致明末清初丰州等地的汉人开垦民损耗殆尽。

清朝时期的政策

但清王朝为了与准噶尔作战,又重新在呼和浩特一带进行屯田,以支援西域战事。随着清王朝在人口激增的压力下逐步放开蒙禁,汉人大量进入土默川地区在内的漠南各地进行屯垦,数量渐渐与内蒙古的蒙古人相当。

清王朝通过授予蒙古人以高汉人一等的政治地位,使得蒙人安于清朝的统治,因此减少了边防投入,并得以在土默川地区进行屯垦,这与满洲的少数民族特性有关,是汉人王朝无法做到的。然而内蒙古之所以最终留在中国,仍是因为其汉人数量多于蒙人之故。

清末蒙古族王公残酷压迫汉族农民引发金丹道起义,起义军凭借火器打得蒙古马队抱头鼠窜,最后清王朝派出精锐部队才将其镇压。这足以证明火器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进入蒙地的汉人可以完全不需要中央政府支持,凭着自己的力量就能反客为主,保护屯垦区免受蒙古骑兵的侵袭;亦即假设是汉人王朝继承明朝,也当在17世纪开始人口大爆炸的大流下,通过汉人屯垦蒙地而拿下内蒙古。这是历史发展的另一种可能。

小结

无论如何,明后期丰州板升城的农业建设,虽然由蒙古统治者发起,却体现出汉人对于内蒙屯垦的尝试,成为后世汉人大规模开垦蒙地的先声,其意义不容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