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王衫，北京大学博士生
7月1日，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The 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 AMPAS）公布了新增加的819名成员。
在新增加者中，36%为非白人，45%为女性，49%来自除美国外的其他国家，这无疑是美国电影界对最近横扫美国因种族问题引发的骚乱的反应，尤其是因《乱世佳人》下架而激发的对奥斯卡评选标准的批评。
同时，我国有三位演员：吴京、赵涛和黄觉，也在今年“扩容”名单中。名单一经公布，国内媒体就迅速大肆宣传，将三位成员称为奥斯卡“评委”，更把这次“扩容”与“中国距奥斯卡更近一步”联系了起来。
事实上，媒体的过度激动，暴露了娱乐界长久以来对美国电影工业体制的无知。这次学院成员的“扩容”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果真如媒体所畅想的那样，足以使中国电影在奥斯卡中更有竞争力？而成为学院成员到底有了什么权力，其影响力又有多大？
正确表述示范：）
谈起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简称“学院”），我们可能会自然联想到奥斯卡颁奖典礼，“奥斯卡奖”就是“学院奖”，那只象征着“美国电影最高荣誉”的“小金人”，则是电影人长久以来渴望收入囊中的勋章。
每年到奥斯卡颁奖季，国内媒体都鼓吹某种中国电影的“奥斯卡情结”，似乎如果中国电影获得最佳影片或者最佳国际影片，就意味着占领美国、大获全胜，满足了某种虚妄的民族自豪感。
如果我们的演艺界人士和娱乐媒体始终对美国电影工业的而历史和运作机制，保持一种高烧不退的无知状态，恐怕距离这种“胜利”还遥遥无期。
我们不能忽视，美国以“学院”为中心的电影艺术体制及其背后的运转机制，正如欧洲的国际电影节建立的评审团制、电影网站依赖互联网参与者建立的算法体制一样，“奥斯卡”仅仅是某一种电影体制的代表，这就是美国的工会会员票选制，其代表的是电影从业者趣味的某种综合，而这种“趣味”如今被批评为维护美国保守主义价值观的统治机器。
所以，今年的扩容是学院为了在种族问题的舆论风口，为维护“政治正确”而付出的实际行动。应该说，这种做法值得肯定。
但是，或许这种完善治标不治本。
当我们看过学院成员的名册便发现：尽管学院成员的人数自成立起便逐年大幅度增加，但是这种累加却并不等于品味“多样性”的提升。
2004年，学院共有成员5765名。这一年，学院有意邀请了许多非白人成员加入（包括黑人演员詹妮弗·哈德森和杰弗里·赖特），然而经过统计后发现，其成员比例仍体现出明显的性别与种族倾向——男性占比89%，白人占比73%。2011年，这个局面仍未缓解——女性仅占全部成员的30%，非白人仅占比10%。
2012年，学院的5100名成员（非全部）受邀填写了一份问卷。结果显示，白人占5100人的94%，男性占比77%，女性成员不足男性成员的1/3，有色族裔不超过4%。
此外，经过统计，样本成员年龄的中位数高达62岁（代表所有样本年龄最集中分布的区间），低于50岁的仅占14%。而尽管华语影人在学院中的人数逐年上升，但仍不过是沧海一粟。
截至2018年，华人成员的总数不过60几人，仅占全部成员（9226人）的0.6%。由此可见，“奥斯卡”的光环依然是多数“老白男”成员趣味的强化与叠加，“扩容”“纳新”只是缓解学院承担的舆论压力。
2013年，美国电影营销与公共关系总监Cheryl Boone Isaacs当选为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主席。值得关注的是，Issacs是学院的首位黑人主席，也是第三位女性主席，她的此次当选以及四次连任，为往后几年的“扩容”改革奏响了序曲。
2016年，为了解决学院长久以来的“老白男”倾向，增加学院内部文化、种族、性别的多元性，Issacs勾画了一份发展蓝图，计划取消非活跃成员的票选资格，并在主管委员会（The Board of Governors）内增设三个席位，以提升决策部门成员的多样性。
最为重要的是，Issacs作出承诺：在之后的四年内，学院的女性及非“老白男”成员的数量，将是现在的两倍。而同年，学院也在其“纳新”活动中大量增加非白人成员，其中，有色人种占新纳入成员的48%。在之后的几年中，学院成员中有色人种的比例都呈波动上升趋势。
这一“四年计划”听起来令人激动，实际成果也有目共睹，比如《月光男孩》力压《爱乐之城》获得最佳影片，奉俊昊《寄生虫》成为奥斯卡奖历史上唯一一部获得最佳影片的韩语电影。
然而，Issacs想要达成原定的目标却并不容易。
仅从成员上看，今年的数据显示：“新成员中，36%为非白人，45%为女性，49%来自除美国外的其他国家”。
我们注意到，尽管在每一次“纳新”中，学院都有意增加女性与有色人种的比例，但学院迄今为止能够鼓吹的，只是“新成员”的比例，少数族裔与女性在“全部成员”中依然占少数，而国内媒体所谓的“突破性进展”，只不过是学院向公众扔出的一味安慰剂。
但尽管如此，有意识地面向少数族裔“扩容”，急于回应“Oscars so white”的诟病，却也远比一味地墨守成规要好得多。毕竟，“It’s better than nothing”，少数族裔的逐年累加或许可以渐渐稀释奥斯卡的“好莱坞式”趣味，将更多声音囊括其中。而按照这一趋势，中国影片或许最终可以“距奥斯卡更近”，但这一过程尚且十分漫长。
国内媒体通常将学院的“成员”与奥斯卡“评审”混为一谈。乍一看，这二者间似乎存在着自然的因果关系：先成为学院的一员，才能具有对影片的投票权。但是，这两种看似相近的表述之间，实则存在着巨大的权力差异。
奥斯卡奖的评选机制与“三大”国际电影节不同，它不采取由少数影界“精英”组成的评审团，而是遵循一套庞大的民主投票系统运行。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作为统领美国电影行业的组织，共下设17个“分会”（branches），包括演员、选角导演、摄影、导演、服装设计、设计师、记录片、行政主管（executives）、剪辑、化妆、音乐、制作人、宣发、短片与专题动画、音效、视觉效果及编剧等。从属于特定分会的成员，只能为该分会的相关奖项投票。
今年刚刚加入的吴京、赵涛、黄珏，就属于“演员”分会，他们只能为演员类的奥斯卡奖项投票，包括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等。
2013年，学院为了增加成员投票的参与度，扩展了原来的投票规则，使所有成员能在票选“最佳影片”之外，还能参与“最佳国际影片”（于2020年更名）、“最佳记录长片”及“最佳记录短片”的投票。因此，每名成员不论分属哪一“分会”，都能行使至少4项奥斯卡奖的投票权。
的确，这一举措看起来很慷慨，很容易让人将其等同于自身话语权、民族话语权的提升。然而，由于学院的成员数量庞大、族群比例的差异巨大，每名独立成员的意见实则如同沧海一粟，只有那“大多数”的意见才真正决定了奖项。
因此，作为学院“成员”的那0.6%，华语影人的“决定性”恐怕不足1%，其话语权与影响力，完全不能与通常我们在国际电影节中“评审”所具有的实际权力相等同。
毕竟，“成员”一词归根到底就是“会员”，是从属于某一组织的身份，成员当然能享有组织所赋予的某些权利，但“权利”不等于“权力”——大多数分属于金字塔底层不同“分会”的成员们享有、也只能享有权利，却永远不能僭越地行使“权力”，成为手握生杀大权的“评审”。
当然，我们还是要祝贺吴京、赵涛和黄觉，他们被增选进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会的会员，一方面说明中国电影的成绩受到了重视，一方面证明他们在电影中做出了受到美国业内认可的杰出成绩。
但是，若贸然将学院“成员”与奥斯卡“评审”相等同，只能放大娱乐媒体对美国电影体制的无知，以及一贯为了追求社会效应而夸大其词的作风。
究其根本，这种言过于实的宣扬，不过是彼此心照不宣地自我麻痹。
诚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华语电影人能凭借其杰出作品走出国门，并在国际范围内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我们在对华语电影人愈加充满信心与雄心的同时，仍应该找准自身在世界版图中的位置，理性看待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纳新”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