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读到过一篇文章，大致内容忘了，但主要探究的是青年张爱玲在遭到父亲毒打、囚禁，再继而离家出走之后，与父亲张志沂握手言欢的可能性。
这个主题的侧面，更像是影射了当下父母与子女间的矛盾悲剧。
“父母一直在等待子女一句谢谢，子女却一直在等待父母的一句对不起，最终谁也等不到这句话...”
那么，问题来了。所谓的“握手言欢”，到底是张爱玲与现实中的父亲握手言欢，亦或是与小说中的父亲握手言欢？
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一直以来，读者对张爱玲的了解都是参照她笔下的小说。
但时过境迁之后，有张爱玲家族的其他成员曝出了不为人知的一面，那就是张爱玲笔下的小说与真实的家族内部事实存在出入。
张爱玲作品热销至今，众所周知，她笔下的亲人，都是负面描写。
如此来看，张爱玲需要“握手言欢”的又岂止父亲一人，她得罪的，是整个大家族。
一
在不推翻既有认识的情况下，先从她的后母孙用蕃说起。
在张爱玲笔下，孙用蕃成了民国最恶毒的后母。她与后母势不两立，曾想一了百了地将后母从阳台推下去。
这样阴暗的一面，不禁令人不寒而栗。这个后母到底“恶毒”到什么程度，才催生了张爱玲作恶的念头？从小说中窥探，被说来说去最多的，无非也就那一两件事。
图 | 后母孙用蕃（左）
一、后母怂恿父亲搬房子、换佣人
大户人家搬家，只不过是一件“折腾得够呛”的平常事。但张爱玲认为，父亲决定搬家，是后母怂恿使然。后母想彻底清除这个家曾经有过的印记，远离“丈夫前妻”存在过的那个家。
这就体现了孙用蕃是一个气量小，善用手段治家的女人。包括她将张家的佣人换成了老孙家的佣人，更被视为新女主人宣布地位，以正视听的行为。
但奇怪的是，张爱玲又写到“家越搬越小，汽车越坐越大”。
为什么家会越搬越小？张爱玲的表弟孙世仁给出的说法是，“七姑父没钱了”。
这里的没钱指的是张志沂经济拮据，所以才根据现实状况考虑搬的家，而并非“妻管严”受孙用蕃唆使。至于为什么突然经济拮据，据说是当时张志沂中了国民政府的“金融圈套”亏了钱。
其实在讥讽孙用蕃“心机”的层面上，搬家只是其中一件小事（当然也没啥大事），另外还有一件小事也致孙用蕃颇为招恨，那就是父亲张志沂、姑姑张茂渊合伙状告异母兄的一桩遗产争夺官司。
张爱玲在《对照记》里写道：“当时我姑姑（张茂渊）没有告诉我败诉的另一原因，是我父亲倒戈。她始终不愿多说。但是显然是我后母趋炎附势从中接拢，舍不得断了阔大伯这门至亲——她一直在劝和，抬出大道理来：‘我们家兄弟姐妹这么多，还都这么和气亲热，你们才几个人。’”
有句话说：“兄弟归兄弟，数目要分明”。平心而论，涉及利益问题，难道是一个女人和稀泥就能解决得了的？其中肯定是张志沂与异母兄达成了见不得人的友好方案，最后出卖了同一阵线的妹妹张茂渊。
图 | 父亲张志沂、姑姑（左右）和他们的异母兄合影
二、后母打了她“一记耳光”
《私语》里的“一记耳光”事件，真是激起千层浪。因为后母这一巴掌，张爱玲遭到了父亲毒打，囚禁，然后永远逃离了这个家。
但不难考究，小说的描写，与我们平常人对现实常理的认识，有所偏差。
小说中说，孙用蕃打了张爱玲一巴掌，然后张爱玲本能反击，于是孙用蕃一路尖叫着“她打我！她打我！”去向张志沂告状。
这种声色并驱的动作描写，明显就是为了渲染氛围，加强人设。包括以下父亲毒打她的那一段描写，作用相同。
“我父亲趿着拖鞋，拍达拍达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
如果张志沂真的按照上边“恐怖发指”的手法殴打张爱玲，那么她估计不死也残废了吧。
而被“毒打”过后的囚禁，张爱玲的表弟孙世仁更加觉得是过于扭曲和夸张。
孙世仁说：“她的确是在家里被“隔离”了一段日子，但那是因为她得了疟疾，怕传染给家人。”
孙世仁所说的，与实情应该是八九不离十。大户人家都有护院，如果张志沂有意限制张爱玲的人身自由，张爱玲可能插翅难逃。最后她能成功逃出去，说明父亲根本就无意禁锢她。而且张爱玲在被隔离期间，父亲张志沂曾给她打针治病。这一点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也在口述中证实了，但张爱玲却在小说中略去了。
另外还有两个细节也能说明张志沂与孙用蕃没有张爱玲小说中描写的那样不堪。
张爱玲在香港大学转学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时，已经与父亲决裂四年，且失去了生母黄逸梵的经济支持。但在她穷途末路之际，张志沂负担了她的大学费用。说明张志沂也并非彻底的丧失儿女心之人。
其次就是在张爱玲年少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后母的心》。不知内容写了什么，但孙用蕃读了很感动，还拿到亲友面前炫耀。
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认为，姐姐纯粹是练习写作而已，并不是出于真心，是后母会错意了。
其实也不尽然，如果是单纯为了练习写作，那为什么不写“父亲的心”，或者“弟弟的心”而偏偏选择“后母的心”？难道是为了讨好后母拍马屁吗？但以张爱玲这种内向的性格，看不出她是善于巴结人。
所以，孙用蕃应该是给过张爱玲关怀，才使得张爱玲写出一篇《后面的心》。
图 | 孙用蕃晚年
二
张爱玲成名后，表弟孙世仁评价说：
“她的很多作品都是根据家族里发生的事情所改编的。我们这样的旧式大家族就像《红楼梦》里的贾府一样，亲戚关系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照这样看，张爱玲成功的其中之一因素，也得益于踩在了家族的肩膀上。但也因此，她得罪了整个大家族。
李鸿章的曾侄孙，李家锦先生说：“张爱玲胆子大，讲了不少实话，揭露了大家族生活中非常压抑的一面。有些内容别人不清楚，而李家的人一看就知道写的是谁。可是她光写那些不好的，而没有写好的，可能她接触的大都是些不好的，于是把李家人得罪光了，连她的父亲和舅舅都大光其火。很多人从此不再理睬她，当然她也懒得再理李家人。事实上她连张家人也懒得理睬，后来越来越孤独……”
或许，孤独，就是张爱玲逃避的一种方式。
当她离开中国去往美国时，逃避的不单止是五十年代诡异的政治气氛，还有那些无法面对的亲人。
一直以来，不少人对张爱玲的认识，仍然追随了大多数人的观点。他们会说，“呀，张爱玲的心怎么那么坏，居然把家族的人骂了个遍。”
但沉下心来想，就明白其中有蹊跷。比如，张爱玲口诛笔伐后母过后，又在自传体小说《雷峰塔》中对后母忏愧，说是“误解了、亵渎了后母孙用蕃的一番良苦用心”。
前后矛盾，令人纳闷，那些对亲人的攻击中伤，到底是真骂，还是表演？
这时不由得想起张爱玲那一句很出名的名言——出名要趁早。明白人一听就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赚钱要趁早”。
所以，与其说张爱玲故意或者带着恨意去抹黑家族成员，不如说这仅仅是商业写作的一种行为。
正确来说，张爱玲不仅是一个作家，她还是一个文字商人。
上海孤岛时期，爱国文章受到打压，只能写写小资情调的风花雪月慰藉大众心灵。正是这样一个大环境，赋予了张爱玲“命中注定，千载一时”的成名机会。
她的成功，绝对离不开她敏锐的商业写作思维。
大家族的深宅庭院历来是八卦神秘之地，吸引着不少吃瓜群众。张爱玲深谙这一点，懂得对准读者口味，投其所好，专挑家族内“那些男男女女的小事情”艺术加工成一个个活色生香的故事。
为了让小说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吸引读者眼球，她不惜篡改事实，将家族内部的爱恨情仇更加戏剧化，于是就有了一出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宫斗大戏”。
这种自我炒作，的确算不上高尚，但生逢乱世，又身处“男权至上，女权卑微”的囹圄时代，一个女人要养活自己，更要出名，过上有品质的生活，实际上也顾不上什么高尚的手段了。
张爱玲这个娇生惯养出来的大小姐，不仅缺乏生活常识，还脾气古怪。除了拿笔写字的力气，也想不到她能在哪个行业谋得生计。
正如她的弟弟张子静所了解的那样：“我唯一确知的是，她连教书都不愿意，别无谋生之途，为了生存，她得拼命写作。”
在文坛上，张爱玲的写作才华自不必多说，但仅靠才华并不能保证她不会饿死，要想不附庸男人独立生存，她就必须“骂这个，骂那个”使得作品热销大卖。读者看得津津有味，亲人看得指桑骂愧。亲人恼火，实际上张爱玲自己也难免心累。所以她的表弟孙世仁先生才感慨：“我后来觉得，一个女人要靠写作养活自己也不容易。”
就连颇有意见的李鸿章后人，李道桦、邵玉桢夫妇也表示理解：“她那时要靠写作吃饭，父母又离婚了，小姑娘一个，也就不去计较了。”
大概生存问题就是张爱玲的苦衷，所以亲人才对她有了情有可原的一面。
三
实际上，任凭家族内部的人计较也好，有不忿也好，那都是他们自己对号入座的错。张爱玲早已不在乎了，是的，她早已豁出去了，决定与全世界决裂。
这种念头最早萌芽在什么时候？
或许就在张爱玲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在家里，尽管满眼看到的是银钱进出，也不是我的，将来也不一定轮得到我。”
她过早懂得“重男轻女”的俗规，于是她暗暗下决心，作为女人要为自己谋出路，打天下。
最终，她在文坛赚得盘满钵满，获得了与那些靠“生孩子”来巩固人生的女人所拥有的不一样的底气。后来她与胡兰成分手时所支付的三十万分手费就是一个很好的诠释，花出去的是钱，更是一个女人的底气。
实则张爱玲支付胡兰成巨额分手费这件事上，在当下也算得上是一个异类。
因为在民国时期，通常离婚或同居男女分手，一般都是男方支付女方赡养费，即使闹至法庭，也遵循这条不成文的规定。梁宗岱、叶浅予、徐悲鸿等名流离婚时就付出过此代价，而张爱玲却完全是把这条规定反过来遵循。
也许是个性使然，她才足够奇葩。但往大方面来说，张爱玲不经意间挑战或者颠覆了一些世俗的法则。所以，无论骨子里，亦或是行为上，她都是当之无愧的女权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