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仪之争与国本之争,明朝士大夫死谏除维护礼制外还追求什么?

原创 文津阁居士 2020-04-10 12:35:22

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以来,君主就一直大权在握,排除一些天生就受人摆布的傀儡皇帝,大多数懂得权力集中的皇帝都是把权力牢牢握在手中的。但是绝对的权力一定会导致一系列错误的决定,这就需要有胆识的大臣出来制止皇帝的错误,最初称之为“谏言”。但是臣子普通的谏言不一定会引起皇帝的重视,所以为了阻止皇帝个人错误造成的后果和实现自己忠君报国的理想,很多士大夫都冒死进谏,其中就不乏有因为谏言被处死的,这种进谏的方式被称为“死谏”。出现死谏现象最多的还是在明朝,从成化年间的“英宗嫡后袝陵礼”之争,臣子死谏的浪潮就再也没有平息过,明代臣子死谏的背后,是对礼制的维护,更有着诸多的深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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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谏”代表人物:杨继盛

一、明代死谏背后的士大夫精神

(一)嘉靖“大礼仪之争”

“大礼仪”事件是明朝皇帝战胜大臣的一个重要事件,但是在这次斗争中输掉的大臣也并不是一无所获,起码他们用死谏捍卫了礼教的尊严,让嘉靖皇帝对于这种争斗感到厌恶,在执政后期退居幕后。“大礼仪”事件是嘉靖皇帝以藩王身份承继大统后引发的流血事件,主要围绕大臣们遵守礼制,要求嘉靖皇帝承认弘治皇帝为父亲,而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而嘉靖皇帝不想这么做展开了斗争。大学士杨廷和之子杨慎带领群臣在左顺门长跪不起,并以死劝谏,高呼:“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就在今日。”嘉靖皇帝听到消息后怒不可遏,马上让太监传旨,命令他们不许再哭,然后逮捕了八个哭声最大的人下诏狱严刑拷打,此举非但没有震慑住群臣,反而让他们更加激动,哭声也愈发震耳欲聋。嘉靖皇帝随即又逮捕了一百多人下狱,四品以上官员革职罚俸,四品以官员下全部廷杖,打死了数十人。这件事以皇帝的胜利而告终,从此以后再也无人敢提,不过就像上文所说,这件事也给了皇帝很深的触动,他看到了士大夫们为了礼制可以连命都不要的舍生忘死的精神,这次士大夫集体“死谏”的行为也影响了嘉靖一朝数十年的政治走向。

“大礼仪之争”发起人:杨慎

(二)万历“国本之争”

万历皇帝不喜欢长子朱常洛,而是喜欢郑贵妃所生的三子朱常洵,一度想立朱常洵为太子。但是明朝全体官员都遵守“立嫡立长”的宗法制继承原则,不断上书要求万历皇帝立长子为太子,而万历皇帝也一直拖延,甚至长达几十年不上朝。然而这场“国本之争”始终没有结束,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因为此事向皇帝死谏而遭贬绌和被处死的官员不计其数,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不仅是为了太子,更是为了维护传统礼制。万历皇帝最终抵不过大臣们轮番死谏的压力,立皇长子为太子,结束了这场漫长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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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

综上所述,明代士大夫与皇帝的斗争是十分惨烈的,但是在大多数的时候通过他们的流血斗争还是起到了成效的。嘉靖朝的“大礼仪之争”和万历朝的“国本之争”,是士大夫们为了维护礼制而做出的极力斗争,虽然封建礼制在今天看来是一种迂腐的制度,但是在封建社会它就是维护国家有序发展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离开了礼制就混乱了尊卑,礼制对于熟读《四书五经》,遵守封建伦理道德的士大夫来说,礼制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所以这些斗争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在维护礼制,这也是士大夫冒死进谏的最主要的原因。

《四书五经》

二、“死谏”的深层原因

(一)追求“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的观念早在各种思想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就已经诞生了,古人认为“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公”指公平公正和一视同仁,这种思想运用到治国理政上,就要求君主应该以公正的姿态对待百姓,所以“天下为公”的思想就是一种朴素的民本思想。但是明代君权至上的理念一直与“天下为公”的民本思想相互矛盾,君王们始终把国家看做个人的私有财产,永乐皇帝面对方孝孺的指责痛骂,只是一句简单的“此朕家事也”,就灭掉了方孝孺的十族,嘉靖皇帝和万历皇帝又何尝不是把国家看做朱家的私有财产,在他们的眼里无论是官至高位的内阁首辅,还是战功赫赫的开国功臣,都不过是他们的贴身奴仆罢了。然而君主这种“私天下”的思想是儒家士大夫所无法容忍的,他们理想中的君主应该是万民的榜样,而不是自私任性,为一己之私不惜流血漂橹的人,而且“为生民立命”、“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也促使他们敢于通过死谏去匡正君主过失。面对万历年间流毒天下十几年的“神宗矿税”,每一年都有大臣冒死劝谏,万历三十六年劝谏的王邦才、李获阳,都因为得罪了皇帝惨死在诏狱中,但是反对矿税的行动始终没有停止,甚至连内阁首辅沈一贯都上奏指责万历皇帝害民不浅。虽然他们的行为有时候效果微乎其微,但是他们始终遵循着“天下为公”、“民重君轻”的民本思想,只要是为了百姓的正义之举,死亡也就不足为惧了。

“天下为公”牌匾

(二)追求忠孝之道

儒家思想最早用忠和孝来形成一种具有超强凝聚力的等级制度,其目的是让这个等级内部的所有人都对长辈尽忠尽孝,维护宗法制血缘关系。随着封建国家的建立,这种忠孝之道被融入于君权之中,即君主是为君父,大臣们要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君主,忠孝一体,不仅是对君王的尽忠尽孝,也是对国家的尽忠尽孝,如果臣子反对君王,那就是不忠不孝。但是自古以来只有君王尊重他的臣子,臣子才会回报国家和君王,纵观明代的皇帝,即使是对自己的先祖也很难做到尽忠尽孝,对于大臣更是非打即骂,从明太祖开始对于直言谏诤的大臣动辄处死,导致一部分臣子不敢再直言进谏。然而大部分臣子还是在努力追求忠孝之道,他们不再认为完全唯皇帝马首是瞻的人就是忠臣,而是通过死谏来劝谏皇帝,比如历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的老臣李时勉,被洪熙皇帝打断了肋骨也要以死进谏;嘉靖朝的海瑞备棺死谏;万历朝的雒于仁直接痛骂皇帝是酒色之徒等等。这些人并非是故意违背皇帝的意愿不忠不孝,他们恰恰是追寻忠孝之道,想让那个已经扭曲的时代回归正轨,才要通过死谏来证明自己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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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朝谏臣:李时勉

(三)回击皇帝轻视

明代对于士大夫的轻视程度很高,从明太祖独创的“廷杖制度”就可见一斑,而且从明太祖开始,为了加强对百官的监视,专门设置了锦衣卫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可以直接逮捕大臣,后来设立的东厂和西厂更是对有犯罪嫌疑的大臣百般侮辱,明朝的历代皇帝对于不听话的大臣也都是棍棒相加,进谏的官员在皇帝和厂卫制度的双重打击下非死即残,可见明代对于士大夫的轻视已经到了何种地步。孔子曾经说过:“刑不上大夫”,但是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对于犯罪的士大夫完全不能做以处罚,而是君主在维护士大夫尊严的情况下,用礼教来感化他们,然后再施以惩诫。这种法制原则在明代之前几乎都被遵守着(元代除外),但是到了明代,对于文人士大夫的杀戮可谓是前所未有的惨烈。即使是这样皇权至上,士大夫毫无话语权的时代,他们也尽力做到了天下为公和忠君爱国,但是有时候他们真的没有办法让皇帝承认错误,于是他们只能通过死谏,以一种强硬的姿态让皇帝记住自己,用鲜血来回击皇帝的蔑视,总会对皇帝起到一些震慑的作用。这种方法或许搭上了全部的身家性命,但确实是那个时代最好的选择,也是最无奈的选择。

厂卫制度下,东厂西厂的厂公很多时候甚至会凌驾一般大臣之上

结语

明代特殊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一批敢于冒死进谏、针砭时弊的铁骨铮铮的士大夫,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算的力量来让君主减少错误决策,实现国家的安定,首先是拼死维护礼制,让国家依靠礼制正常的运转下去,他们深知礼在落实道德规范、维护等级秩序、巩固等级制度的重要保障,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法律武器”,所以宁可死谏也要维护它。这些士大夫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始终以维护儒家礼教和天下为公、追求忠孝的角度出发,通过死谏对君王形成制约,也实现了自己报效国家的理想,即使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甚至是失去了性命,他们也认为非常值得。他们为君王指正过失、为百姓创造福祉、为社稷鞠躬尽瘁,实现了人生的价值,虽然有一些人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故意死谏,但是大多数明代士大夫死谏背后的铮铮铁骨,是非常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