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在政治、军事等领域拥有强悍实力，汉代在对外关系上也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从汉朝贡纳体制成型之后到19世纪末，整个封建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均受这一体系的制约和影响。本文中我们会谈到这一体系建立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即从和亲体制向贡纳体制的转变，当然也包括汉朝与匈奴以及其他游牧民族的经济关系。
西汉疆域，西汉时期朝廷高度重视与匈奴以及西域各国的关系
从和亲政策到贡纳体制
游牧民族归顺是儒家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和亲和贡纳都表现了中国统治下的和平这一特性。从这一点看来，两者似乎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在西汉初年，汉朝也有把匈奴控制在和亲这一体系之中的构想，即贾谊的“五饵说”。
“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於来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
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到“五饵说”，后被班固收入《汉书·贾谊传》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贾谊建议通过和亲体系用汉代优越的物质文化来麻痹野蛮的匈奴人，并且在和亲政策之下，汉朝赠予匈奴的礼物对于匈奴是一种特殊的果实，丝绸、漆器以及大量农作物等，品尝起来是甜的，但实际上是有毒的，也可以这样理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但可悲的是，那时候的匈奴统治者已经被麻痹到一定地步，他们甚至不能离开汉朝送的丝绸等礼物。
和亲制度，和亲不只是汉朝公主下嫁异族，公主出行往往给目的地带去大量生产资料和技术
另一方面，汉朝对和亲政策的不满越来越严重，因为每年送给匈奴的礼物数目不断增加，却没有起到控制匈奴人的预期效果，还刺激了匈奴人的欲望和贪婪。出于这个原因，董仲舒建议汉武帝改善和亲体系，在送礼物的同时要求与匈奴一起盟誓、并订立条约，要求匈奴单于把自己的一个儿子送到汉朝当人质，于是在经济控制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宗教和人质的束缚。这一步是匈奴向汉朝纳贡臣服的重要标志，为这一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做出了巨大贡献。从上述情况来看，从和亲体系到贡纳体系的转变和发展过程，可以看作是汉朝不断调节汉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并力图尽可能保障帝国秩序的过程。
和亲制度改良后，新增了“盟誓”“质子”等内容
与匈奴之间关系
尽管我们视匈奴为蛮夷，认为其具有侵略性和贪得无厌的特性，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其特性是本身所固有的，其本性深深植根于地理位置和经济背景之中。《盐铁论》中：匈奴处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贱而弃之。无坛宇之居，男女之别，以广野为闾里，以穹庐为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饮血，会市行，牧竖居，如中国之麋鹿耳。从中可以看出匈奴地理环境的恶劣，农作物等资源的稀缺，这也导致了其对汉朝经济的依赖一直是匈奴发动战争侵略汉朝边境的重要原因。而从和亲政策体系向贡纳体系的转变在上文中已经提及，当然，当汉朝在想办法如何将匈奴纳入纳贡体系时，匈奴正想着如何恢复之前的和亲体系。然而，汉朝战胜了匈奴，匈奴内部的分裂促进了这一体系的建成，匈奴纳入便发生在汉宣帝时期。尽管对于匈奴来说，从“兄弟”之国变为附庸国是很难接受的，但是它内部的分裂以及经济上对汉朝的依赖使匈奴不得不这样做。
《盐铁论》中详细讲解了匈奴的现实情况，其生活环境恶劣，缺衣少粮，这些情况更加重了他们对汉朝经济的依赖
公元前51年，匈奴首领带着贡物来到汉朝廷，并向汉朝皇帝表示称臣和效忠，这也标志了汉代纳贡体系的正式建立。而在纳贡体系建立之后，汉朝与匈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对于汉朝来说，重要的是匈奴进贡的物品具有向汉朝臣服的象征价值，而且赏赐的礼物也不必按照之前的协定来送。 而匈奴在贡纳体系建立之后，入朝觐见的频率也变高，并且经常是亲自来朝，因为得到的赏赐更多。这也给汉朝带了更大经济负担，为此皇帝还曾经召开廷议讨论，是否拒绝匈奴的频繁觐见。杨雄认为，贡纳体系尽管消耗了帝国财物，但是它带来的政治利益远大于经济损失。
汉武帝打击匈奴后，后者逐步分裂，南匈奴后来归顺，北匈奴继续与汉朝对抗
在王莽统治末年到东汉初年，这一体制也曾因为匈奴的统一而短暂动摇，但随着光武帝推出新的政策以及匈奴永久分裂，一度动摇的局面趋于稳定。到了东汉时期，匈奴在日用必需品的供应方面比以往更加依赖中原，自然汉朝赠予的礼物也比以往更多；一方面是匈奴人口的增长，另一方面是匈奴自分裂后的实力衰落。另外，我们也需注意到匈奴的另一种财政负担：匈奴给和他们打交道的官员的贿赂，因为这些官员和使节会与其质子联系并承担接待质子的义务。在汉朝试图巩固贡纳体系这一政治目的的同时，也使得不定期增长的礼物有效的转化为一种经济武器，利用经济这一关系把匈奴牢牢控制。
与其他胡族关系
在当时不仅仅有匈奴这一少数民族，也有羌、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而这三族被夹在匈奴和汉朝之间。我们以羌族为例，在公元前200年时，匈奴军事力量强盛逼迫羌人臣服，使得羌人成为其联盟。被汉武帝巩固西域之后与匈奴隔开，自此便分散各处，所以一直没有全部纳入贡纳体系之中。
张骞出使西域后，他本人也成为汉武帝对匈作战的活地图，汉朝彻底阻断西域与匈奴后，西域部分游牧民族分散
在汉宣帝时期，羌人开始与汉人直接交往，并逐渐进入汉朝边境；尽管到东汉时期，羌人成为汉朝最大的边境问题，但究其根源是汉朝的经济剥削。《后汉书》中记载：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可见当时羌人已经大量进入汉朝境内，并与汉人杂居；另外，他们被迫给地方政府官员和有权势的人提供劳役服务，当压迫加重后，反叛便开始了。另外的乌桓和鲜卑与汉朝的关系也不是很稳定，可以说，不断投降和叛乱是他们与汉朝关系的一大特征。
东汉疆域图，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得看到东汉时期游牧民族的分布情况，西汉时期的游牧民族情况看文章开头
我们可以看出整个汉代不断变动的胡族威胁充分表明了这个贡纳体系不是很稳定，而体系是否稳定也涉及多方面因素。一方面是汉朝拥有的优越军事经济力量，另一方面是胡族力量的衰弱；这两者都依赖各种条件的相互作用，但这些条件是汉朝无法掌控的，具有一定的变动性，自然这贡纳体系在本质上也是变动的。另外，我们必须肯定汉朝以礼物的方式对胡族直接的经济援助在维持贡纳体系的作用；但是，它对于汉帝国来说是一种资产而不是债务，尽管偶尔有时会有一些经济利益，但总体来讲，其经济利益远不如政治利益。汉帝国的经济支出不仅仅是丝绸、谷物和牲畜等礼物，还有关于贡纳体系的行政管理费用，如为了保证体系的正常运转，汉代创立了大量机构，包括属国都尉、护羌校尉、西域都护等；还有一系列的军费开支，有时还会通过战争的方式来巩固这一体系。
汉朝军队作战
总评
汉代和亲政策体系向贡纳体系的转变经历了长时间探索的过程，也曾试图利用和亲体系来控制外族，后来又在和亲政策的基础上做了一定改良，也就是“质子”和盟誓条约的出现，最后在匈奴的正式称臣下建立了贡纳体系。我们看到，在这个贡纳体制之下，北方的游牧民族们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各种生活、生产资料以及资源严重缺乏，他们在经济上对汉帝国十分依赖；事实上，这一体制也没有给汉帝国带来足够利益，相反，随着胡族人口增长及频繁的来朝觐见，汉帝国送出的礼物也越来越多，所承受的经济负担也越来越重。同时，由于汉胡双方实力的变化，这一体系的不稳定性也随之显现。不得不承认，如果从经济角度出发，无论对外政策如何转变，汉朝始终是对外输出居多，抛开朝廷赐给游牧民族的大量财物不谈，朝廷在边疆地区设立的辖区卫所以及一系列管理机构和人员都会产生巨额开销。一旦爆发战争，汉朝还会损失更多经济利益。但是，如果能用经济利益稳定边疆局势，并进一步保证社会安定的话，那汉朝对外政策所取得的政治利益绝对是空前值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