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纵观世界历史，我们似乎能够发现一个亘古不变的规律：在天下大治之时，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兴盛；但是一旦国家和城市经济发生衰落， 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动乱以及人民起义。不过，这样一个通用的社会规律在公元16世纪初的英格兰社会却并不适用。在西方的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城市经济急剧衰落，但是此时英格兰的城市却依然井然有序，未曾爆发大规模的动乱，那么这一违反历史基本规律的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这就要首先从英格兰社会在中世纪晚期所遇到的困境说起了。
14世纪至16世纪初英格兰城市的衰落
公元1337年 - 1453年，英格兰和法国之间爆发了规模巨大的“百年战争”，在长达116年的战争之中，英国失去了法国大陆的所有据点，军队伤亡惨重，从此不得不撤出欧洲大陆，转而采取“大陆均衡”的策略另谋发展出路。对于这场“没有意义”的战争，西方历史学家是这样批判的：“所谓的‘百年战争’是英法王室之间一场持续数百年的杀戮游戏。英法两个大国打了一百多年，两国无辜的百姓也因此痛哭了一百多年。”百年战争结束后，英格兰内部又陷入了三十年内战，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丧失，英格兰的城市经济从此一蹶不振。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此时肆虐欧洲的中世纪瘟疫——黑死病也在英国蔓延开来，导致整个欧洲将近2500万人因此死亡，而英格兰的城市自然也不能幸免。在瘟疫和战争的双重打击之下，英格兰的诸多城市元气大伤，纷纷陷入萎靡不振的状态，社会经济发展也出现了严重倒退。
然而就在英格兰城市一片哀鸿遍野的时候，相比于同时代的其他欧洲城市，我们能够发现一种截然不同的现象：相比于欧洲大陆上其他城市，英格兰城市居民的中下层阶级——比如说手工业者和工匠们却很少与城市的雇主之间爆发大规模的冲突。与英格兰农民此时在乡村参加暴动，想要求得一片土地的行动相比，英格兰城市之中的市民阶级并没有发生特别针对某种阶级的暴动，即使个人之间有小规模的矛盾，也很快被社会所化解，也就是说，英格兰的城市社会并没有因为城市和国家衰落而产生“衰则先乱”的现象。
如果说城市经济与社会的衰退并没有引发暴动和混乱，那么一定是当时的英格兰社会有着某些强有力的社会管理组织。当时的英格兰城市政府因为经济衰退原因，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应有的领导力，他们只能在客观上对城市经济进行调控，而无法真正稳定民心。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英格兰城市政府使用了教会和基尔特两种广泛存在于民间的社会组织来稳定社会秩序，那么这两种民间组织在英格兰城市的稳定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
教会组织与英格兰的社会稳定
自从公元597年基督教传入英国之后，由于其通俗易懂的教义，基督教很快就受到了英格兰居民的喜爱，到14世纪中叶，英格兰城市的大部分居民已经阪依基督教，形成了一系列共有的意识形态共识。正是由于英格兰城市居民所达成的共识，基督教教会在英格兰城市居民的一些列活动才能顺利展开。
在经济下行的中世纪晚期，基督教教会为广大信徒所灌输的“胞爱理念”和“炼狱理念”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所谓的“胞爱理念”是指，所有的基督徒生而平等，彼此之间互为兄弟姐妹，理应是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因此基督徒之间应该与人为善，互相尊重和包容；另外，胞爱理念还主张基督教徒们应该扶危济贫，多多关注自己身边人所遭受的苦难。由此可见，这一理念提倡基督徒们努力发扬自己心中的“真善美”，从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另一方面，基督教义明确指出，人类所谓的“死亡”是灵魂和肉体逐步分离的过程，并且这是人类灵魂升天最为重要的一步。但是人类死后的灵魂要想一步登天，前往基督教的理想国——天堂，却并非容易的事情。由于人生在世多多少少都会犯下罪恶，因此罪恶的多寡决定了人类死后升入天堂的速度。除了少数“圣徒”可以在死后直接升入天堂之外，大部分基督徒的灵魂都要停留在天堂和人间之间的一个地点，彻底洗去自己身上的罪孽之后才能够升入天堂，而这一地界又被称为“炼狱”。
由于灵魂要在炼狱之中接受痛苦的折磨才能洗去罪孽，因此基督教的“炼狱理念”也随之应运而生，尽管这种理念有功利的成分在里面，但是这种观念却也促使基督教徒们尽量减少恶的行为。在公元15世纪，著名神学家威廉·卡克斯是这样描述炼狱场景的：“在炼狱之中，荡涤着罪恶的火焰从地底腾空升起，人类的灵魂在火焰之中痛苦地翻腾着，在那里，我们所遭受的每一点钟的痛苦，比在凡世之中遭受的100年内所有的痛苦还要来得更深。”
正是基督教会对于对炼狱的这一点解释，使得基督教徒们对于炼狱之中所遭受的痛苦时间长短感到惴惴不安。为了缓解信徒内心的惶恐情绪，此时的基督教会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只有在此世少为恶，才能减少死后灵魂在炼狱的炙烤时间。因此当时英格兰的城市居民十分坚信，为了确保自己死后的灵魂在炼狱所待着的时间更短，就必须要做到以下两点：首先，生者要减少在人间所做的罪恶之事；其次，生者去世之后，一定要请一位纯洁善良的牧师为其超度灵魂。
当然，再好的理念，如果基督教会无法在现实之中付诸实施的话，那么这些理念只能流于形式，而并不能真正使得广大生活在温饱线之下的基地教徒们所信服。因此在中世纪的现实生活之中，为了体现这些理念，基督教会特地设立了“收容所”，以此践行基督教的世俗理念。
由于“救贫扶危”是胞爱理念的重要行为之一，因此基督教所设立的收容所在稳定英格兰城市秩序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收容所一般是由教会人士直接开办，它们所收容的对象起初是弃婴、孤儿或者暂时受到生活困难需要帮助的穷苦人士。不过后来，收容所的功能却被扩大，它们还用来收容那些在生活和个人道德方面不端正的人员，其性质类似于短期拘留所。正是由于收容所收纳了英格兰社会的不安定人员，并且教会人员将其一视同仁的进行对待，这才使得英格兰的城市社会秩序得以很好地维持下去。
日益兴盛的英格兰基尔特组织
从教会的具体职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们是英格兰城市下层人民心灵的指路明灯。但是要想真正解决衰落时期英格兰下层居民之间的经济矛盾，只靠宗教是远远不够的。这时，英格兰社会阶层所组成的各种“基尔特”组织蓬勃发展，它们不仅解决了下层居民之间的经济矛盾纠纷，甚至还是现代保险制度的起源。
中世纪英格兰的“基尔特”组织主要分为工商业基尔特和社会型基尔特两大部分。在工商业和手工业领域之中，“基尔特”组织更像是一种行业监管组织，那么在当时为什么要进行行业监管呢？实际上，工商业基尔特所存在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维持城市顾客的整体利益，防止少数人偷工减料，为了私人利益铤而走险。
对此，伦敦护具基尔特组织在公元1322年的一份书面材料之中写道：“如果伦敦市场上任意一家贩卖护具的商家出现假冒伪劣产品，他们可以拿着劣质产品前往伦敦市政厅进行投诉。”而在公元1348年，伦敦面包基尔特组织为了防止某些商人垄断市场，趁机抬高市场价格，因此禁止面包师向批发商贩提供超过市场需求的面包数量，违者将被处以40便士的小额罚款。很显然，工商业基尔特的严格自律条例，使得英格兰城市之中投机倒把、囤货奇居等扰乱市场经济的行为基本上销声匿迹，从而直接维持了城市经济生活的稳定发展。
除了工商业方面的基尔特之外，在当时的城市下层人民的组织之中，还有着另外一种类似于现代保险制度的基尔特，它们被称之为“社会型基尔特”。社会型基尔特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防止意外灾害对于基尔特成员的巨大影响，它们也是现代保险制度的雏形。在14世纪末期，英格兰中部城市拉德洛有着一个名为“帕尔默基尔特”的社会性组织，该组织的章程之中曾经明确提到：“如果组织成员之中有任何一位成员遭遇到了诸如水灾、火灾等不可抗力的财产损失时，在经过会长核实事件的真实性之后，他都能够得到组织基金会的大力援助。”
在财产损失之外，帕尔默基尔特对于组织成员因病致贫也有着特殊帮助：“当组织成员之中有任何一人因病或者意外事故致残，他都能够得到基金会的资金支持，直到他走过自己生命之中的最后一程。”正是这样原始的保险制度，提高了英格兰下层市民对于意外风险的抵抗能力，客观上促进了英格兰城市社会的平稳运行。
综上所述，在公元14-16世纪，尽管英格兰的城市社会经济在瘟疫和战争的打击之下摇摇欲坠，但是英格兰的城市社会却并未因此出现混乱，这主要归功于教会组织和基尔特组织两方面的功劳：教会在“道”的方面为群众作出指引，让广大陷入困苦之中的市民得到了精神慰藉；而基尔特组织着手解决广大贫苦市民在现实社会之中所遇到的经济困难，在“实”的方面帮助广大市民共渡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