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墅”在《辞源》中释为：“本宅外另建的园林游息处所。也称别业、别馆。”在唐代文献中又可称为墅、山居、山庄等。作为本宅外另建的游憩处所，唐人对别墅的购置格外重视，上迄皇帝、贵族，下至官员、秀才皆建有形形色色的不同别墅，数量之多，历代罕见。高祖不但在京内建有别墅，而且在周氏陂、武功亦置之，听政之余，常幸于此。其他像驸马柴绍、玄宗诸兄弟皆建有华丽别墅。
据宋人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载：“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馀邸。”他们或受赏赐，或承继先人旧墅，或在任内自建，或强占他人别墅。是时，购建别墅成为社会风尚，更是贵族官僚身份的象征，其已成为唐朝贵族官僚家庭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南北朝遗风影响，唐人在幽栖之处、山谷林间建立了大量别墅，史文中屡有记载。据《全唐文》卷载，李舍人别墅在永嘉山中；令狐頼在南山豹林谷有别墅；卢纶、田明府的别墅在终南山；王斌的别墅在渭水与圭峰之间。代宗时，刘长卿和李幼卿俱营构别墅于阳羡山中。此外，穆宗时温造在王屋山、昭宗时司空图在中条山王官谷皆建有自己的别墅。
就总体而言，唐代的园林别墅大多走出了南北朝时期的山谷之囿，而是趋向于都市及其城郊，特别是长安和洛阳附近，这是唐人热情奔放、积极入仕的时代反映。穆宗时驸马都尉郭锭别墅在长安城南。宰相王涯建别墅于永宁里。《全唐诗》多处记录了唐人在长安附近的洋水和渭水建墅的史实。其他像郭仁钧于洛阳上东门外、牛僧孺在洛阳城外皆建有自己的别墅。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员在辖区内，或在圣人遗址旁也纷纷广建别墅。温庭筠在郭县郊外、卢照邻在新都县城、杜佑在扬州城、甄济于宜城昭王庙旁皆建有别墅……
具体每座别墅的名称由来颇有旨趣。有的根据地貌特征而命名，如王维的网川别墅得名于该地溪谷辐集有若车轮状，故名。有源于主人官职和字号命名的，如有薛王别墅（睿宗皇子李业封为薛王）、杜佑则有樊川别墅。但大多数是根据地名而命名的，如李德裕的平泉别墅、裴度的午桥别墅、王维的蓝田别墅、王凝的敷水别墅、萧俛和裴休的济源别墅、柳中郢的华原别墅等。有的别墅因更换主人，其称谓并不固定，偶尔一墅多名，如宋之问的蓝田别墅，王维购得后易名为网川别墅。
无论在野外还是在城市，唐代别墅的建构可谓绮丽秀美。利用自然风貌，整山移水，叠屋架桥。风雨动下，声比箫籁。一座座别墅就是一幅幅天然丽画；一个个景点就是一首首悦耳乐章。永嘉李舍人别墅“廊宇重复，楼台左右；烟霞栖梁栋之间，竹树在汀洲之外……青溪数曲，赤岩千丈……信可谓赤县幽栖，黄图胜景。”
王维的网川别墅更是景奇物胜，仅名景就有华子冈、欹湖、竹里馆、柳浪……辛夷坞等二十个景点。网水周于舍下，别涨竹花坞，宛如一幅田园绝境。在城市，权贵们利用权势，大奢钱财，尽行土木之能事。他们重视别墅的诗情画意，置石垒山，凿池引水，亭树楼阁与花草树木相映成趣。他们更注重建墅意境，把有限的空间形成景生象外、壶中天地之势，不亚于皇家园林的气魄。
御史中丞崔宽，家富于财，有别墅在皇城之南，池馆台榭，当时第一“宪宗时杜佑作镇扬州，家财巨万，家第在安仁里，城南别墅，亭馆林池，为城南之最”文宗时宰相王涯永宁里别墅佳木流泉，居常书史自娱。因主人兴趣不同，唐代别墅呈现出各自特色。李德裕好花木，广访天下佳木异卉，其平泉别墅简直就是百花之园，他本人在《平泉山居草木记》中记名花草木达60多种。而牛僧孺尚石，其东第南墅垒石而列，常常“游息之时，与石为伍。
如上所述，唐人建墅已成风尚。从所有者而言，则主要是贵族和各级官吏。清新的空气、静谧的氛围、别致的建筑使别墅主人流连忘返，别墅日益成为唐人仕读、娱乐、疗养和诵经的佳地。
唐朝实行科举取士，且”取士各科，多因隋旧“。即使卑微低贱，只要通过科考，即可得第授职，进入官僚特权阶层，进而光宗耀祖，”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社会上学子无不修身慎行，苦读经书，以至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除官学外，私学亦蓬勃发展。别墅景美静谧，确是潜身读书的圣地。从这里读出了唐代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同时也留下了他们挑灯奋读的孤影。诚如王昌龄所云：”置身青山，俯饮白水，饱于道义，然后谒王公大人，以希大遇。”
封建皇权的专制制度使各级官吏仕途漂浮不定，纷争的官场和机诈的世情常使他们身心疲惫，高雅别致的别墅自然成了他们政余的栖息之所。卢照邻任新都（今属四川）尉期间，有别墅在城外，休沐则往。中唐以后，衣冠道丧，王纲版荡。许多朝廷重臣遂产生不再以经济意，不复有出处心，他们整日在别墅游憩娱乐，宴饮雅集，尽显风流，对国家政事大为冷淡。裴度于午桥作别墅，野服萧散，与白居易、刘禹锡为文章、把酒、穷昼夜相欢，不问人间事。作为牛李党争的风云人物牛僧孺和李德裕在廷堂上水火不容、相互倾轧，但二人对别墅却至爱有加。尤其是李德裕除在长安立私邸外，又于东都伊阙南置平泉别墅，清流翠筱，树石幽奇。在《王风采葛》中他用“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来形容他与平泉别墅的缠绵之情。他曾深情地告诫子孙：”鬻吾平泉者，非吾子孙也，以平泉一树一石与人者，非佳子弟也。“不难想像，虽李氏出将入相，荣极一时，但纷繁的政务常令他心力交瘁，只有迈进这卉木荷竹、鸟啼虫鸣的平泉别墅，平日的烦恼抛之云外，洒脱的情怀一泻千里，人性与自然得到了充分交流，能不留恋吗？
官员长期去职休假或罢官归乡，他们也大都走进别墅，耳听墅外，耐心等待升迁的诏令，这在唐诗中屡见不鲜。懿宗时柳仲郢以本官为郛州、天平军节度观察等使，授节钺于华原别墅，为示宠爱，皇帝有时派人或亲御贵族别墅饮酒作诗，大量赏赐。宪宗时宰相杜佑与同列宴于樊川别墅，上遣中使赐酒馔。穆宗常游幸郭子仪汾阳王别墅，置酒极欢而罢。官员以各种原因致仕后常把别墅作为享受天伦之乐的仙境；过安静平泊生活的乐园；退隐独善、韬晦保真的胜地。懿宗时卢简求以太子太师致仕后，还于东都园林别墅，岁时行乐，子弟待侧，公卿在席，诗酒赏咏，竟日忘归，如是者累年。
昭宗时牛徽以刑部尚书致仕，乃归樊川别墅，直至病卒。更有意思的是宰相萧俛以母丧致仕于家，”以洛都官属宾友，避岁时请谒之烦，乃归济源别墅，逍遥山野，啸咏穷年，真正过起了田园生活。唐代是诗歌的鼎盛时期，官员和文人常欢游于别墅中，触景生情，遇事而抒，因而别墅常成为诗人借景抒怀之物，这成为唐代诗歌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其内容涉及政论、春游、寄宿、访友、辞官、爱情等。
唐代别墅或建于城外岗阜之地，或建于深山之中、湖河之滨，天然的自然风貌加上别墅主人的刻意土工，这里云轩水阁，当亭无暑，“眼明见青山，耳醒闻碧流”，宜于避暑纳凉，调养身心，是一处养生延年的宝地。贵族官僚如何在别墅疗养身心，史书无明确记载，但我们从唐诗、墓志铭中却发现许多贵人在这里愉悦地疗养，直至病殁于别墅。
有唐一代，儒、道、佛三教并行。佛教在士大夫阶层中尤为崇炽，但其修道方式简单易行，“闲得心源只如此，问禅何必向双峰”，许多王公贵族便把自己的别墅常作为栖心释梵之地，更有甚者，舍别墅为寺院者比比皆是。王维母亡，表网川别墅为寺，葬母于寺西。宦官鱼朝恩为得到皇帝的宠爱，即把皇帝所赐别墅，表为佛寺，美其名曰为章敬太后荐福。
当兼济天下的抱负未能实现而悲观绝望时，唐代士大夫们有的便把目光聚集在佛说之中。耐人寻味的是，有的士大夫虽信释氏，但又不愿抛妻舍子，遁于佛门，于是他们溜进自己的别墅焚香礼佛，坐禅诵经，按佛教徒或律规进行佛事，以祈在香烟缭绕中冲淡政治上的烦恼，获得心灵的短暂平衡。王维晚年仕途坎坷，退朝之后常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素日则与道友裴迪浮舟荏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以玄谈为乐。
贵族官僚通过继承、兼并和自建而拥有别墅，政治上的特权常常令他们在别墅内或附近占有大片田产，颇类似田庄性质的庄园。《拜昭陵过咸阳墅》有此描述：”适因昭陵拜，得抵咸阳田。田夫竞致辞，乡耋多来前。村盘即罗列，鸡黍皆珍鲜……荒蹊没古木，精舍临秋泉。池笼岂所安，樵牧乃所便。终当解缨络，田里皆因缘疽‘别墅里六畜兴旺，农时有序，看到别墅主人来，纷纷上前问好，一派欢乐景象。其他像王方翼凤泉别墅，也是“杂庸保，垦田植树”。
宰相元载“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婢仆曳罗绮一百余人。”别墅内有田有仆，俨然是一个大土地所有者。懿宗时，皇甫枚在《三水小牍》里自称其温泉别墅有田客。有些贵族大家庭常常在别墅内聚族而居，构成一个庞大的生活、消费团体。崔氏三世不异居，家人怡怡如也。贫寓郊墅，群从皆自远会食，无它餐。别墅主人怎样组织农事生产？又如何管理别墅呢？史书无明确记载，但我们可从点滴史料中得以窥视。
同田庄生产一样，唐代别墅主人常委派一忠实能干的奴仆代主人具体组织生产，征收佃农赋税，向国家纳赋及维护别墅等。”江南军使苏建雄，有别墅，在毗陵，恒使仆人李诚来往检视。“有些仆人依仗主人权势和宠爱，对内欺压佃农，对外拒交国家赋税，因而屡屡受到朝廷惩罚。”宰相元载有别墅，以奴主务，自称郎将，怙势纵暴，租赋未尝入官。最终被有司杖杀之，元载不敢怒。宣宗舅郑光，主墅吏豪肆，积年不输官赋，京兆尹韦澳逮系之。直至太后为之输赋，乃免，豪右由是敛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