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34 国之柱石
文|寒山忆雪
李自成第二次攻打开封的时候，崇祯皇帝朱由检重新启用了孙传庭。
在启用孙传庭之前，朱由检环顾一下全国。
业务能力还凑合的陈奇瑜、杨嗣昌，一个被处死了，一个自杀了。业务能力一般般的，比如傅宗龙，也在河南战场上把小命送掉了。
照这个趋势下去，正准备援救河南的汪乔年，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再派一个业务能力一般般的，无异于去河南送死。
思来想去，还是得明末三杰上。
哪三杰？业务能力最强的三大总督，卢象升、洪承畴、孙传庭。
不过，卢象升在四年前就已经战死在了河北抗清战场上，洪承畴已经被清军围困在辽西的松山城里，快小半年了，孙传庭也被关在了监狱里，关了快两年了。
孙传庭为什么会被关进监狱呢？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孙传庭的在大明朱氏集团里的职场履历。
孙传庭，字伯雅，代州振武卫人，长得很帅（仪表欣硕）。万历二十一年（1593）出生，比李自成大13岁。
代州，就是现在的山西省沂州市代县，大名鼎鼎的雁门关，就是代县的地标。从代州穿过雁门关，就是明朝的边境九大军区之一，大名鼎鼎的大同镇。
孙传庭不仅仅出生在军事重镇，他的祖上更直接就是军户。他的始祖孙成，在洪武皇帝朱元璋时期，就是当地的一个百户，手底下有一百多号小弟。
在明朝，军户是世袭的，同样世袭的还有军官职位。老子是军官，儿子以后就可以继承老子的职位。
孙传庭的祖上是百户，那么只要不出意外，他们家祖祖辈辈都会世袭百户的职位。当然了，如果某一代祖先努力一把，还可以升职，升职后的职位一样会世袭下去。
史书里没有记载孙传庭的父亲是什么职位，但是不出意外，最差至少也是个百户，只会更好，不会更差。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孙传庭有条件读书，更有条件参加科举。在27岁时，万历皇帝去世的前一年（1619），孙传庭考中了进士，并且很快就去当了河南永城县的知县。（明代的军户，是有资格参加科举的）
这一年，李自成才十四岁，还在陕北米脂县的黄土高坡上给艾举人放羊。
孙传庭不仅仅是军人家庭出身，还饱读诗书，而且又有从政经验，可以说能文能武，又会办事，放到明代众多的官员里，犹如鹤立鸡群。
此后的天启皇帝时期，孙传庭一路升职，先调到了京城，当了吏部主事（人事组织部某处处长），后来又晋升为郎中（人事组织部某司司长）。
由于孙传庭出身于军人世家，脾气上也比较军人。当时主政的是大名鼎鼎的大太监——魏忠贤，孙传庭很不爽魏忠贤，一怒之下辞官回乡。
一直到十年后，1635年，孙传庭才重新回到仕途，先官复原职，当了一段时间的吏部郎中（人事组织部司长），然后又越级晋升，做了顺天府丞（首都副市长）。
一年前，五省总督陈奇瑜在陕西招抚造反大军，最终失败，被崇祯问罪免职。这一年，绝路逢生的各路造反大军在荥阳会盟，然后迅速流窜到河南、安徽、湖北、陕西等几个省，让官兵应付不暇，明朝的皇家祖坟所在地凤阳，也被义军烧毁。
孙传庭看到国家动荡，民不聊生，在第二年的年初，主动请缨，前往陕西平定乱局。
对付造反大军这种活，属于绝对的苦差事，很容易搞砸。搞砸了之后，要么就是被造反大军砍死，要么就是被崇祯砍死。一般人躲避都还来不及，孙传庭放着好好的首都副市长不干，主动去捏烫手山芋，由此可见孙传庭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人，有着强烈的定国安邦的情怀。
这不禁让我想起来，某人在赴任前，吟的一句诗。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这样的人，是难得的人才。
26岁的崇祯皇帝，批准了孙传庭的请求，委任他做了陕西巡抚（省长兼省军区司令）。
孙传庭三月到任，只用了四个月，就生擒了造反大军的盟主——闯王高迎祥。第二年，又招抚了当时人数最多的一支义军——蝎子块（本名拓养坤）的部众。
这个时候的李自成，正好从陕北南下，也被孙传庭一顿爆锤，逃往了四川。
回过身来，孙传庭又迎战关中东面的义军，打败了马进忠、刘国能等部，关中基本安定。
在这段时间内，除了调动陕西各支军队，对义军拳打脚踢之外，孙传庭还开始整顿陕西的内政。
当时西安附近有四个卫，名义上的军人数量有2.4万人，卫所屯田有200多万亩。
这个屯田，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发明的制度。屯田产权上属于国家，卫所士兵享有使用权，相当于是国家佃农，类似于国营工厂里的工人。
屯田的产出，大概是六成归士兵，四成归军方，可以保证军队系统自给自足。朱元璋还自豪的宣称，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厘一毫。
这个制度在明初效果确实很好，养活了170多万常备军。但是随着时间流逝，每个地方的卫所军官在当地扎根时间也越来越久，这些屯田变相的成了军官的私人财产，卫所军户也变相成为了军官的佃户农奴。
这种情况下，军户逃亡越来越严重，最严重的甚至全部逃亡，卫所名存实亡。而军官也就私下把屯田卖给了地方的豪强大户，甚至自己变成豪强大户。国家的官田，就这样自然而然的变成了豪强大户的私田，而且还不用缴税。
这是明朝最大的几个顽疾之一，大部分皇帝和官员都知道这种情况，却无能为力。因为如果哪个官员胆敢替皇帝去整顿屯田，那么面临的结果，要么就是被豪强大户派出杀手弄死，要么就是被这些豪强大户在朝廷里的代理人联合起来拱翻。
明代有名的大太监刘瑾，就曾经把手伸到屯田领域，结果被搞死了。
稍微有点扯远了，总之，屯田的顽疾，是明朝财政危机和军队衰落的重要原因，而且连皇帝都拿他没办法。
可是孙传庭才不管这些。豪强大户能耐是吧，在孙巡抚的治下，还是乖乖把侵吞的军田交出来了。
才一年多的时间，孙传庭就清退出来200万亩军田，收罗了一万一千多名卫所士兵，并让这些士兵重新屯垦，到年底，收获了14.5万两白银，和135万斤粮食。这些收入，除了卫所军以外，还可以再招募一万多名士兵。
军队后勤的难题，孙传庭就这样解决了。
有了充足后勤保障的陕西军，战斗力很快飙升。
接下来的一年里，孙传庭在关中布下了一重又一重口袋阵，在四川被洪承畴逼得走投无路的李自成，一头扎了进来。
结果就是1638年的下半年，李自成在潼关南原被打的只剩下几十个人，逃到了商洛山里苟延残喘。
就在孙传庭和洪承畴准备进山扫荡时，第四次入关抢劫的清军，威胁到了北京城，崇祯皇帝下令洪承畴与孙传庭两人，率领陕西军北上守卫京城。
在京城郊外，孙传庭和兵部尚书杨嗣昌杠上了。
杨嗣昌和孙传庭的矛盾，就在孙传庭刚去陕西时就有了。
陈奇瑜围剿造反大军失败后，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战略。
听不懂吧，简单来说，就是动员十个巡抚辖区的所有兵力，统一指挥调度，围剿造反大军。
这叫什么战略呢？在孙传庭看来，这就是狗屁。
因为在杨嗣昌提出这个办法之前，明朝政府的围剿战略就已经是这样的了。
这个战略，就是个笨办法，但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战略，而在于，钱怎么来。
杨嗣昌的办法是，加征赋税，再苦一苦老百姓。
孙传庭觉得，这不就是脑残吗？本来造反大军就是被沉重的赋税逼得活不下去了，你还要加税，逼出更多的造反大军吗？
正确的做法，就应该像我在陕西那样，去清理屯田，逼那些豪强大户，总比再逼反百姓要好。
孙传庭的反对意见送到了中央，杨嗣昌看了，差点没气的吐血。
但是谁让人家杨嗣昌是中央领导呢，最终崇祯还是采用了杨嗣昌的意见。
于是，本来就是笨办法的所谓战略，最后并没有起到什么卵用，杀干净了一批造反大军（比如高迎祥、李自成），那些没有被杀干净的反而更加强大了（比如张献忠、罗汝才）。
那这一次到北京城外，两个人怎么又杠上了呢？
原来杨嗣昌决定，让洪承畴调任蓟辽总督（东北军区总司令兼政委），让孙传庭调任河北、山东、河南三省总督，并把他们从陕西带来的军队留在河北防区，防御可能入关抢劫的清军。
孙传庭又炸了。这特么不是脑残么，造反大军好不容易被杀的惨兮兮的，就差最后几脚，你杨嗣昌却要把陕西军留在河北，那流贼马上就能全部满血复活，剿匪大业就会功亏一篑。
军人脾气的孙传庭，丝毫没有给杨嗣昌留面子。
杨嗣昌一怒之下，和孙传庭怼了起来。
孙传庭也一怒之下，直接气的耳鸣了，没过几天，听力居然出问题了。
孙传庭很失望，他向崇祯皇帝申请辞官。
杨嗣昌趁机诬告孙传庭装病，要挟朝廷。
性格急躁多疑的崇祯皇帝，直接把孙传庭逮捕起来，关到了诏狱当中。
我们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如果崇祯皇帝重用的不是杨嗣昌，而是孙传庭，或者哪怕在两个人的互怼当中，更偏向于孙传庭的话，那么后续的历史，恐怕就大不一样了。
这里开个脑洞，如果崇祯允许孙传庭带兵回到陕西，继续在大西北清理卫所屯田。西北一地，就有卫所数十个，屯田将近千万亩，足以养活十几万精锐的军队。
如果孙传庭的经验推广到其他省份，啧啧……
可惜，朱由检这位年轻人，既没有这个眼光，也没有这个胆识。
所以接下来的结果就是，李自成重新出山，到河南振臂一呼，二十几万造反大军立马出现。
洛阳失守，福王死难……
开封被围，傅宗龙救场战死……
悔不当初的朱由检，赶紧让孙传庭出来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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