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定都长安,后来为何将政治经济中心东移至洛阳?

subtitle 笑语千年02-14 21:01

长安是唐朝的首都,也是唐朝中前期的政治和经济中心。长安历史悠久,地处八百里秦川之中,交通便利,物产丰富,拥有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地位。

但是唐朝中期之后,随着长安地区人口不断增加,这个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对唐朝来说,是一种荣耀,也是一个大包袱。因为长安及附近地区人口爆涨,给唐朝政府形成了极大的人口压力。而这一时期,长安附近地区水旱频仍,粮食供应也一度非常紧张。因此,唐朝统治者不得不选择一个物产更为丰富、交通更为便利的地区,去分担长安的人口压力,缓解关中地区紧张的粮食供应。而与长安相距并不十分远的另一个古都洛阳,便是唐朝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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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

实际上,从唐高宗时期开始,洛阳就被确定为唐朝的东都,到了武则天时,更是将办公地点搬到了洛阳,将洛阳命名为“神都”。洛阳也因此成为唐代长安之外一个政治、经济中心,在唐朝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说,爆涨的人口和环境的恶化造成了唐朝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而这种环境上的恶化,是由长安持续不断的水、旱灾害引起的。

一、唐朝的气候特点

气象学专家对公元618年到公元907年的三百年间长安和洛阳两地的自然灾害进行过统计,在这三百年中,长安地区发生水旱灾害共有119次,而洛阳地区仅有58次,长安是洛阳的两倍还有余。双方在水灾发生次数有一定的同步性,相差不是特别大;但是旱灾方面,长安远远多于洛阳,而且灾情比较严重,频率也很高。

我们观察一下气象学上著名的“竺可桢曲线”,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自公元六世纪开始,中国经历了一个历时四百年的“暖期”,也就是“隋唐温暖期”。根据对一些古树年轮的研究,这个暖期的前期是一种暖湿性的气候,当时中原地区的整体温度比今天要高0.3到0.5摄氏度。而公元780年到920年间,又出现了一个“冷谷”,平均气温又比现在要低0.8度左右,甚至在部分地区气温低于“明清小冰期”。

(洛阳)

这种气候上的变化,导致了唐代中前期气候暖湿,后期冷湿,但总体降水较多。受这种气候影响,长安、洛阳所在的黄河流域和关中平原,都表现出水灾中间多,两头少;旱灾中间少,两头多的特征。表现在水灾和旱灾上,两地在唐朝前期和后期以旱灾为主,而中前期和中期以水灾最为常见。

二、旱灾对长安和洛阳的影响

据《旧唐书》记载,唐中宗之前,长安附近出现过大的旱灾共有四次,其发生年份为贞观十三年、二十三年;垂拱元年和久视元年。这几次旱灾受灾面广,持续时间长,对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唐朝经济和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打击,对长安地区的百万居民吃饭产生了严重的威胁。

《旧唐书》对贞观十三年的大旱是这样记载的:“自去冬不雨至于五月。甲寅,避正殿,令五品以上上封事,减膳罢役,分使赈恤,申理冤屈,乃雨”。

这次旱灾,使得长安地区无法播种,幸亏此时隋朝积攒的大批义仓之粮尚未腐坏,李世民紧急调运这些隋朝留给自己的粮食,才勉强解决了长安地区的吃饭问题。要不是当年杨广的库存,这次大旱对唐朝和长安居民造成极大的损失。

( 长安)

十年后,长安又一次大旱。这次旱灾导致秦川百姓春天无法播种,许多地区颗粒无收,给长安地区的居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而此时隋朝义仓再也无粮可调,幸亏唐太宗还是个有长远目光的皇帝,早在十年前旱灾过后,就注意粮食储存,在全国建立了大量的常平仓。此时唐朝不惜调动全部的运力,方才勉强渡过了这次旱灾。

要知道,长安的交通运输以陆路运输为主,靠马车运载,运输能力极为有限。按长安百万居民每人每天一斤田粮计算,每辆马车只能运输六百斤粮食,也就是说每天需要1500辆马车,才能保证长安一日之粮。这还不算上运输者和马匹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也没有算上长安附近地区的粮食消耗量。而且旱灾造成的缺粮并非三两天就能缓解,也就是说一场旱灾下来,需要运输的马车是个天文数字,粮食安全是无法保障的。所以当时长安对居民的口粮进行了限定,每人每天只供应五两(十六两为一斤)。这种情况逼迫唐朝需要将政治中心转到那些运输便利、旱灾较轻的地区。

(洛阳)

洛阳与长安相距并不远,在长安大旱时,实际上洛阳也有旱情。但是旱灾对洛阳的粮食安全的威胁远低于长安。因为洛阳拥有良好的水上交通线——大运河。这条南起余杭,北到涿郡的大运河,穿洛阳而过,是当时中国运输的生命线。它将北起北京、河北、山东、河南的广大地区与国家的粮仓江南地区连接成一体,江南出产的粮食可以从水路很方便的运到洛阳。

唐朝的造船技术非常发达,每艘漕船可运米五十万石以上,这样的运输能力绝非马车可以相比。所以大灾之年,连李唐皇室都纷纷向东都就食,长安与洛阳的政治地位开始出现此消彼长的态势。

三、水灾对长安和洛阳的影响

相比旱灾,水灾对长安的威胁更大。唐明中期之前,长安出现过六次严重的水灾,尤其以永徽二年和永徽六年的两次最为严重。《旧唐书》载:“永徽二年春正月,先是大雨,道路不通,京师米价暴贵,出仓粟粜之,京师东西二市置常平仓。充使存问,务尽哀眷”。到了永徽六年,“山水暴涨,漂流二千余家,溺死者千余人。京师大雨雹,人畜有冻死者”。这些接连不断的大水灾,让唐代统治者意识到,如果人口和政治中心都大规模集中在长安,必定会带来世大的隐患和压力。

(长安居民)

相比长安,洛阳的水灾就少得多。洛阳位于平原之区,平坦开阔,又连接京杭大运河,水利十分发达,水利工程遍布东都大地,在大洪水的年份,可以排洪泄涝,保证城市的安全。而且大灾之年,洛阳能更方便的调运粮食,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

即便抛开自然灾害,仅就粮食生产来说 ,洛阳也远远优于长安。长安的主要粮食产区是渭河平原,比之洛阳所在的华北平原,面积不可同日而语。而自东汉末年之后,长安久经战火,经济已远远被新兴的洛阳抛在身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中心东移洛阳,也是唐朝统治者必然的选择。

四、长安与洛阳人口对比

在小农经济的时代,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衡量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是否发达,看它的人口数量就可以略知大概。

按《旧唐书》的记载来看,唐朝初年,长安及附近人口约为九十二万三千人,在鼎盛的开元年间,长安及附近地区人口高达一百九十万。但是安史之乱后,长安人口锐减,仅有二十四万户,约八十万人。到了元和中兴之后,长安地区人口有所增长,大致维持在百万上下。所以经过唐朝中前期的一个大盛世之后,长安的人口是在走下坡路的。

( 大运河)

洛阳也是古代著名的古都,是除长安之外最大的城市之一。唐朝初年,洛阳经过李唐与王世充的战火洗礼,人口仅有二十万不到。但是洛阳位于中原腹地,是中国的中心地区,在经过唐朝初年的恢复后,人口增长很快,到天宝年间达到了一百一十八万。安史之乱时,洛阳人口有所损失,但战后不到二十年,又增长到一百五十万左右。所以用人口增长的曲线图来看,洛阳与长安相反,人口基本保持一种上升的趋势,中唐之后,人口超过了长安,实际上已成为唐朝的第一城。

究其原因,还是与粮食有关。粮食是人生存的基础,也是一个城市健康发展的保障。虽然洛阳和长安都经历过战火和灾害,但是洛阳的灾情比较单一,受灾程度也远远小于长安,更为重要的是,洛阳拥有优越的粮食供应保障。有了粮食,人口自然增长率就会有保证,能养活更多的人口。

五、长安与洛阳粮食生产对比

唐朝时,长安地区农业生产以小麦为主,可以达到两年三熟,产量比魏晋时期有了大幅增长。但是当时中国的冬小麦培育技术尚不完善,产量也不是特别稳定。这就使得长安的粮食生产没有保障,有一种不确定性。而冬小麦需要大量的水热资源,这正是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不能保证的。另外,唐朝小麦的产量仅为每亩两石左右,关中地区的土地面积也是有限的,这样的产量,并不足以保证长安的粮食安全。

(陆路运粮)

之下,在当时那个“隋唐温暖期”内,洛阳不仅能种小麦,还能种水稻,并且水稻的种植面积相当大。因为洛阳地区拥有良好的水利灌溉设施和水利工程,在气候温暖的唐代,洛阳的水稻生产可以保持在两年三熟的水平。要知道水稻的亩产比小麦可高多了,一亩水稻产量可以轻松达到三石以上,洛阳所处的华北大平原面积广阔,岂是小小的关中平原可以相比?无论单位面积产量还是种植面积,洛阳的粮食产量都远非长安相比。再加上就算遇到自然灾害,洛阳也能凭借良好而又发达的水上交通运输线,去解决居民的吃饭问题,所以使得唐朝统治者不得不逐渐将洛阳当做新的政治经济中心。

中国有句俗话,叫“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以长安和洛阳的消长来看,此话诚不欺我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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