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家孙儒泳院士去世,曾说离开生态学也就没有了生命

subtitle 大白财经观察02-14 20:06 跟贴 179 条

大白新闻从北京师范大学得知,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孙儒泳院士突发心梗,于2月14日早上8点50分去世。

1993年,孙儒泳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是他平生最高兴的事情之一。“当选院士以后可以不用退休了,可以继续为我所热爱的生态学工作了。我无法想像如果真的从工作中退了下来将会如何?生态学是我的生命,离开工作、离开生态学,也就没有了我的生命。”孙儒泳曾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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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儒泳

为稳妥学“冷门”生物学

1927年6月,孙儒泳出生于浙江宁波。回忆童年韶光,孙儒泳念念不忘那些在田野和水边玩耍的日子。逮蟋蟀、捉虫子、钓鱼虾……大自然是他幼时最好的玩伴。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日寇步步进逼,国势险若累卵。学校有爱国情怀的老师经常结合形势授课,教育学生一定要好好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尤其“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后,小学周会上老师次次都讲抗战形势。孙儒泳也开始一改往日调皮的样子而变得忧心忡忡起来,于是同学、邻居送了我一个外号“老笋头”。

到了小学高年级,他的读书兴趣越来越固定在数学和自然上。1940年9月,孙儒泳考入县私立三一中学。入学不久,发生了一件大事——1940年10月27日,日本731部队向宁波闹市区投下了细菌炸弹,鼠疫突然爆发,短短十几天死了100多人;开明街5000平方米疫区内137间房屋被忍痛焚毁,变成一片瓦砾的“鼠疫场”,宁波城哭声连天。这件事对孙儒泳刺激极大,但他当时没有半点恐惧,有的只是对日寇的刻骨仇恨。仅仅过了半年,1941年4月19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宁波,三一中学被迫解散。

孙儒泳的求学之路因时势动荡而充满艰辛,抗日战争期间甚至两度失学。1942年,他考入宁波沦陷期间新办的高中师范学校,在这里遇到了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音乐教师李平之。

高中师范毕业时,正值抗战胜利,决心要为祖国挥洒汗水大干一场的孙儒泳,却迎来一个晴天霹雳。东迁“接收”的国民党政府宣称沦陷区颁发的文凭是“假学历”,毕业生是“伪毕业生”,政府不予承认。孙儒泳只好在家待业,备受精神煎熬。

后来,他在与李平之的通信中表达了想上大学继续深造的心愿。在李平之的帮助下,他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唐山路小学,白天完成满满当当的教学任务,晚上去夜校补习高中课程。

1947年夏,孙儒泳觉得自己可以冲一把了,考虑投考大学。“音乐学院是我当时的梦想。”然而现实却告诉他,这并不是一条好走的路,因为“学费天价,碰都不敢碰”。

再三比较,孙儒泳发现其他名牌大学学费也不低,家庭供养不起。“唯一可供选择的就是免费的师范大学。”孙儒泳把目标锁定在北平师范大学。考虑到自己的意愿和教育基础,他最终报了生物系。“对于生物,自己多少有点兴趣,相对来讲,也是当时的冷门。”孙儒泳知道,这样的报考选择会有更大的“命中”把握。

北师大的求学生涯是关键

第一次上动物学实验课的“惨痛经历”,孙儒泳记忆犹新。那天的课堂内容是在显微镜下观察草履虫,然后按规定绘出草履虫的外观和所见内部结构。从未摆弄过显微镜的孙儒泳犯了难,又不好意思求助,便自作主张胡乱画了一张交差。

第二天,助教老师拿着孙儒泳的“作品”,上面一个大大的红叉,严厉质问道:“你画的是草履虫吗?”同学们哄笑起来,孙儒泳顿时脸红,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跟上。一段时间后,孙儒泳从一个入学时连草履虫观察图都画不好的低起点学生,一跃为班上的尖子生。他说这要感谢名师的循循善诱和鼓励提携。

大学期间,对孙儒泳影响至深的一位名师,便是留美归国的著名动物生理学家汪堃仁。“动物生理学是一门讲生理机制的学科,理论性强,比较高深。但是汪先生层层解惑,像说书艺人丢‘包袱’似的讲解,深入浅出。”孙儒泳茅塞顿开,并且在恩师的潜移默化中,立志要专攻动物学。

1951年,孙儒泳提前半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毕业后他留校工作。“人的一生要走很多路,但关键的没几步,北师大的求学生涯对我来说就是个关键。”毕业时,孙儒泳被推荐留校担任助教,他对母校充满感激,“我最大的本事就是屁股坐得住,干事情认真不偷懒。这样说,我想自己留校也是够格的”。

整天背着鼠笼鼠夹的中国留学生

由于工作出色,1953年,学校推荐孙儒泳留学苏联国立莫斯科大学生物土壤系,随后他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突击学习一年俄语。“记得出发时,同行者有一千多人,但只有近一百人是去读研究生的,我就是其中之一。”孙儒泳回忆,火车穿越西伯利亚,整整跑了七昼夜才抵达莫斯科。

来到苏联,孙儒泳选择动物生理生态学作为研究方向。因论文实验需要,孙儒泳每个季节都要到野外工作一个月,工作内容是捕捉田鼠同时调查田鼠数量,然后回校进行一个多月的实验。实验完成,再去野外,来回往返。

“我留给莫斯科大学生物系师生的印象,大概是整天背着鼠笼鼠夹去野外捕田鼠的,话语不多的,高个子中国留学生。”孙儒泳几乎与老鼠为伴,生怕困入笼中的田鼠晒死、饿昏、冻毙了。谈起留苏的最大收获,孙儒泳说,除了科研方法,在学术上善于倾听反面意见是比金子还宝贵的东西。

完成学业,孙儒泳归心似箭,待学位证刚一发放,他便即刻整装踏上归国之路。当时,中国兽类学老前辈寿振黄发出邀请,希望孙儒泳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工作。“但是我很犹豫。北师大培养我,器重我,送我出国深造,于我是有恩的。”孙儒泳觉得应当知恩图报,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北师大生物系。

开创动物生态学课

回国后,孙儒泳整天都在考虑,如何发挥自己的专长,做点具体的事情报效祖国。他根据当时的形势判断,国家急需立竿见影的工作,而继续搞哺乳动物生态生理学理论研究,似乎有些过于“阳春白雪”。

1959年正是国家困难时期,调查队驻扎在黑龙江的一个林区。队员们以杂粮为主食,不要说荤腥,连青菜都少见。就这样艰苦调查了半年,孙儒泳完成三篇论文。

1961年,在学校安排下,孙儒泳正式登上大学讲台,讲授综合动物学教改试验课。几个月后,他发挥专长,改教动物生态学。“这是一门解放后全国未曾开设过的新课程。”孙儒泳回忆,这一开创性的工作充满风险,因为根本没有现成教材,一切得自己从头做起。

1973年开始,孙儒泳连续四年,随医科院流行病研究所到边疆地区参加灭鼠拔源和疫源地调查工作。其间吃住在老乡家,生活虽异乎寻常艰苦,但增长了很多见识,内心比较充实。四年里,他每年有大半年在边疆和野外度过,大女儿总说:“我爸一年到头老是出差”。给小女儿留下的印象是“我爸难得回家,一回家我总是觉得陌生”。

在孙儒泳看来,尽管生态学原理全球相通,但各国动物区系不同,环境也大有差异,因此作为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中国生态学教科书,必须联系中国实际。他决定,一边讲课,一边编写试用讲义,一届一届不断修订,再最终定稿。

从孙儒泳开创动物生态学课程算起,足足20多年后的1987年,他心中那本理想的教材终于问世了,90多万字的巨著《动物生态学原理》凝结着他20多年的心血和汗水。这本专著引发了国内外轰动,被台湾专家评选为推荐公众阅读的十本大陆图书之一,孙儒泳也随之名声大震。

离开生态学,也就没有了生命

1983年10月,教育部组织生态教育考察团赴比利时考察,孙儒泳任副团长。这次出国也让他感觉到英语听说能力的重要。1984年,已经57岁的孙儒泳毅然报名上了英语学习班,主攻听说关,为此还闹出过小笑话。当时,孙儒泳的岳母和他们住在一处,老太太经常见他一回家就一头扎进书房、关上房门,有时一整天也不出来。有一次,她在书房门口听了一下,发现有一男一女的说话声,心中大惑,就对下班回来的妻子说:“儒泳一整天都关在房间里跟一个女人说话,也不见他们出门来。”

1993年,孙儒泳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这可以算是他平生最高兴的事情之一。“当选院士以后可以不用退休了,可以继续为我所热爱的生态学工作了。我无法想像如果真的从工作中退了下来将会如何?生态学是我的生命,离开工作、离开生态学,也就没有了我的生命。”孙儒泳曾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2002年起,75岁的孙儒泳把工作重心迁至华南师范大学,与两个学生一起进行海洋水产研究,每年夏天回到北师大工作。“一只南飞的老雁”,他这样比喻自己近十年来的生活。

“搞了几十年的生态学,我总觉得自己离不开它了。”但毕竟年龄不饶人,孙儒泳在80岁之后不再带研究生,科研活动也少了很多。

“有人说,人生最大欣慰在于能把一个个句号换成逗号。从这个角度看,我无疑是个幸福者,因为至今仍不断在把句号改换成逗号。”孙儒泳在自传结尾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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