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 | 一线心理防疫师:我想拥抱每一个正经历痛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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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看不见光的幽暗时刻,人们不再是“抑郁和哀悼”,于彼此的扶助中擦出温热的火光。时至今日,陈楠依然有着执念:总有一天她会回家,和亲人们拥抱、“过早”。

《大国小民》第1057

本文系网易“大国小民”栏目出品。联系方式:thelivings@vip.163.com

本文为“我们的战争”连载第9期。

前言

这是一场战争,在新年的伊始,爆发在每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中国人身边。

这是我们的战争,我们热切地讨论、谨慎地分析,为灾难中陨落的生命而痛惜,为医者大无畏的精神所感动,为我们能为之所做的点滴小事而不懈努力。

人生海海,我们且行且惜。

网易人间「我们的战争」特辑,讲述每一天,我们与疫情赤膊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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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腊月二十九,陈楠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句,“我的家乡生病了”,但很快就淹没在各种动态里,大家谈论着疫情和N95口罩,“隔着手机屏幕,都能感受到那种恐慌的情绪在传播”。

陈楠是一名全职心理咨询师,和朋友在上海的徐汇区开了一家工作室,几天前在父母的劝阻下,她取消了返乡计划。可怎么都放心不下,除夕夜又给家里打去了视频电话。

她最担心的是父亲。父亲原先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万一不幸被感染,这些基础疾病只会让病情雪上加霜。可父亲却表现得满不在乎,只抱怨着封城后的菜价,“他是不想让我担心”。

通话持续了78分钟,父母反复叮嘱陈楠要加强防护。挂断前,看着父母的愁容,陈楠的视线又模糊了,想安慰几句,脑子却一时短路,悲伤和焦虑一齐涌上来,欲言又止,最后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不要出门”。

按下红色的挂断键,陈楠在床沿坐了整整一刻钟,等眼泪全干了,看了一下手机里的时间。庚子年就这么到了。

这些天,陈楠总是忍不住一直在回想着那座江城,伴她长大的地方,满满的全是童年和青春的回忆。滚滚东流的长江水,坐在那些老码头上,月夜下的江水就像母亲的手,抚慰着孩提时的梦。

“武汉人的‘过早’是天大的事情。”

“过早”在湖北方言里,就是吃早餐的意思。她最爱吃的早点,除了举国闻名的热干面,还有福庆和的牛肉粉。

大年初一那天,陈楠全副武装后,到小区附近的超市采购食品,街道行人稀少,“人们口罩上方的眼神充满了戒备”。回家开门的时候,住在楼上的阿婆正去底楼倒垃圾,见到陈楠还说∶“小姑娘,你的口罩太薄了。”陈楠朝阿婆点了点头。

跟随疫情而来的,还有恐慌。“恐慌的传播速度更快,因为情绪是可以传染的。”手机上接收到的一切信息都和疫情有关,家乡的医疗物资告急、爆发式增长的确诊病例,这些消息催生出了大量的负面情绪,犹如一大片看不见的雾霾,迫使每个人大口吸入。

“如果过量接收讯息,会加重焦虑和恐慌。”陈楠关闭了微信的朋友圈,又卸载了微博,到了下午干脆关了手机。一直到晚上8点,她才忽然从睡梦中惊醒,慌忙打开手机——因为她督促过家人,每晚要报平安。

自己身在异乡,至亲远在疫区,恐惧和抑郁牢牢束缚住她,“‘医者不能自医’啊,哪怕是心理咨询师,也还是要面对自身的心理危机,这一点逃不掉也躲不过,但我还是有一些自我疏导的办法”。

陈楠在床上蜷缩着双腿,膝盖置于胸前,轻轻地搂住小腿,给自己一个“温暖的拥抱”。

“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自言自语,我尝试着用一种可以接受的温柔的语调,和自己交谈,来安抚自己。”十几分钟过后,她开始做“正念冥想”,“简单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减压的冥想方法,可以缓解内在的不良情绪。有人也许会把它想得非常复杂,但实际上并不难,只需要10分钟就好。”

那晚9点,陈楠的搭档打来电话,两人终于有机会把这几日堵在内心的愁苦,悉数倾吐出来,电话那头,对方一直倾听,陪她哭泣,帮她疏通了内心的栓塞,“产生情绪问题的时候,良好的社会支持非常重要,我和她是最好的朋友,也是彼此的心理咨询师”。

此时的陈楠并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选择“主动寻找”这样的痛苦。

2

一切都缘于一位长期咨客向她讲述的一段经历。

这位咨客在微信上向她求助,说眼下就像是战乱时刻。他在家把妻儿安顿好,戴上口罩,挤进超市的抢购狂潮,买足了一个礼拜的量。再扛着几个塞满的超大购物袋,跑去了附近的药店,这时口罩早已断货,只买到了2瓶酒精。

傍晚回到家,他只是在吃饭时咳嗽了一声,一旁念初中的女儿见状,就赶紧把身子往后一缩,紧蹙着眉头,用一种生硬的语气呵斥他∶“老爸,你离我远一点!不要传染给我。”

起初,他并不在意,埋头给女儿夹菜。可女儿却移开了碗,开始变本加厉起来,不断地责怪他:“明明已经提醒你出门务必要戴两个口罩,为什么最后还是只戴了一个?这种淡蓝色的一次性口罩那么单薄,带有病毒的飞沫能够轻易攻破,要是被感染了,不就害了全家?”

他心里有些委屈,因为现在口罩异常紧俏了,以前家里也就囤了一小包,他想为女儿多省一个。

晚上,他坐在沙发上看新闻,女儿又走过来问他∶“老爸,你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洗手了吗?”

“肯定洗了啊,不洗手怎么吃饭?”他反问女儿。可女儿还是不依不饶,反复追问他到底有没有洗手,他被问得烦了,面带愠怒地说了声“洗了洗了”。

“老爸你这个态度就是心虚,绝对没有洗。”女儿嫌弃地看着他。

“好,既然你说我没洗手,那我现在就再去洗一遍。”

“你现在洗手还有什么用?说不定已经把病毒传给我了。”女儿瞪了他一眼,转身跑进书房里,“砰”的一声摔了房门。

他冲进屋把女儿狠狠地训了一顿。一听见哭声,妻子赶忙把他拽了出来,帮着女儿数落他∶“你平常说最心疼女儿,今天怎么又舍得朝她身上撒气了?”

“我根本不知道她到底怎么了。”他说,当今疫情肆虐,自己孤身在外冲锋陷阵,跟别人比赛抢购物资,可是当他回到家,面对至亲这种挑剔又冷漠的态度,令他感到心寒。

“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微信上说了这么多,真的打扰你了。”咨客半开着玩笑,“说这些要收费吗?”

看到这句话,陈楠只得故作轻松地说,当下是特殊时期,这种情况要特殊处理,而且是老顾客,应当免费“义诊”,随后对他做了一番劝导。

很快,又有一位朋友给她留言说,自己在1月13号从湖北回到北京的住宅,疫情爆发后,“湖北人”成为身上撕扯不掉的耻辱标记,加上自身敏感程度较高,加剧了内心的痛楚,“朋友是一个善于‘自我觉察’的人,当时我在劝慰他的时候,会让他把一些感受,尽量详细地描述出来,去做一个‘澄清’,他说那种遭人冷眼和嫌弃的滋味,就像作家方方的小说《万箭穿心》”。

“有时候我们很难去真正理解另一个人的痛苦。”

从那时起,陈楠开始关心身边朋友的遭遇:有个闺蜜在通话中对着男友痛哭,可对方只觉得愁烦,跟她谈了分手;有同学在朋友圈里开和疫情相关的玩笑,却被共同好友批评“不合时宜”……

在疫情的重压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忽然就变得冷漠和疏离,每个人都成为一座孤岛,活在“平静的绝望”之中。敏感的人变得更加敏感,过去埋下的痛苦的种子,就在此时生根发芽。

陈楠萌生了做公益的想法,“哪怕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至少我也应该做点什么”。

3

在成为心理援助志愿者之前,陈楠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蓝黄相间的图片,黄框里是一串027开头的电话号码。

这张图片出自人民日报在1月24日发表的微博∶武汉市民在出现严重心理危机时,可以拨打这条免费的心理援助热线。

“027-85844666。”这串号码陈楠背得很熟练,“原先这也叫武汉心理医院‘心心语’热线”。

在汇总了相关信息后,陈楠意识到一个问题——

国内设立的心理援助公益热线,其中湖北省仅占6条(数据截止到1月26日),分别是武汉、宜昌、襄阳、随州、十堰和孝感,而且绝大部分的工作时间是早8点到晚21点。此外的11个小时,对那些遇到心理危机的人而言,是一段危险的空档期,再加上热线资源有限,最需要的人可能得不到及时的施助。

1月27日,全国累计确诊病例是4515例,相比于病例快速增长的1月24日,翻了近3倍,湖北省确诊1291例,其中武汉892例,同样暴增的还有恐慌的情绪。

就在同一天,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的指导原则》,其中一线医护人员和确诊患者被列为干预的第一级人群,第二级干预人群为轻症患者,第三级人群则是与第一、二级人群有关的人,如家属、同事、朋友以及参与后方救援的志愿者,“这三个级别的人群也是我们优先施助的对象”。

当天下午,在朋友的介绍下,陈楠加了一名心理志愿者组织的审查员,接受资格审查后,很快被拉入了“心理援助联络群”。群内的成员都属于行业领域的“精兵强将”,绝大部分都持有二级咨询师资格证,有些人还具有丰富的现场心理急救经验。

援助群实行24小时值班制,最初,陈楠被安排的值班时间是晚9点到早7点。值班期间,她就一直在群里等待分派咨询任务。

“疫区一线的医护人员更容易面临心理危机。”

一名呼吸科医生告诉陈楠,那天在他们竭力救治了很久之后,病人还是走了。这位医生心里很歉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尽力了,在病床被推走的那一刻,他很想鞠个躬,可时间根本不允许,他只能立马转身去看下一位病人。

当晚,这位医生入睡很困难,想哭却不能出声。医护们真正有效休息的时间并不长,第二天还要面对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越强迫自己入眠,就越适得其反。脑海里担心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医生开始害怕自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家里的顶梁柱就垮了,他更忧心在这个危急关头,家人会不会出现状况。

“人在面对重大威胁的时候,身心会产生相应的调适反应,这也就是应激反应,这位咨询者就是急性应激反应。说到应激反应,它有警觉期、抵抗期和衰竭期这三个阶段。其中抵抗期也是心理干预的重点时间,但是很大一部分的医护工作者,应激程度已经到了中度到重度,严重影响了工作才来求助。

“白衣战士也是血肉之躯,都有自己的软肋和痛楚,当时我给了他两个建议,第一个是每天盘点自己认为做得好的地方,第二个是增强他自己的社会支持,多和自己的伙伴待在一块,绝对不要互相指责。”

从成为“心理咨询志愿者”的这一天开始,繁重的咨询任务也给陈楠自己带来了挑战,有时候值夜班,身心疲惫,很容易被咨询者的负面情绪蓦然攫住,对自身造成“替代性创伤”。

她曾在凌晨1点半,为一位患者家属提供心理援助。这位咨询者的亲人当前属于重症,只能干着急,家里的几个人都已经情绪崩溃,陈楠陪着对方哭泣,在结束咨询后,她的眼泪依旧止不住,“我想到了自己的父母”。

所幸群里一位来自湖南的咨询师,为她提供了帮助,而此前陈楠自己系统地学习过心理急救,这在后来很多关键时刻也派上了用场。

4

每天中午,陈楠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丁香园的全国疫情实时动态,面对那只“流血的大公鸡”,她的家乡就挤在中间那一块,已经红得发黑,又像是在结痂。

2月1日,全国累计确诊病例11791例,湖北省7153例。陈楠打了一通电话,刚喊了声“老特老俩”,“鼻子就进醋了”。这个时候,连讲一口武汉话,也让人心酸。

当晚11:45,她接到一个咨询任务。咨询者是一名医生,说自己“快要撑不住了”,对方的声音嘶哑,听上去像刚在噩梦中惊醒。

这名医生说,他现在正准备休息,但最近这几天,无论身处何地,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感觉到自己还奋战在隔离病区,即便是换了衣服,依然觉得自己还穿着白色的防护服,戴着N95和透明面罩,眼前所有真实的场景都被医院的病房所取代,这种画面让他感到异常压抑,时常还会伴有心悸和恶心的躯体化症状。

陈楠很快意识到,这位医生的状况已经十分严重了。在病区里长时间超负荷运转,精神压力过大,情绪无处宣泄,对方的日常生活已经被严重打乱,产生了一种不真实的抽离感。此时需要立即采用心理急救,才能帮助这位医生摆脱焦虑的困扰,恢复平静。

在陈楠评估完,进一步去询问的时候,由于通话质量不佳,对方一直反复地喊“喂”。她保持着平静柔和的语调∶“能听见我的声音吗?”直到对方确认后,陈楠才开始“急救”。

“我当时听到他的语速非常快,就请他先试着把呼吸和语速都放慢下来,第一遍他做的不是很好,到了第二遍就好一些了。接着我让他来描述一下眼前看到的场景,比如脚下的地面是什么样的,身边的环境是什么,现在自己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陈楠之所以让他尽可能详细地描述出来,是暂时让他转移注意力,和当下的现实环境重新建立联系。

对方的声音略显发颤,断断续续地描述完面前的窗户后,询问他做的是否正确,在陈楠的鼓励下,他再描述下一个事物。

“你做的很好。现在拍几下自己的膝盖,用膝盖去感受一下被拍击的感觉。”陈楠对他说。

接下来,陈楠教对方把注意力集中放在自己的呼吸上。然而,就在急救进行到下一步的时候,电话突然被对方挂断了,通话时长仅持续了25分钟。

陈楠立即回拨过去,对方表达了歉意,说自己刚才接到新任务,要赶快过去,只能下次再来。

陈楠赶紧嘱咐他∶“这几天尽量不要一个人独处,多和同伴待在一块。”

接着,双方都像在抢时间一样,挂了电话。面对咨询中出现的这种突发状况,陈楠有些担忧∶“这种心理急救是一次性的干预,主要是帮助他自助,接下来他要依靠自己去改善情绪。”

等到1:15分,陈楠又和另一位咨询者通了电话。刚接听时,对方停顿了1分钟,只发出隐隐的抽泣声,像是刚哭过。陈楠没有反复喊“喂”来确认,试着用温柔的语调去安抚对方,提醒她“不要用手去揉眼睛”。

对方哭了好几分钟,陈楠一直耐心地陪着她,“疫情来临时,人的孤独感会很强烈,更需要和他人产生联接,这时候的倾听和陪伴就非常重要”。

这位咨询者是一名驰援武汉的护士,尽管在年初一出发的时候,她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超高的工作强度以及压抑的环境,远超出预料,让她濒临崩溃,时常有一种窒息感。

“很多人以为,医护人员看惯了生死离别,内心麻木了,也就不会再被同情心和情绪所困扰,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难得有了片刻休憩,这位护士却辗转难眠,她想念着自己5岁的孩子。离家之前,她哄骗孩子说,自己要出一趟远门,很快就会回来,嘱咐他要乖,要听爸爸的话。孩子拉着她的手,嘱咐她要快点回来。可是这样一想,心里那道阀门猛然转开,泪水决堤了,她生怕影响到其他人,就孤身跑出楼外,痛哭了一场。

听完护士的倾诉,陈楠用她自己的话复述了一遍,好让咨询者感到自己是“被理解和被关怀的”。接下来,她又让对方尝试着做起“认知调整”, 疏通负面情绪,并为长期的疫情做好心理准备。

最后,电话那头的人深吸了一口气,语气也终于变得平和起来。

“这些咨询者陷在疫情风暴中,他们的生理和心理都受到重压,一直在应激状态中,会有耗竭感,变得绝望和无助,他们需要休息,也需要被关怀”。

5

“一线的医护人员全天都是分秒必抢,如果产生了心理危机,他们真的能抽出时间寻求援助吗?”这是陈楠自己对自己抛出的问题。

在新闻里,穿着防护服的医生疲乏得只能就地躺下,一名急救人员把头倚在救护车厢,闭眼歇几分钟,“他们的工作强度很大,平常会抓紧机会休息,有时候希望他们在遭遇危机时,能抽出一小部分时间留给自己,但是这做起来非常困难”。

在陈楠目前援助的医护人员中,普遍都有睡眠不足的困扰,大部分出现了愤怒、麻木、悲伤、抑郁、自责和心理疲劳这些表现。

面对救治无效时,他们常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同时家庭方面也在无形中对自身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而陈楠当前的目标,已不仅是为求助者提供心理疏导了,而是在一线施救者时间紧张的情况下,指导他们学会心理自助——

譬如2013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过《现场工作者心理急救指南》(1),“这本指南放到7年后的今天,对大多数医务工作者来说,还是一份很好的指导建议”。

还有这张SQR-20心理健康自评问卷,也可以用来先做一番自我筛查,“群里的朋友把这张自测表做成了小程序,题目做起来很快,最多只要两三分钟的时间”。

世卫组织心理健康测评问卷(受访者供图)

志愿者所接触的咨询者中,绝大部分还是受到疫情影响的普通群众。“这是让人理解的。虽然在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心理干预指导原则》里,普通群众被划到第四级人群,但这个人群的基数更大,不应该被忽视。”

比如,一位咨询者曾对陈楠坦言:“这次疫情把我的强迫症加重了。”在疫情爆发之前的几个月,这位咨询者在精神卫生医院被确诊患有强迫症。

在当前严峻的肺炎疫情下,这位咨询者认为自己有十分严重的“恐冠”,担忧自己不慎感染上新冠病毒,于是做出了一系列看似荒诞的强迫行为——

春节期间,他发现自己洗手的次数变多了,从原来的一两遍增加到了六七遍。直到后来,他把自己的整双手搓得通红,擦干后,再用酒精喷雾反复喷涂。

出门倒垃圾时,他戴了3只口罩。调整鼻夹的位置时,当大拇指外侧碰触到脸颊,他瞬间就被恐惧和焦虑控制住,怀疑拇指上有残留的病毒。回家后,他惊慌地埋在洗手台里面,用清水一遍遍冲刷着脸庞,接着用镊子夹住酒精棉球,使劲搓着他刚才碰到的地方。

在陈楠看来,这种强迫行为,某种程度上其实是缓解内在的焦虑。也正因为如此,强迫行为具有高度的成瘾性。

而当前的疫情对于这种有“精神癌症”之称的疾病来说,无疑是一种打击,它让咨询者感到“异常痛苦”。

因为这位患者的家人根本无法理解他的行为,只告诉他“不要多想”。

在疏导方面,陈楠引导这位咨询者采用“认知行为疗法”,用正面的想法去替代原先的想法,在强迫的想法偷袭时,提醒自己这是错误的念头,也可以尝试着转移注意力。比如,向自己描述眼前的事物,或者做一些别的事情。此外,陈楠还嘱咐咨询者要坚持服用先前配的药物。

“想法在大脑里可以不断生成,这一点比病毒还要强大。我反复跟他强调,‘无物常驻,万物皆流’,强迫观念来临的时候,让它自然走过去,还可以用正念呼吸法,专注在自己的呼吸上,试着把呼吸的速度放缓,还可以采用肌肉放松法,感受肌肉紧张之后,瞬间放松的那种温暖舒畅的感觉,适合舒缓身心,也适合容易焦虑的人群。”

同时,在这个第四级人群中,有三类人群的心理问题也非常急迫,分别是老人、孕妇和儿童,即便咨询任务重,陈楠也会优先施助。

2月3日的深夜,一位咨询者向她求助,是代自己的父亲咨询的。老人今年73岁,平常爱去附近的广场遛弯,或者坐在一棵古树下吹奏黑笛。现在爆发的疫情打破了这段安详的时光,老人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对着窗户发呆。

最初,孩子并未在意,以为父亲是“响应国家号召”,把自己关在家中,只不过有点儿无聊而已。后来他察觉到父亲经常闷闷不乐,变得不爱说话,突然想到母亲是在2003年的春天去世的。

尽管母亲并非SARS患者,但现在危急的外部环境,还是不免让老人触景伤情。晚饭时,孩子细细追问父亲,果真如此。

前一天晚上的深夜,老人打开灯,拿出了他和亡妻在动荡时期的旧相片,用干净的白布擦了一遍又一遍。他的这种抑郁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周。

由于老人的听力不太好,咨询者充当着“二传手”,在老人和陈楠之间传递关键信息,“我跟咨询者建议,让老人在家中做一点别的事情,吹一吹笛子,也可以让老人把过去的故事倾吐,倾吐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疗愈。同时也劝他没事要多跟老人讲话,家人的陪伴是最好的心理支持。”

与此同时,陈楠对居家隔离的人群也给出了她的建议。非典时期,台湾“心理健康行动联盟”编写的《SARS安心手册》(2)非常适用于调适自身的心理状态,例如:罗列一些能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做成“To do”清单来逐步实行;每天接收新闻信息的时长控制在1小时以内,避免信息过载,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那天,陈楠给我说,1月底,陈楠的父亲阳台边上,常听见其他居民在集体合唱。仔细一听,是《我和我的祖国》。

当父亲听到那句“一刻也不能分割”,霎时就忍不住,眼睛一下变花了,泪水为他洗了把脸。如果不是母亲怕他被感染,拼命阻拦,父亲实在想加入到“阳台大合唱”的队伍里,把封城隔离后的惊恐和憋闷,痛快地宣泄出来。

“老特变得好感性。”陈楠笑着和母亲调侃,把母亲逗笑了。可电话这一头,陈楠自己的眼睛也泛起了泪花。

后记

“有一次在咨询的尾声,一位咨询者告诉我,居家隔离的几天,在电视屏幕里看到的每个人,他都想去拥抱。”

陈楠说,这句话对她的触动很大。心理援助就是修通情感的断桥,帮助对方挣脱出心理危机的黑色漩涡。

那些看不见光的幽暗时刻,人们不再是“抑郁和哀悼”,于彼此的扶助中擦出温热的火光。时至今日,陈楠依然有着执念:总有一天她会回家,和亲人们拥抱、“过早”。

受访者为化名

编者注

(1)世界卫生组织,2013年,《现场工作心理急救指南》

(2)简单心理,2020年1月22日,《肺炎恐慌下,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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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01丨为了能去支援武汉,护士妻子取消了我们的婚礼

连载02丨风暴眼中武汉人:我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

连载03丨在被封住的村子里,我们就这样过完了年

连载04丨在疫情面前,小镇上的每个人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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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沈燕妮

题图: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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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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