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破天惊!湖广总督的危机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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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逆北、喵大大

01 石破天惊的弹劾案

公元1893年3月,对于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来说,注定是相当难熬的一个月。

因为就在这个月12号,京师大理寺卿徐致祥上书弹劾张之洞的折子,送到了光绪皇帝面前。

在大清,弹劾一名封疆大吏是算不得稀罕事。像都察院这种机构,“专掌风宪,以整顿纲纪为职。凡政事得失、官方邪正,有关于国计民生之大利害者,皆得言之。”

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只要你做的事有害于国计民生,都能被弹劾。

有意思的是,这次站出来弹劾张之洞的人的身份是“大理寺卿”,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院长,正三品,一名省部级高官站出来弹劾另一名省部级高官,朝野震动,张之洞的官场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徐致祥弹劾张之洞的内容,主要四个方面:

1、怠慢政务,经常不听下属汇报工作,胡乱安排工作;

2、重要恶吏,点名批评一些昏庸钻营的官员名字;

3、滥耗钱财,以办理铁路、铁厂、开矿为名,到处勒捐;

4、架设湖南电报线引起民愤。

对于爱面子的张香帅来说,这些指责有针对他自己做事风格的,有针对用人导向的,也有批评他搞大项目、大工程、乱收费的。这些事儿他可不愿过多披露,而现在,不但包括自己旧时好友在内的官员们议论纷纷,就连皇帝本人都直接表达了对自己的怀疑与不满。

徐致祥这次敢拍砖张之洞,必定有一定的“舆论基础”。

如果说怠慢政务、重用恶劣这两顶帽子是“普适性的”,那么在兴办实业上耗资巨大而收效甚微,就绝对是戳中了张之洞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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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野上下,张之洞在实业方面不计成本的“屠财”行为,早已经是名声远扬了。就连后来的《清史稿》评价他“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就是说,他喜欢上马大项目大工程,但是往往虎头蛇尾,效益不佳。

以张之洞创办的最著名的汉阳铁厂为例,该厂共花去资金六百余万两,按建厂之初的计划,预计可以年产铁六万吨;张之洞在给李鸿章的信函中就说:“每年可出铁三万数千吨,以之炼钢,可得三万吨。”然而直到1896年11月停产为止,汉阳铁厂实际只生产出生铁5660吨,熟铁110吨,钢料1400吨,铁拉成钢条板1700吨。除了数量可怜,产品的品质也够资格上三一五晚会。铁厂运营中选址欠妥、技术长期滞后、管理有缺陷等问题多了,路透社都知道。

但你以为搞大项目、大工程、多花点钱就是大罪过了?

图样图森破。张之洞和幕僚交谈时,也曾坦言自己办铁厂、架设电报线等为开风气,而非牟利。说白了,人家是响应国家的号召,走在时代的前列,主动出工出力做试验。敢闯就要付出代价嘛,张之洞搞大项目成功了造福国家,失败了权当积累宝贵经验,他何罪之有。

况且,张之洞说的很明白,我不贪!只要搞工程项目的经费不往自己兜里塞,你告我去啊?

翻一番张之洞的履历其实很清楚,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一直到光绪六年(1880 年)才外放担任山西巡抚,也就是说张之洞作为一名笔杆子长期在中央部委任职,没有地方任职的经验。

人家李鸿章当年40多岁的时候,已经是直隶总督、封疆大吏了,而张之洞43岁时,还只是一个翰林院侍读的闲职。他能够混迹官场,说白了就是靠他的理学文化修养,但会写文章的人多了,大清朝的科举考试录用的官员,哪个人不会写文章?

作为一个笔杆子出身的官员,他更擅长的是舞文弄墨、揣摩上意,表态拍胸脯,真要真刀真枪去干事业,未必比他天天骂得李鸿章等洋务派好多少。

02 光绪帝的难题

徐致祥敢在此时站出来弹劾张之洞,按照官场的游戏规则,绝对不是一个人心血来潮,正义感爆棚,他的背后一定是一群人,而且必定有地位相当高的大佬对张之洞心生不满。

身为皇帝的光绪心里清楚。

攻击张之洞的几条意见虚虚实实,有攻击个人作风问题的,也有攻击经济问题的,更有攻击他引发群体事件的。

张之洞没在基层干过,当领导脾气很大。自己不按时上下班,有时候几天不睡觉,有时候几个月不洗头不理发,有时候兴致来了半夜点外卖,动不动就要给差评,杖责下人……

诸如此类的作风问题很多,社会上多有流传。

这些其实在没事儿的时候都不算个什么事儿。杜月笙还说,人无癖好不能深交,张之洞这么多的臭毛病,反倒显得接地气,不是那种一本正经又一肚子坏水的人。

徐致祥真正致命的攻击还在于张之洞大搞工程项目,开矿办厂,耗费巨大,觉得张之洞一定有经济问题,要求朝廷对张之洞进行查办。

光绪皇帝接到这个折子也是心烦,张之洞毕竟是封疆大吏,朝廷里一伙儿人要借着皇帝之手收拾张之洞,他也觉得不好办。张之洞毕竟是混迹官场多年的人物,早年得到慈禧太后赏识,在京城中是清流党的领袖,到了地方又任职两广总督、湖广总督这样的要缺,还积极参与近代化的改革,怎么看都是朝廷倚重的股肱之臣,这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撸官”的。

张之洞是谁的人?朝野都知道,张之洞真正的“导师”是慈禧太后。

当年张之洞参加殿试,阅卷大臣认为他的对策才气逼人,有点出格,判为三甲之末。户部尚书宝鋆独赏此才,将他提置二甲之首。到了慈禧那里,大笔一勾,将第三、第四名对调,二甲之首的张之洞跃入一甲,成为探花。

慈禧太后这一笔,直接为张之洞推开了封侯拜相的大门。张之洞也心知肚明自己是“太后”的人,从此对于慈禧太后感恩戴德,关键时刻总是站在“后党”一边。

光绪帝敢轻易处置张之洞吗?万一处置不好,张之洞能掀起什么风浪谁到不好说。

这案子既不能交给徐致祥手里去办,也不能交给张之洞关系匪浅的李之藻、张之万等“清流党”大佬去办。思虑再三,光绪皇帝做了一个特别有水平的决定,把徐弹劾张之洞的奏折分抄给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瀚章,让同样段位的两个封疆大吏去查张之洞的案子,刘坤一着重查张在湖广任上的事情,李瀚章着重查张在两广任上的事情。

张之洞处于三面围攻的境地,湖广总督的至暗时刻来了。

03 刘坤一的决定

光绪皇帝把张之洞的命运交到了刘坤一、李瀚章手里,同朝为官,他们到底会如何办这个案子?

他自己陈述对这件事的原则,光绪皇帝让他查张之洞,身为两江总督的刘坤一毕竟是个“一把手”,军政大事系于一身,肯定没工夫亲自到武汉去调查张之洞。他只能派手底下的人作为代表,到湖北一趟,一来了解下基本情况,二来也算对朝廷布置的工作有个交代。

刘坤一给派去调查张之洞的下属定了个原则“公事只问是非”,具体的工程细节、经费花销不是他应该管的范畴,说白了只要张之洞面上情况过得去,刘坤一没打算为难他。

政敌攻击张之洞主要是好搞大工程、大项目、花销无度,搞项目本来就是为了出政绩,试问哪个封疆大吏不希望出成绩?哪个地方大员不去搞项目。如果人人揪着这点来兴师问罪,保不齐刘坤一自己也会被人扣帽子。

所以,刘坤一对此时的张之洞更多的是同朝为官,心心相惜:

煤、铁为中国开自有之利,立自强之基,无论如何,总应当办。香帅勇于任事,力为其难,若再从而苛求,实足寒任事者之心,以后国家事谁肯耽承?

张之洞搞的矿厂、钢铁厂对国计民生意义重大,幸亏有张之洞这样有担当的好官力排众议做事,如果再给他穿小鞋、打小报告,这无疑伤了勇于任事的干部的心,以后谁还愿意挺身而出搞改革?

两江总督的讲话水平就是高,把张之洞贪污腐败、渎职乱作为的问题,话锋一转变成了官场小人给勇于任事的好干部穿小鞋的问题,这个反转在情在理,不仅直指官场积弊,还给张之洞“高亮”显示了。

刘坤一私下对张之洞的心腹透露,他对朝廷的回复,“只就大处落墨”“若专就一事一物分析辨别,转授人以指摘之端。”看看,毕竟是混在官场最高层的人,连帮张之洞“过关”的策略都想好了,隔着纸张都能感觉到刘坤一在拍胸脯,“决不令香帅有为难处。”

于是,本来光绪皇帝是要刘坤一查办张之洞的,结果刘坤一处处体谅张之洞的为难之处,同为地方大员,处处维护张之洞,替张之洞遮风挡雨。

你说刘坤一在徇私枉法吧,他讲的也确实句句在理。为官一方要做事、要改革,肯定要得罪利益集团,揪住一些小问题大做文章,搞工程到底是为了自己出政绩,还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都可以说道说道。

张之洞至少不是个庸官,不是坐在湖广总督的位置上,天天开会、签字、念稿、出席活动,他确实是想有所作为。

但皇帝交代的案件总要有个结果,朝廷里一帮人铆足了劲儿要打倒张之洞,如果查办的结果是张之洞一点问题都没有,幕后那帮人面子上也挂不住。

张之洞同意承认自己在用人方面不察,但是把罪责一股脑推到下属赵凤昌头上。赵在当时尚属无名小卒,又有谁会去多关注他的升降?而赵替领导承担罪责,因此反而备受香帅器重,调离湖北,另有重用。(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就是在赵凤昌的撮合下达成的。)

04 张之洞

于是,整个事件有了戏剧化的反转。

本来徐致祥一伙人是要以“贪慕虚荣,大搞面子工程”的名义来攻击张之洞的,而经过有关部门的一番调查之后,张之洞只是在用人上有小瑕疵,而更加巩固了他作为改革先锋、洋务运动支柱之一的形象。

张之洞难道真的没有什么问题?这事还真不好说

▲影视剧中的张之洞

梁启超跟张之洞有过节,维新变法之前两人走得很近,但当慈禧太后表明态度后,张之洞成了坚定的反对“戊戌变法”的一派。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点评清末从洋务到新政的诸位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和袁世凯,这些人都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心人物,绝非流俗之辈。

其中,梁启超比较李鸿章与张之洞:“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张之洞也,但张何以能望李之肩背!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李鸿章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张之洞好名,故常趋巧利。张之洞虚骄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有常识有大肚量,相去何止云霄也!”

说来说去,梁启超也只是骂张之洞太好名了。

但李鸿章在世的时候,一门显贵(推荐一篇文章:丨李鸿章如何编织一张通天关系网?),而张之洞家族有什么呢?

张之洞的幕僚、晚清名士辜鸿铭曾说张之洞“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清史稿》本传记载:“张之洞任疆吏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

张之洞在督鄂的18年里,视武汉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大力施展湖北新政,后来居上,将原本落后的武汉打造成仅次于上海的洋务重镇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枪炮其质量与数量都在上海、天津之上。

辛亥革命能在武汉爆发,乃至武汉在今时今日的地位,都与张之洞前期打下的基础有着莫大的关系。

近代史学者茅海建先生给了张之洞一个很有意思的评价,“张之洞不是那个时代最具实力的政治家,但又是最有远见的政治家。”

湖北需要的不是官,而是心怀天下的政治家。

参考文献:

1、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上海古籍出版社

2、雪珥《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4、李礼《求变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5、许纪霖《安身立命》,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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