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官戒”为例,聊聊唐朝对官员和吏治的柔性管理之得失

subtitle 笑语千年02-13 14:04

前言

唐代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和官僚体制的成熟期,官僚队伍庞大,统治机构日趋复杂,对官员的管理成为唐朝统治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唐代不仅建立了以科举取士的选官制度,还对官员的考核、升降、监察有着一系列完善的管理制度。为了“以法警戒群吏,令修职事”,皇帝还经常发布“官戒”以及“官箴”对各级官员进行警敕或者戒励,目的也是督促官员廉洁自律,恪尽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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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在古代是一种君主自我警戒的文体,后来才发展成用于君臣、父子之间的一种戒励形式。它分为“官戒”和“家戒”两种,前者是君主对百官的戒敕,后者是父亲对儿子的戒励。“官戒”就是封建社会皇帝对各级官吏为政的道德和行为的警敕和戒励。它与“官箴”的区别就是前者通过皇帝颁布的警敕,主动的向官员提出警示,防止官员违法行为的发生,重点在“警”;而后者主要是要求官员提升自我修养和约束,重点在“劝”。

一、“官戒”的起源和发展

“官戒”是伴随国家和官吏的产生而产生的。自从国家出现后,产生了一批管理国家和人民的官吏,随之也产生了如何对这些官吏进行管理的问题。对统治者来说,绝不希望看到官员出问题被处理,而是希望通过赏与罚的手段,以及日常不时的警敕和诫励,去规范官员的行为,防患于未然。这就是“官戒”产生的历史背景。

历史上最早的“官戒”是周代的“四方戒”。它由短短四句话组成,内容是:“各修乎乃事,考乃职事。无敢不敬戒,国有大刑”。虽然过去了三千年,但我们仍然能从这短短十八个字中,看到当时统治者勉励官员们恪职奉公的拳拳之心,并以“国有大刑”四个字对官员进行警诫。

秦始皇

秦朝统一六国,建立了专制主义的封建中央集权体制,形成了以皇帝为中心的官僚统治体系。皇帝对国家和人民的管理,是通过一级级官员去实现的,皇帝希望各级官员都能廉洁奉公,去执行朝廷的政令,因此时不时对官员进行警示和训诫,是非常必要的。秦始皇就委托丞相李斯颁布过一篇《为吏之道》,虽然具体内容已经失传,但是从诏书的名字可以看出,这是一篇劝诫官员做好官、办好事的诏令,对官员的品德提出的具体要求。

到了汉朝,这种警诫官员的戒书与策书、制书、诏书一起,成为汉代皇帝颁布的四种文书之一,具有了法律上的效力。汉武帝时太尉杨仆带兵出征,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不听武帝的战略安排,汉武帝便发了一道“戒书”给杨仆,内容是“令之不从,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间,可得信乎?”,希望他能服从命令,按照事先制定的战略部署进兵。这道戒书并不是治杨仆的罪,而是对他的行为进行劝勉,希望他引以为戒。这种方式,可以使在外的将领更加容易接受,也会让他们体会到皇帝对自己的殷殷期望,从而受到激励,收到良好的效果。

秦汉时的官员

从汉至隋的八百年间,“官戒”一直是皇帝诏令文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收效很好的治吏措施。正如《文心雕龙》所云:“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到了唐代,“官戒”的范围越来越广,成为皇帝御下的一种重要方式。

二、唐代官戒的内容

唐代官戒对官吏进行的警敕和戒励,内容丰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官吏为政道德,也就是官德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对官员在行政活动中一些不恰当的行为进行警敕和戒励。

武则天

武则天的《臣轨》是唐朝一道著名的官戒。它由序文、正文和论三部分组成,包括了同体、至忠、守道、公正、匡谏、诚信、廉洁、慎密、良将、利人十个部分,几乎涵盖了臣子行为的方方面面。《臣轨》与唐太宗的《帝范》齐名,分别是唐朝对臣子和皇帝行为的约束。《臣轨》以儒家传统道德观念为基础,论述为臣者正心、诚意、爱国、忠君之道,武则天希望这道诏令能成为臣子的座右铭,成为士人学业的读本,永远维持大唐的封建统治万年不倒。

一般来说,皇帝颁而的“官戒”内容以要求臣子们忠君爱民,为官公正为主。要求臣子“事君以忠正为基”,不去刻意迎合君主,不因功求赏,不因劳望报,知无不为,“务有益于国,务有益于人”。要求臣子慈惠百姓,除末作,兴农功,劝导百姓重农务农,发展生产。要求做官者“忍所私而行大义,理官事而不营私家”,做到清正廉洁,公正无私。

有些官戒对臣子的个人品行也提出了要求和期望。比如唐玄宗的《令长新戒》就要求为断者“理官莫若平,临财莫若廉,不求非其有”,并例举了历史上一些名臣的例子,鼓励官员们保持清正廉洁的品行,不谋私,不枉法,“修身正行”,并用非常直白的语气告诉官员们,只要你们“终生无过”,便可以一生一世“享其荣禄”。谆谆教导之心,溢于纸外。

李世民

也有一些官戒是针对某一类现象而发布的。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重视纳谏的皇帝,他特别希望臣子能针对他为政的得失,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但是并不是每一个臣子都像魏征那样敢于直谏,很多新提拔上来或者新进入官场的官员进谏不积极,所以唐太宗在贞观二十年向这类大臣下过一道特殊的“官戒”。在这道官戒中,李世民告诉这些大臣,“谏者,所以匡君于正也”,“扶危之道,莫过于谏。是以国之将兴,贵在谏臣;家之将兴,贵在谏子”,告诉这些人,“君有过而不谏者,忠臣不忍为也”。

三、唐代官戒大量出现的原因

唐朝是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拥有着封建社会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许多封建社会的典章制度也是在唐朝开始完善,并被后世所沿用的。

唐代的政治制度将政府机构按职能分工加以调整,形成了一套政务处理的制度,建立了健全的官僚体系,也制定了相对完善的封建法律。有了这些法律和制度,才能让唐朝形成了较完整的官吏管理办法,保证王朝的正常运转。

唐朝官吏

但是法律并不能将触角延伸到官员的品行的监管上。比如官员的忠诚度,影响官员施政的官员间的矛盾,官员的私心之类,就不是法律能够发挥效力的“死角”。还有一些官员施政中的不良现象,没有达到触犯法律的高度,也没有必要通过法律加以处罚。所以面对这些问题,唐朝的统治者就发挥了“官戒”这个武器的长处,通过“官戒”的形式来调整和补充法律法规以及制度的不足,对出现的具体问题加以针对性的警敕和诫励,来进行官员的管理,达到规范官员行为,预防官员犯罪的目的。

唐朝的法律有四种形式,分别是律、令、格、式。其中的 “律”,是针对犯罪的;“令”是一种国家制度,“格”是百官有司的常行之事;“式”是百官常守之法。官员因贪污、擅权等行为触犯了法律,通用“律”来处罚。而“官戒”是一种针对官员行为进行规范的“格”,可以现实情况和需要随时调整,随时颁布,有着相当大的灵活性和针对性。

唐朝以儒家思想治国,重视道德的建设和道德的作用。“以德治国”是唐朝治国之本,时不时对官员进行道德上的劝诫和教化,可以保证官员对皇帝的忠诚,保证官员队伍的清廉,预防官员违法,是一种柔性的约束,也是体现“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司法思想。

唐朝这种“以德治国”的思想,来源于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所以《唐律疏议》明确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写进法律,认为刑和罚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还是预防。

唐朝中前期,君臣之间的关系总体还是比较融洽的。李世民就多次于手下大臣讨论过隋朝亡国的原因,将大臣“惟行谄佞,苟求悦誉”,一味不指出皇帝之失,只会拍皇帝马屁当做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李世民对大臣们说,我要时时勉励你们,让你们恪尽职守,实现君臣互戒。这是封建社会所追求的理想君臣关系,是唐朝制定大量官戒的基础。

四、官戒对大唐吏治的作用

唐代官戒由皇帝亲自撰写或以皇帝诏敕形制颁布,这种形制使得“官戒”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官戒”成为大唐有效管理和控制官僚队伍,保持他们的高效廉洁,保证王朝的正常运转的重要武器。

唐朝首先在官员选拔上对官员的道德修养进行了规定,将官员的“德”放在“才”之上。在科举考试时,将儒家的“身、言、书、判”同时做为考试的科目,倡导士子们在做官前学习好孔孟的德行之道。在每年对官员的考评上,将“上善”分成四个等级,分别是“德义有闻”、“清慎明着”、“公平可称”、“恪勤匪懈”。

每一位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新官员,在赴任前都会得到皇帝的接见,而皇帝通常都会在这次接见中,将《官戒》发到他们手里,要求他们按照上面的要求,履行自己的使命。唐玄宗曾在这种接见中说过:“卿等每还之时,朕亦常有其诫”,他还制定了《令长新戒》以赐天下的“令长”,也就是那些县令们,并下诏说:“古先哲王,不闻好货;垂以明戒,无易纪律”。

唐文宗时,张贾为刺史,施政得体,但张贾有赌博的不良爱好,虽然并没有触犯法律,但是唐文宗还是亲自召见张贾,要求他加以改正。张贾辩解道:“臣公事之余,聊与宾客为戏,非有所防也”,文宗因此写下九个字的“官戒”送给张贾,内容是:“岂谓好之而不防事哉!”此后,张贾果然改掉了赌博的毛病,成为一代名臣。

就是对待一些功勋卓著的大臣,唐朝统治者也希望他们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要骄傲自满,经常也会在赏赐他们的同时,向他们颁发“官戒”,要他们戒骄戒躁,继续保持良好的作风。武则天就曾在多次奖赏有功之臣时,将“官戒”绣在赏赐官员的锦袍上,其内容多以“德政惟明,职充思平。清慎忠勤,荣进躬亲”或者“廉正躬奉,谦感忠勇”之类诫勉之辞,在肯定他们清正廉明和忠君勤政的同时,又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官戒在治吏中的作用

吏治建设是封建社会政治建设中的大事,一个王朝吏治的好坏,不仅反映这个王朝的政治状况,更影响到政治的稳定。凡是吏治清明的时期,王朝就充满活力;凡时吏治败坏之时,往往政治黑暗,社会动乱。所以吏治与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安宁和王朝的兴亡,有着极为重要的联系。

人是有欲望的动物。特别是封建社会的官僚们,往往不将百姓的民生放在心上,追求奢侈淫靡的生活。唐朝前期的君主,基本上都能做到以身作则,提倡节俭,对官员的要求也是节俭为主,杜绝奢华之风。所以在皇帝的以身作则和不断的“官戒”之下,官风总体比较清廉,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这样的清明之治。

唐太宗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朝承平日久,一些问题就相继出现。这时很多官员因循守旧,尸位素餐,纲纪也逐渐败坏,一些官场上的弊习也越来越多。唐玄宗前期的开元年间,注重吏治,经常以官戒训诫官员;但是天宝之后,唐玄宗本人骄奢淫逸,重用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吏治极为败坏,终于引发了“安史之乱”,使得大唐由盛转衰。

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唐肃宗、宣宗、文宗等皇帝都比较重视吏治建设,唐文宗更是对全国的刺史和县令发布了“官戒”,要求他们“无嗜博,无饮酒”;唐文宗也要求官员们“事有非便,文有不该,即当厘革”,对长期存在官员中的赌博、嗜酒和浮夸冗文等不良现象进行了劝诫,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只是此时唐朝国力已衰,已不能扭转整个局势了。

唐玄宗

以“安史之乱”为界,唐代官戒的发布呈现前密后疏、前多后少的态势。前期唐朝拥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较为清明稳定,皇帝们也能励精图治,重视吏治,注重加强对官吏的管理,经常针对官员中的不良现象进行警敕和戒励,保证了前期吏治的清明;但是唐朝中后期之后,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割据,宦官弄权,党争不断,政治一片混乱,王朝陷入内交外困之中。虽然唐朝中期的几位皇帝也发布过“官戒”。但是在积弊已成,政治环境恶化的情况下,效果并不显著。

六、官戒对后世的影响

唐代之后,五代和宋基本继承了唐朝的制度,包括治吏的“官戒”做法,也成为这些时代皇帝们诫励大臣的一种常用手段。

特别是宋代,形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封建王朝,继承了唐代的皇帝诏令制度,并将唐朝的“官戒”由“格”升格为“诏书”,提高了“官戒”的等级。

宋代官戒主要针对官员中的畏难规避现象、官员将私人矛盾带到公务中的现象、官员不负责任以及官员懒政怠政的现象。宋朝的《诫饬》中多次记录了皇帝们针对这些现象发布的诏书,上面明确写着“自是有此类,达朕听闻,当遣推穷,严加谴斥,屏诸以远,以戒饶浮”。

宋朝对官员极好,官员的待遇是历史最好的。所以皇帝们经常会以口头形式对大臣进行劝诫,也算是给大臣们保留颜面。宋代将军出征前,皇帝往往会告之他们“勿以左右小辈妄裁政事,须与宾佐官吏商量。朕赏罚无私,汝宜听之”,为这些出征的将领们打上一针预防针。

吏治建设对于任何朝代来说,都是一项庞大而系统的工程,也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唐代建立了完整的政治体系和官僚制度,也有着齐全的法律,但是这些制度中也存在一些局限。特别是对人的管理上,不可能以法律去规定人的方方面面,所以在“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环境下,通过“官戒”,对官员进行预防和规范,是对官僚管理体系的一种有效补充。

相比于刚性的法律,“官戒”是一种柔性的警戒和规范,有着灵活、针对性强的特点。这种柔性,使得它在执行过程中,往往效果超过法律,能更好的被官员遵循。

“官戒”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的吏治思想和经验,到今天也还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能为今天的官员管理制度提供经验。今天的官员诫勉谈话,就是某种意义上的现代“官戒”。这种古老的制度,到今天仍然在发挥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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