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温州人要跑去武汉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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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为什么是除湖北外的第二大疫情重灾区?原因就隐藏在浙江和湖北的经济联系中。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湖北的情况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

而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距离湖北千里之外的浙江,却成了中国的第二大疫情重灾区。

截止至2月3日24时,浙江省共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29例。其中,温州以340例确诊病例,居浙江首位,遥遥领先于省会城市杭州的132例,甚至还超过了湖北的一些地级市。

和温州相邻的台州,情况也比较严峻,确诊病例数多达115例,几乎都要赶上杭州。

浙江人民,尤其是温州人民,突然间和湖北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这是为什么?

其实,如今的疫情地图,大致反映的是经济联系地图。

浙江人,尤其是温州人,早就和湖北武汉,早就和全国、全世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温州人跑遍武汉,跑遍全世界

浙江温州,原本就是一个人口基数很大的城市。

2018年,温州的常住人口是925万人,是浙江省内第二大人口城市。925万人,放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可能都是远超首都人口的量级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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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6日,浙江温州,五马步行街。这个城市的常住人口接近千万

当然,这次温州受疫情影响这么大,也和温州商人遍天下有关。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在外的温州人以在上海的最多,超过12万人;江苏和广东次之,均为11万多人;在湖北的温州人则有3.24万,占比3%,在浙江以外省份中排第九[2]。

现在的数据相比当初应该有所发展。

2013年底的统计数据显示,上海约有50万浙江商人,浙商在上海的企业规模和总投资在各省市、自治区排第一[3]。

北京丰台区,有一个著名的浙江村,大部分是浙江移民,主要是温州移民。但温州人绝不是只往最大的城市北上广深扩散,他们的眼界要更为开阔。

人类学家项飚在《跨越边界的社区》中说,通常认为人们可能更爱往更远、更大的城市去,但温州人不是。

最早温州人去北京的最多,第二是上海。但80年代后期开始,温州人开始探索更多的城市,就像你在玩《帝国时代》不断揭开战争迷雾一样。

据估计,在1988年春节,温州人去得第二多的城市是武汉[4]。

2019年3月20日,湖北武汉,汉正街街景,也是部分温州人曾经待过的区域。这里最近几年经历过了一场改造

这次温州副市长在浙江省新闻发布会上的通报,温州在武汉经商、就学、务工的人有18万人。

温州人不仅在国内“开疆扩土”,他们还放眼全球。

海内外的很多大小城市也都聚集着温州人。温州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300多个海外温籍侨团[5]。

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生活着1万多温州华人,从事皮具业;在佛罗伦萨附近总人口仅超过19万的小城普拉托,有数千温州人[6]。

意大利佛罗伦萨,居住着一群温州人

2011年,包括港澳的在外温州人有233.54万人,占温州户籍人口的30%[2]。

温州人为什么要去武汉

所以,温州人为什么要到处跑呢?

一种究其历史地理根源的解释是:温州80%的土地被山、岛、河覆盖,耕读面积少而人口密度很高,在此矛盾下,温州人很早就开始外出做生意[7]。

浙江温州雁荡山风景区。此处风景确实是绝美的

但这不足以解释温州人强烈的外出意愿,也不足以解释人往高处走,为什么温州人却是往“低”处走,四处扩散。

1997年,人类学家项飚和他“浙江村”的朋友一起去成都。可是接待他们的温州朋友,准备把成都所有摊位都退掉。

项飚得到的解释是:

“你不晓得,越是小地方,生意越好做。在成都竞争很激烈。我去了涪陵,挂名牌专卖店的牌子……”

温州人不去北京、上海,反而转攻武汉、重庆,甚至是跑到更小的地级市,就是因为避免竞争。竞争越激烈,他们就会寻求新目标,向武汉、成都进军[4]。

温州商人在武汉打拼的地界,也曾一度变迁。

东汉正街市场一带曾是老汉口的商业中心,附近的清芬路、大兴路等都活跃着温商。

电影《万箭穿心》的故事背景就是发生在湖北武汉的汉正街一带 / 豆瓣

1992年,清芬路渐渐成为温商的“地盘”,以鞋子和五金批发闻名。后来成为武汉市温州商会荣誉会长的罗云远,也曾在那里租过门面,批发产自温州龙湾的五金[8]。

有感于清芬路狭窄,鞋业商人黄如进(后成为蜘蛛王鞋业武汉总代理)看中了大兴路一家厂房,改建成大兴路鞋类批发市场[9]。

而罗云远发家致富后,创办华中五金城,大量商户入驻,后来华中五金城一度成为华中最大的五金市场。

2018年7月1日,武汉江岸区天津路22号德林公寓。汉口保留了大量民国时期的建筑,图片为老汉口的典型景观

而汉正街本身则是汉口最古老的街道,并且早在80年代就成为武汉的小商品市场。

由于数次火灾,汉正街、清芬路等地段改造,原来的很多商铺搬迁到汉口北[10]。但汉正街依然是重要商圈。

汉口北成为新的小商品集散地,建成伊始,有来自广东、成都的商户入驻,也有义乌的小商品团、海宁的皮草、台州的灯具[10]。依然不乏浙江商人的身影。

这种传统延续,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在外的温州人站稳了脚步,拥有了自己的用户、采购与销售网。温州人从千山万水到处乱跑,变成了坐镇地方开拓市场[4]。

电影《浮城谜事》开头拍摄的武汉典型景观,武汉是一座非常具有故事性的城市 / 电影截图

也就是说,温州人从“游商”变成了“坐商”[4]。

依靠家人、朋友和老乡建立起来的社交商贸网络[7],给温州当地带来了好处:商品流通变得更迅速。

社会学家费孝通,也注意到温州桥头镇商品无滞销现象。靠着流动在外的销售,温州形成了”以商带工“的温州模式,即商品流通带动了工业发展[11]。

流通网络能带动多种多样的产品生产。虽然生产的可能是偏轻工业的“小商品”,但这些小商品种类繁多,并且市场广阔。费孝通说温州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11]。

温州除了自己人在湖北,也有湖北人在温州务工 / 新闻截图

尽管皮革厂倒闭的新闻曾传满十八线小县城,温州人的鞋子也非常出名,但温州人并不局限于皮鞋业。

温州下辖桥头镇的纽扣、打火机远销欧洲等都曾名闻一时。温州的瓯海有眼镜小镇,产品大量销往国外[12]。

温州人从事的行业多样,以纺织、服饰、皮革皮鞋、纸和印刷,消费品生产等出名[7]。

这一特征也可以追溯至温州发展早期。温州小贩从事的行业就多样,石雕,竹编,绒毛,桶箍,裁缝,美发,烹饪等工作的各种工匠养活家人[13]。

对于温州人来说,“三个温州人合伙,就可以办一个工厂”。

温州人,浙江的缩影

温州人做生意,和其他省份的人是有不少区别的。

比如浙江温州旁边的江苏。社会学家费孝通将苏南的发展称为”苏南模式“。苏南企业在发展的一开始就更富集体色彩,而温州家族企业更多[15]。

到了1990年代,江苏对外开放后外资经济激起;而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蓬勃,依然鲜明地靠民营经济驱动[16]。

浙商及温州人的民营经济特征是:生意更依赖于家族、宗族网络之上。哪里有温州人的足迹,哪里就有他们的生意[13]。

为了生意,温州人也必须各处跑[13]。

温州人其实有很多浙江人的特点,当然也有不同之处。

浙江宁波民营经济同样发达,只不过比较专注于少数行业;以及宁波商人要比温州人更爱在海外做生意[7,17]。

宁波大学,1986年由出生在浙江宁波的世界船王包玉刚捐资创立 / 宁波大学 官网

义乌则与温州高度类似:市场渠道的打通与生产,相互促进。义乌生产、销售和出口商品到200个国家。

义乌的无缝内衣供应国内市场的80%,世界市场的20%;一家拉链工厂三天时间生产的拉链可以环绕地球数圈[18]。

2019年12月11日,浙江金华,客商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选购各种喜庆装饰品

温州邻居台州也有许多在外商人。台州副市长说,在武汉汉正街经商的台州人有2650余人;春节前后从湖北返回台州的人数超过2.7万。

此外,在产业集群上浙江各地有所差异。绍兴有轻纺城,海宁(嘉兴下辖)有皮革城,永康(金华下辖)有五金硬件产业集群。

如此来看,温州就是浙江民营经济的缩影。

2016年10月1日,浙江,温州古老水乡,梧田老街风韵。温州不知道养育了多少生意人

温州民营经济发达,在外温商很多,这一点成立;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在外浙商人数众多,这也成立。

超过750万浙江商人在浙江省以外其他省份及海外创造着GDP,他们创造的GDP总量相当于一个浙江省的总和[3]。

或许正是这种情形,让湖北与浙江之间有更多客流往来。

当然,除了独特的经济模式,其他因素也使得浙江与湖北之前还有诸多其他商贸外来。

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温州及其他地区的交通物流发展。

浙江拥有宁波-舟山港、温州港、台州港、嘉兴港等海港,服务的腹地包括安徽、湖北、湖南和上海,湖北在其列[19, 20]。

杭州、宁波和温州均有国际机场,还有义乌、台州、舟山和衢州等分支机场。2011年,浙江省民航旅客吞吐量3005万人次,货物吞吐量42万吨,位居全国第五。

当然,经济发展到现在,地域间的联系绝对不是单向的。

湖北生产的水电、火电(煤矿运输自山西、内蒙古等)也回输往东部的上海、浙江和江苏[22]。

此外,还有武汉有大量的学生,毕业之后流向珠三角、长三角,杭州、宁波、温州自然在其列。

2011年6月20日,武汉东湖凌波门,一群毕业生在天然游泳池拍照。这个城市每年给长三角输送无数人才

商贸的往来利于经济发展,只是疫情期需要多加小心。正如同我们共同的敌人不是武汉人,而是病毒;温州人、台州人还有其他浙江人,也只是这场疫情无辜的受害者罢了。

不要忘了平等,不要忘了越是在困难面前,我们越是需要需要互相尊敬和关爱的人类共同体。

参考文献

[1]世界人口大全. (2018). 浙江人口

[2]浙江省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会编.(2013).浙江区域发展研究报告.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3]Xu J. Pursuing Open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ing a New System of an Open Economy[M]//Chinese Dream and Practice in Zhejiang–Economy. Springer, Singapore, 2019: 147-176.

[4]项飚著.(2000). 跨越边界的社区 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5]鲁丹萍. (2016). 温州海外仓建设现状及发展对策. 企业经济(6), 160-163.

[6] Johanson, G. , Beghelli, F. , & Fladrich, A. . (2017). Smartphones and Outsidership in Prato’s Small Business Community. Native and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7] Hua, X. , & Chen, Y. .(2015).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financing mechanisms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ingbo and wenzhou entrepreneurs.

[8]任学明主编.(2011).不一样的温州人 揭秘温州人的创富秘密.北京:金城出版社.

[9]王溥.(2014)创富密码1从草根到企业家的创富人生.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

[10]李栋,郑明桥(2012).汉口的复活.武汉:武汉出版社.

[11]费孝通. (2010).中国城镇化道路.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2]原勇. (2018). 眼镜行业打响质量提升之战. 中国眼镜科技杂志(1).

[13] Qu, J. Fu, C.& Wen, X. (2018). Changes in labor relations in the dual-track system reform.

[14]Zi L. Spatial Regeneration of Regional Restructuring[M]//Online Urbanization. Springer, Singapore, 2019: 179-204.

[15]费孝通著.(2014).行行重行行.北京:群言出版社.

[16]Wang T. The strength of second-tier strategies under globaliz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anjing and Hangzhou as Burgeoning second-tier cities[J].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2015, 14(1-2): 42-70.

[17]张一力, 陈翊, & 倪婧. (2012). 网络与集群:温州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机制分析. 浙江社会科学(01), 121-127+143+162.

[18]Rui H. Yiwu. (2018)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and contributing factors.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29(sup1): S14-S30.

[19]Li L. Logistics Development in Zhejiang Province[M]//Contemporary Logistics in China.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14: 65-83.

[20]Feng L, Yuan L. Evolutionary Spatial-Economic Distribution in Port Regions in China

[21]周欢怀. (2012). 海外华人企业探究——以佛罗伦萨的温商企业为例. 区域经济评论(9), 61-66.

[22]Flegg A T, Huang Y, Tohmo T.(2015) Using CHARM to adjust for cross-hauling: the case of the Province of Hubei, China. Economic Systems Research, 27(3):

作者:言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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